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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荆 州师专学报年第期社会科学版一一一仁苏 了尸论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口,一叫,王齐洲历史上的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虽然在其生前生后得到过许多人的赞誉,但也受到过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的批评。有的说他“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有的认为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有的“惜其才有余而见未至”,“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吕温诸葛武侯庙记有的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苏轼诸葛亮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有所得必有所失,这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和历史的辩证法。不过,当人们不再拘泥于 历史事实,而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想
2、追求寄寓在这一人物身上并进行了艺术创造之后,当三国演义家喻户晓,人们对诸葛亮的了解和认识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艺术感受出发的时候,这一人物便获得 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他已经不是某一历史人物的复制品,而是反映着创造他 的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并代表着这一时期的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生存式样的某些方面的艺术典型。即是说,他既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一个创造,又是这种文化的一个表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千百年来不断地加工创造,融汇 了人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愿望和追求。人们对他的毫无保留的歌颂和赞美,实际上表达了他们对以这一形象为表征的一种文化的认同。揭集诸葛亮形象所蕴涵 的
3、文化意义,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一艺术典型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而且能够引导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三国演义这部作品的文化精髓。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曾这样评价诸葛亮“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千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 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京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宗岗的这一评价反映出广大读者对诸葛亮形象的基本评价。评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判断肯定作品的某一人物,也就意味着肯定这
4、一人物所表征的价值取向。而价值间题从来是文化问题的核心和灵魂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系统,不同的价值取 向形成不同的人类社会行为。价值来源于需要生存的需要和发展 的需要,而需要并不只具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意义。需要是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某种具体的依赖性,是人对于维持自己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对于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品和条件的一种现实关系。价值便是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中产生的。一般说来,可以充分满足需要 的东西,即使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例如空气,人们也不会对它作出价值评价,只有当人们感到某些尚不完全具备或根本缺乏的与其生存和发展相关的物品条件限制或妨碍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才会产生一种现实的要求,
5、从而成为价值评价的前提和基础。而人们为 了满足需要,就必须从现实生活环境和社会生产能力出发,使这种需要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价值来源的需要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人 们会有不同的需要,从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那么,诸葛亮形象反映了怎样的价值取向呢也许有人会说,诸葛亮形象反映了对于事业的不懈追求。应当承认,这一说法是有充分依据的。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的确细致描写了诸葛亮对于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定三分隆中决策”时,诸葛亮就把“大业可成,汉室可兴”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并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战略构想。在北伐曹魏的出师表里,诸葛
6、亮再次声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 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事业,诸葛亮只身人吴,舌战群濡,奠定了吴蜀联合抗击曹魏的基础六月渡庐,深入不毛,稳定了蜀国后方以利北伐六出祁山,身先士卒,宵衣吁食,以致积劳成疾,病逝在军营之中然而,如果把事业的成功与否作 为价值评价的客观标准,那么诸葛亮便不能算是一个胜利者,而应该说是一个失败者。他终身追求 的事业并没获得成功,他逝世后连蜀 国也最终灭亡 了。人们常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把事功作为评判人物的价值标准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则必须采用事功以外的其他价值标准。事实上,三国演义并没有把事功作为评判诸葛亮的价值标准,而诸葛亮也不是把事功
