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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1 卷 第 4 期 2011 年 12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1( 4)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http: / /xbsk njau edu cn【学术动态】再谈包世臣的本末皆富说与庶为富基论周邦君( 广东商学院 政教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鸦片战争前后， 一些学者致力于实政之学， 并针对社会积弊提出改革方案， 构成经世思潮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1 108在当时的经世学者群体中， 包世臣( 17751855) 是上承顾炎武， 下开龚自珍、 魏
2、源， 旁及阳湖派诸子的一个重要人物。2 柳诒徵为包世臣说储 作跋语， 称其经世之学“照烁寰宇”3 200。嘉庆二十五年， 包世臣撰成庚辰杂著二 一文， 后来收入他的农书郡县农政 附录之中4 209 213。这篇文章思想丰富， 尤其是该文所提出的本末皆富说与庶为富基论， 最为论者所瞩目。不过， 既有的学术成果并未自觉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农业学术基础上， 甚至不经意地忘记了包世臣原文作为农书构成部分的基本事实， 因而在“农” 味和 “本” 色方面暴露出固有的缺陷。为弥补之， 现参酌有关资料， 予以再谈。一、 重农为本为了解包世臣的本末皆富说， 先要考察其重农思想。中国先民往往将农业称为本业， 而重农是
3、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 为历代学者所反复申论。包世臣 庚臣杂著二 引用儒家先圣之言， 表示赞同源远流长的重农思想。先秦时期， 帝尧曰 : “敬授民时”5 1。周 公 云 : “予 其 明 农” ， “知 稼 穑 之 艰难”5 143、 151。孟子言 : “民事不可缓也” ， 又云 : “后稷教民稼穑， 树艺五谷; 五谷熟而民人育”6 117、 125。在中国古典农业哲学观念中， 天时位居“三才” 系统的首要位置。农事与天时偕行， 而天时与民时合一。帝尧时代， 统治者发挥社会管理职能的一项基础工作， 就是恭敬地观察天象、 物候， 从而把握最优化的农作季节， 以指导农业实践。周公姬旦总结殷商王朝的
4、历史教训， 谆谆告诫周室统治者， 如果不能清楚地看到农业对于政治统治的重大价值， 如果不能切实体会农业生产活动的艰难困苦， 就不会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就会滑向奢侈享受、 放逸邪鄙的轨道， 导致世风日下、 国运衰败的恶果。包世臣进一步观察周代历史， 赞赏周文王的功绩。文王爱惜百姓， 视之为易受伤害的婴儿赤子。他颁布土地方面的规章制度， 教导百姓各守土地边界， 悉心从事农耕、 畜牧等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古代圣明的帝王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 将菽、 粟等粮食生产和供应作为最紧要、 最急切的问题来对待。从社会道德风气来看， 勤于农事的人民， 一般是追求仁义、 淳朴善良的。上古时期圣明的帝王管理国家事务
5、， 通常是细致入微的， 其中关键在于尽力抓好民食问题。这种认识大体符合马克思的论断 : “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7 715。包世臣考察发现， 山东一些地方在古代称为桑蚕业发达之乡， 而至清代嘉庆末期， 一般农民连蚕丝也不能真切地认识了; 另一些地方在古代的女红产品质量上乘， 名扬四海， 但到嘉庆末期， 很少有人善于操持针线活计。再者， 北方畿辅等地并非不能兴办农业， 但好几百年来， 该地区一直依赖于东南。其间所显露出来的弊端， 只要加以认真研究， 原本是比较清楚的。然而， 要改变上述不利的局面，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中国历史上， 重农说并不新鲜。但是， 以包世臣
6、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而言， 很多人在很多时候、 很多地方，并没有兑现重农政策。因此， 他不厌其烦地叨念农业， 并非出于眷恋古人成说的心理作用， 而是源于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要求。应当强调的是， 包世臣的重农思想， 除了概括性的论述以外， 尤其突出表现在他的农学专著郡县农政 ( 正编) 之中。这部农书排列在齐民四931术 之 农 部第一卷， 恰好位于庚辰杂著二 之前。绝大多数研究包世臣学术思想的学者， 仅仅片面摘引 郡县农政 序言中的部分话语进行逻辑推演式的阐述， 而有意无意地不顾书中那些最具实质性的技术内容。因此， 他们对包世臣重农思想的理解， 缺乏中国传统农学的基本技术知识保障， 容易流于泛泛而