7、作为 自己的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价值目标,他有自已的更基本的也是更重要的价值追求。在三国演义的具体描写中,客观现实并非完全没有给诸葛亮实现事业的机会,但为了更重要的价值目标,他放弃了这些机会。例如,在一出祁山时,司马鼓被曹睿削职回家,统帅曹军的是未尝临阵的纹烤公子夏侯俄魏延曾向诸葛亮建议“夏侯杏翔乙是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这虽是一次军事冒险,但也不失为一个奇策司马兹便认为“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故未采纳魏延意见,而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机会。司马鼓一针见血指出“诸葛亮平生
8、谨慎,未敢造次行事。 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再如,在四出祁山时,诸葛亮已夺了祁山有利地形,迫使魏兵屯扎渭滨,曹真病死营中,司马游斗阵失败,魏方军心动摇,正是取长安图中原的千载 良机。而司马鹤利用苟安散布流言诱骗后 主诏还诸葛亮。诸葛亮明知是债臣蛊惑,且“日后难得此机会”,却仍为免遭“欺主”之嫌而违心地班师回蜀,又一次失去了事业成功的机会。这样看来,“兴复汉室”只是诸葛亮的一个具体的生活目标,而不是他的基本价值追求。诸葛亮在隐居隆中的草庐中挂着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对联,已经透露出他对超越物质实体的精神境界的价值追求。在后 出师表里,诸葛亮明确表示“先帝虑汉贼不 两立,王业不
9、偏安,故 托臣以讨贼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也。”这便说明,诸葛亮北伐并不以胜利为目的,而是以奉先帝之遗意,尽臣子之职分,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为指归。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能用魏 延之计而留下轻率用兵的笑柄,也不 能抗刘禅之诏 而担起欺主的罪名,在事功和道德人格之间,诸葛亮首先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诸葛亮在事功方面也许比不过 自称,自讨董卓、剿黄 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曹操,而在道德人格方面却是无与伦比的。甚至连曹睿临终前也仿效刘备托孤,要司 马鼓学习诸葛亮“竭尽忠
10、诚,至死方休”的榜样,可见其道德人格力量的巨大影响。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去描写和歌颂这一人物形象的。毛宗 岗肯定诸葛亮,指出其注重“出处”,“达乎天时”,“尽乎人事”,以及其“为臣为子之用心”,说明他对作品确有会心,把握住了这一形象最基本的文化意义。诸葛亮形象所体现的对道德人格的价值追求具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一方面,我们在诸葛亮身上看到 的忠于理想,自强不 息,奉公守法,清廉无私,格尽职守,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优秀品德,实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正是因为葆有这些美德,中华民族才能够历尽磨难,永不沉沦,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诸葛亮的价值取
11、向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在诸葛亮谨慎的性格中,在他遵诏放弃取长安图中原的良机的行为 中,分明可以看 出他所格 守的道 德人格是以维护等级地位和宗法制度为前提 的。即如“兴复汉 室”的口号,也带有浓厚的宗法政治色彩。正如唐代吕温所说“当汉代方 休,哀、平无 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 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及高、光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开季世,振绝绪,论之以本,临之以忠,使人思汉,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惮虐魏逼从之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完矣。奈何
12、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 靡获,不亦宜哉。”诸葛武侯庙记而三国演义正是在忠于刘汉这一点上渲染诸葛亮的道德人格,思想局限性便更加明显。不过,如果诸葛亮真的举起吊民伐罪 的旗帜,反对一切残民 以逞的暴政,或是按刘备托孤时所说的“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的话取刘禅而代之,三国的形势也许会有新的变 化,诸葛亮也许别有一番作 为,然而,诸葛亮将因此成为千古罪人,这一形象也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由此看来,诸葛亮形象所表征的价值取 向带有十分鲜明的封建社 会的时代特征。封建社会是以等级 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而封建社会的道德人格正是宗法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现。在这
13、一制度下,每个人只有在宗法等级的金字塔形的阶梯上占据恰如其份的一个位置,才能得到社会肯定,他的事功也只有在适合他 的身份和位置的前提下才能受到社会的赞扬。我国自古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训诫,道德价值总是至高无上 的。一个人的价值实现只有达到 他 的客观地 位等级地位、阶级地位 与主观参数行为动机、道 德目的 完满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才能被社会所承认。而诸葛亮正是在客观地位与主观参数的完满结合上超过了三国演义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才倍受作者青睐。诸葛亮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做了他应做和能做的一切,在全部活动中始终没有忘记把完善道德人格放在指导性的优先地位,在实现道德人格的同时建立了丰功