7、谈的浅表层面。二、 工商不可缺前已表明， 包世臣坚持重农观点， 那么， 他对工商业是什么态度呢?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 工商业属于末业。包世臣不仅大力强调农业基础地位，也充分肯定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在写作 庚辰杂著二 之前， 他正确地指出 : “无农则无食， 无工则无用， 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 则人莫能生也。备器用者工， 给有无者商”3 133。饮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产生的第一大需要， 而农业的主体功能， 就是为之服务的。( 手) 工业的基本职能， 就是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器具，如农具、 厨具、 衣服、 家具、 住房、 桥梁、 车辆、 学习用具、 娱乐用具等。如果没有( 手
8、) 工业， 人们所需要的大量器具就无法制造出来。商业的主要功能， 就是通过流通的链条作用， 使人们所能生产的物品和所能提供的服务变成有形或无形的商品， 在买卖双方进行流动， 以达到互通有无的效果。如果没有商业， 人们所需要而自己不能直接产出的物品、 不能直接提供的服务， 就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充。只有农、 工、 商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和有效的协作， 才能使社会经济处于正常状态。这里有一个问题: 包世臣是否反对以前学者的 “抑商” 思想8 40呢?从行业特点来看， 农业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直接有损他人之事很少发生; 而商业主要是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容易出现人为的欺诈现象。9 A
9、 2中国古代儒家以及其它学派的不少学者， 竭力坚持重农抑商。尽管包世臣着力肯定工商业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实际作用， 但他也清楚地看到， 工商业者比农民更容易沾染淫巧( 过分的巧思和奸猾的手段) ， 并带来大量不必要的， 甚至有害的耗费。这与前代主流学者， 在基本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例如， 明末清初，农学家、 理学家张履祥有言: 刺绣之类淫巧 ， “在所当戒”10 151。后世缺乏伦理考量而被赚钱经济学洗脑的人， 容易脱离普通人民的立场， 斥责张履祥、 包世臣之类学者迂腐， 因而无从理解先贤的思想境界。包世臣发现， 中国不少地区实际上呈现出本末并耗的现象， 因此， 广大人民处于穷困的境地， 缺乏防
10、御天灾人祸的物质条件。究其原因， 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并与三种商业性农产品有关: 一是烟草生产暗地里减少粮食， 二是酒类加工明显地耗费粮食， 三是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 。庚辰杂著二 中所触及的这三个问题， 密切关系到鸦片战争前后的实政要务， 这里不作展开论述。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官方如果对烟、 酒之类工商业活动不加约束， 对鸦片输入不加禁止， 而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听凭它们畸形繁荣、 恶性膨胀， 就会对社会经济带来显著的危害， 甚至进一步威胁到正统政权的稳固， 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还有， 包世臣认定工商业的社会经济功能， 是否算得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在思想领域的客观
11、反映”8 41呢?恐怕算不上。包世臣作于庚辰杂著二 以前的论文 海运南漕议 ( 1804) ， 仿佛可以用来说明他的经济思想与资本主义( 萌芽) 的关系。的确， 包世臣提到， 上海一个船商所拥有的沙船， 最多时达到四五十艘; 而每造一艘船， 须花费七八千两白银。据此折中估算， 一个大船商所拥有的财产， 约有三十多万两白银。包世臣建议， 官方可以合理利用商船， 通过海运， 以转输东南漕粮入京。11 11 13这里要注意的是， 部分船商积累起巨额财富， 与其说是商业资本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 不如说是清代官方对正常造船工业和水运商业没有进行生硬抑制的结果; 包世臣提议商运漕粮， 仅仅是当时