14、伟绩至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未能实现,并不足以说明他的失败,因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责任者应是这一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者刘禅而非诸葛亮诸葛亮在他所应承担的责任中不仅尽到 了责任,而且保证了在尽职尽责的同时不背离道 德人格的价值追求。因此可以说,他取得了相 当的成功,而刘禅的昏庸更反衬了这种成功的不同凡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诸葛亮实现了在封建社会里由传统价值观念所限制的一个人可能达到并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最高人生价值。诸葛亮形象反映着封建时代人 们的价值理 想和价值追求,理 所当然地会获得 当时社会的人 们的高度 赞誉和普遍认同。今天我们讨论诸葛亮形象,既要充分肯定这一形象所反映 的中
15、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价值,又要清醒地 意识到这一形象所表征 的封建文化形 态的历史特征,批判地继承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文化心理来分析,诸葛亮形象主要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夏、商、周三代,据说“以吏为师”,君师政教合一,学必出于王官,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独立 的社 会阶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君师政教分离,王官之学散在民间,没落的贵族和 上升的 庶 民都被卷进“士”中来。当士”不再作为低级贵族而是作为四民之首活跃于历史舞台时,中国知识分子才正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踏上历史舞台便俨然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
16、他 们以道自任,谋道不谋食,优道不忧贫,不蔽于私,不屈于势,代表着并指导着整个社会精神。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讲仁义墨子尚同尚贤,非攻兼爱,使社会思想不归于濡即归于墨,便证明 了这一点。诚然,知识分子既 没有权势,也没有财富,只有凭籍 自己的文化优势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他所宣传 的文化又必须 由他们自己身体力行才能 为社 会所理解和接受,这便形成了知识分子注重身心修养的文化性格。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们需要知识分子 为他 们的统治提供思想武器和寻找文化依据,借以统一人 们的思想和控制社会舆论,知识分子也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势推行自己的社会思想,施展自己的文化才能。这样,便形成了知识分子“为王者师”
17、的生活理 想目标和“为知己者死”的社 会实践准则。正是 由于知识分子以道 自任,因而他 们十分注意出处、去就。孔子有“士志于道,而耻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 仁之论,孟子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馗”,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之说,还提 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同上的出处 原则和,所就三,所去三”的去就标准见孟 子告子下。周 威公师事宁越,魏文侯师事子夏被知识分子传为佳话,而子思 不肯与鲁缪公 为友却要做缪公之师也成为守道之士的美谈。郭魄对燕昭 王所说的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 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不仅是判断国君优 劣的重要标准,也是判断知识分子优劣
18、的重要标准。在郭院的心目中,守道之士与国君只能师友相处,只有食禄之士才会接受国君对他的臣役,守道之士可以为帝王效命,却不会为亡国之君服役。这既反映出战国时期知识分子 的分匕也代表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文仁心态。随着秦汉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君权进一步扩大,知识分子客观上已很难成为皇帝的师友,但 在文化心理上,这一传统不仅 被继承下来而 且有了新 的发展和新的表现形式。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形象便是知识分子这种文化心态的集中反映。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十分注重 出处去就。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有志图王者招贤纳士不遗余力怀抱利器者出谋献策争先恐后。卖身投靠者有之,背主求荣者也有之。
19、而诸葛亮独以“淡泊”,“宁静”自守,躬拼南阳。他每以管仲、乐毅自比,可见其有远大抱负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证 明其确有满腹经纶。刘表近在咫尺,曹操权倾天下,他都没有去 依附。“凤翱翔 于千纫兮,非悟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尔 析走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诸 葛亮继承的正是守道之士 的传统 的文化性格,他不会随便去为一个主子卖命,除非他有帝王之度。“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 其言也,则就之”孟子告子下。当刘备三顾茅庐,表现 出无可怀疑的诚意,体现 出对他的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之后,诸葛亮终于 出山了,从此义无反顾,全 身心地投入到辅佐刘备的事业中,直到以身殉职。人 们所以热情盛赞
20、三顾茅庐并不仅仅是在肯定刘备的礼贤下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赞赏诸葛亮守道不辱,维护了孟子 所提倡的出处去就原则,适应 了知识分子 的文化心理。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与刘备关系的描写,也是值得我 们注意的。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后,不仅不随意役使,而且不以臣相待,而是“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 同桌寝则 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按刘备的说法“吾得孔明,犹 鱼之 得水也。”鱼水不分,视同一体,鱼儿离不开水,刘备也离不 开诸葛亮的指导。刘备与诸葛亮虽是君臣的名份,却是师友的情感,这种关系当然不是典型的封建社 会的君臣关系,而是 儒家传统的政教合一、君师一体的社 会理 想和知识分子“为王者师”的生活理想的形象化。