12、清朝官府发挥民间商人作用的具体措施， 而同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 本末皆富说通过考察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功能， 包世臣借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本、 末概念， 简要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在学术史上， 本末之间的动态关系引起一些学者的深入思考。特别是王大庆曾以 本与末 为题， 撰成博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2001) ， 对中国先秦与古希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相对而言， 包世臣在庚辰杂著二 中提出的本末皆富说， 具有一定的新意。考诸汉语文化史， 本， 最初指植物( 特别是草木) 的根茎， 根、 本通常连用而带有褒义色彩; 末， 原指植物041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13、( 社会科学版)第 11 卷的尾梢， 有时带有贬义情调。农本论及其政策确实产生过一些不利的影响， 因而自晚清以来， 不断遭到工商化论者的大力贬斥。为了维护新兴工商阶级和整个国家的现实利益， 中国学界和官方若继续原封不动地坚持传统的农本论， 确实显得不合时宜。而国家在转向工商化道路的时候， 如何支持农业、 如何保护农民、 如何建设农村， 成为三位一体的关键问题和系统工程。于是， 本末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微妙而富有活力。早在包世臣之前， 就有一些学者对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表示异议。例如， 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 观 点;王 源 主 张“本 宜 重，末 亦 不 可轻”12 1877、 2001。包
14、世臣将直接来源于农业生产的物质财富称为本富， 而将流通、 支付、 贮藏中所使用的白银和制钱称为末富。从更为全面的理论角度来看， 本末皆富的基本含义为: 无论是农业， 还是 ( 手) 工业、 商业， 包括与农、 工、 商皆有联系的货币经营管理行业等， 都是国民财富的重要渠道。大体而言， 包世臣的本末皆富说与前述黄宗羲、 王源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 如果按照严格的汉语逻辑进行比较， 包氏之说更为可取。如同草木先有根、 本，后有末梢一样， 农业的产生要先于工商业， 而工商业是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如果说农为本， 工商也为本， 在逻辑上的天然矛盾就是难以自洽的。王源关于重本而不轻末之说， 在思想内容上也
15、无可挑剔， 但从语言形式看来， 则并非无懈可击。相对而言， 本、 末之间原有不可抹杀的轻重之别， 即是说，重本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轻末。本末并重的主张存在着语言逻辑上的冲突， 而本末倒置通常是荒谬的错误。因此， 黄宗羲和王源之说在文字表达方面暴露出固有的缺陷。再看包世臣的说法， 不仅思想平正， 客观辩证， 通情达理， 而且在文字上更简洁， 在逻辑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所以胜过黄、 王之说。包世臣认为， 只要农业、 ( 手) 工业和商业正常发展， 本富和末富协同并进， 无论是国家还是百姓，理论上都能获得比较丰厚的物质条件。货币作为末富之一， 其功能显得日益强大。它将大部分末富直接卷入其中， 甚
16、至凌驾于本富之上。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趋势” ， 并提出了“顺应”的要求。13 66但是， 包世臣并不简单看好这一现象，更谈不上什么 “顺应” 。他隐约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 为货币功能膨胀强加给农业和其它行业的可怕威力而感到忧虑。根据远古传说， 货币为华夏始祖黄帝所创， 以方便人们在器用财物方面进行有无相通的交易活动。彭信威指出， 考古发现并不能证明这种传说的可靠性。14 2尚书 有云 : “惟金三品” ;“暨稷播， 奏庶艰食。鲜食， 懋迁有无， 化居。烝民乃粒， 万邦作乂”5 26， 20。先民有意识地使用一些金属， 并将其粗略地分为上、 中、 下三等， 而金、 银终于在商品交换中上升为一般等价物。由于金、 银具有多方面的优点， 因而成为理想的货币材料。难怪马克思赞同加利阿尼的说法 :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5 108。按照包世臣时代的货币制度， 硬通货只用银币和铜钱。普通老百姓受雇作工， 在领取报酬时， 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