21、刘备以师礼待诸葛亮,甚至引起了关羽、张飞的不悦。诸葛亮以自己的才干从心理 上征服了关羽和张 飞,维护了与刘 备的师友关 系,同时也维护 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而这正是三国演义所要传达的文化情神。三国演义反映知识分子为王者师”的理 想不仅体现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 系中,也体现在诸葛亮与刘禅的关 系中。刘禅是蜀汉的后主,与诸葛亮自然是君臣关 系。然而,刘备病逝白帝 城之前,曾托孤于诸葛亮“烦承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丛相教之。”并对众官说 联己托孤于 承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惧不可怠慢,以负联望。”毫无疑 问,诸葛亮不仅是刘禅之师,甚至承担 着做父亲 的责任。以父师的身份教导刘禅,
22、显然比“为王者师”更进一层。三 国演义不仅描写了刘禅对诸葛亮的师礼和敬重,开口便以相父”相称,朝政大事尽以委亮,而且描写 了诸葛亮对刘禅的教导和规谏。在著名的出师表中,诸葛亮不仅表示 了忠于蜀汉,立志恢复的坚强决心,而且告诫刘禅 亲贤臣,远小人”劝勉刘禅“亦宜自谋以洛课善道,察纳雅言”,尽到 了为王者师”的责任。当刘禅因误 信苟安的流言诏诸葛亮解魏兵之围班师回朝后,诸葛亮曾当面指出刘禅听信奸臣谗谐的错误,刘禅也能予以承认,并表示“悔之不及”。这些描写,都说明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并不是典型 的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而是表现了坚持“道尊于势”、“为王者师”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和文化精神如果说,“为王
23、者师”在诸葛亮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的话,那么,“为知已者死”在诸葛亮身上也同样是体现得十分充分的。诸葛亮在出山时嘱咐其弟诸葛均说“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明确表示,他的出山,是报知遇之恩,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他是不会放弃耕隐的宁静生活的。后来,刘备义在白帝城托孤,使诸葛亮更感到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深,诸葛亮因此格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致放弃了他再归隐南阳的初衷。诸葛亮这种“为知己者死”的生活态度,在出师表里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狠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谙臣以当
24、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优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庐,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驾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 陛下之职分也。”正是抱 着“为知己者死”的生活态度,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吠之食,日不过数升”,终于积劳成疾,病倒在军营之中。当主薄杨顺劝诸葛亮节劳时,钻葛亮回答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他人不似我尽心也”可见诸葛亮所以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感托孤之重,报知遇之恩,继承的
25、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反映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应当指 出,诸葛亮为“为知己者死”不是一种偷单的知恩报恩,更不是商人似的感情交易,而体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理 想。“为知己者死,和为王者师”在诸葛亮身上是和谐统一的。如果刘备不能以师礼待诸葛亮,诸葛亮肯定不会以刘备为知己,也就根本不存在报恩 的思想和行为。反过来说,如果诸葛亮没有管仲、乐毅之才,没有伊尹、吕望之德,不是一个可以 以事业相倚,以政权相托的人物,刘备也不可能三顾茅庐,临终托孤了诸葛亮死前对姜维说“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 ”诸葛亮正是以其忠诚的品格、坚定 的信念,不屈不挠的奋斗
26、精神展示出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的人格 风范,他所追求的并努力实践的理想道德人格正是他所以能够被帝王师礼的最基本的 内在依据。因此,作为帝王之师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道德人格。同样,为知己者去死也不是为某一个人去死而是为尊重这种道德人格,扶植这种道德人格 的力量去死,即是为 张扬这种道德人格去死。这样,诸葛亮“为王者师”和“为知己者死”便和他的价值取 向契合一致了。诸葛亮形象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完整更生动地反映 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决非这篇短文所可穷尽。然而,就其基本形态和其主要方面而言,这一形象反映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价值取 向和价值追求,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普及,诸葛亮形象给予广大知识分子以及人民大众的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直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也打上 了这一文化影响的深刻烙印,因此,全面分析和正确评价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对于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责任编辑王祖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