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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南帆(1957) ,男,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兼文学所所长,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 化 的 尴 尬 重 读白 鹿 原南 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一白鹿原 的巨大声望周围,异议始终存在。褒贬毁誉的分歧迄今仍在持续。有趣的是,人们时常可以从诸多肯定和赞誉之中读到这种形容:这是一部大书,份量非凡,具有史诗的品格,如此等等。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追溯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由地联想到题写在 白鹿原 扉页上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似乎是小说价值的证明。许多人的词汇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 “历史” 和“民族” 更为重要的了。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成为小说
2、尤其是长篇小说 的主宰。历史是正统,是典范,小说仅仅是一种附庸,承担拾遗补阙的功能。小说的生动有趣并不能改变 “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 的卑下身份。文学的独立意义得到认可之前,小说始终必须为虚构而羞愧。人们仿佛觉得,只有在历史的庇荫之下,小说才可能心安理得地生产各种故事,推出一个又一个英雄。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修史的高度重视表明,历史拥有非凡的意义。所以,尽管历史的记载可能大幅度地压抑作家的活跃想象,小说还是从历史之中承袭了特殊的份量。长篇小说所赢得的至高荣誉就是 “史诗” 的称号。史诗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史诗之中,神或者英雄背后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命运,气势磅礴的史诗风格象征了汹涌无尽的历史
3、洪流。虽然 白鹿原 仅仅叙述了两个家族的起伏沉浮,但是,白鹿两家几代人的命运深深地卷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上演一幕幕背景深远的悲剧和喜剧。所以,人们更多地读到的是风云际会,而不是儿女情长。壮观的历史波澜撼人心魄,这就是史诗的宏大叙事。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之中,民族的命运时常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远在 白鹿原 之前开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众多志士仁人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炮口之下痛苦地思考民族的未来。如果说,经济与军事的自强从未引起异议,那么,传统文化与民族的兴衰存亡隐含了种种矛盾和悖论。五四时期,引入西方文化曾经被视为振兴民族的重要策略,一批五四新文化主将竞相向腐朽的传统文化表示了决
4、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是一个一呼百应的口号。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顾虑始终萦绕不去:西方文化的全面覆盖会不会危及民族的生存?无论如何界定 “民族” 这个概念,文化传统始终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传统” 和 “民族” 的分裂会带来什么,这是 “现代性”26文艺理论研究 2005年第2期所无法释怀的疑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这种疑虑卷入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形势,激进的革命话语声势浩大,民族问题退到了阶级问题的背后,民族必须烙上阶级的印章才能通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剥削、 压迫、 武装革命、 夺取政权、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诸如此类的概念不仅导致传统文化的
5、式微,同时还有效地阻止了西方文化的弥漫。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多数西方文化均被划入 “资产阶级” 范畴予以抛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直至又一个开放的时代来临。然而,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开放带来的并不是激动的拥抱,也没有温情脉脉的邀请。人们惊异地发现,进入全球体系的方式是无情的竞争。强势的西方文化业已占据了居高临下的竞争位置,这是全球化语境事先认定的文化构图。文学迅速地察觉到文化领域的不平等,“寻根文学” 无疑是维护文化身份的一次漂亮的努力。现在看来,“寻根文学” 隐含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秘密转换:革命话语以及阶级范畴丧失了昔日的理论火力之后,民族、 历史和传统文化开始成为狙击西方文化的桥头堡。
6、如今,这个文学运动仅仅残存一些余波微澜,但是,许多作家的观念之中,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业已成为不可放弃的文化维度。这是全球文化竞争的必然结局,也是文学放弃了 “阶级” 主题之后转向的另一个丰富的想象资源。当然,返顾历史和传统的时候,作家分散到了各个角落:莫言的 红高粱 向往 “我爷爷” 、“我奶奶” 的血性、 刚烈和自由自在;阿城的 棋王 既有世俗的饮食男女,又有庄禅之道的自然无为;王安忆的 小鲍庄 试图涉及隐藏在村夫野老身上 “仁义” 的天性;还有许多作家热衷于在庞杂的宫廷文化之中搜索帝王家族的秘密,或者利用江湖文化构思神奇的武侠故事。 白鹿原 力图从文化与历史演变的关系上介入这个问题 白鹿原
7、力图表明,儒家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一个遥远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传统还活在今天,而且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是从一个乡土气十足的罗曼史开始的:白嘉轩不屈不挠地娶了七房女人。白鹿的传说,移坟,修祠堂,书院和一本正经的圣人朱先生,“耕读传家” 的匾额 这种乡土气弥漫在小说的前半部,甚至产生了一种迷惑,以至于人们迟迟察觉不到隐藏在 白鹿原 背后的历史高度。或许人们应当说,这就是 白鹿原 竭力要说出的事实:儒家文化不仅是一批经典,并且还是乡土生活的日常哲学。白鹿原上白家与鹿家的故事反复证明,无视儒家传统训诫的人不可能修成正果,鸡鸣狗盗之徒怎么也成不了大器。饱读儒家经典的朱先生对于天下大势做出了高
8、瞻远瞩的预言,圣人任何时候都将走在历史的前面。总之,贸然地宣称儒家文化已经过时肯定是一种历史的短视。显然,这种主题再度维护了传统文化的威信。历史从一批时髦的现代词汇之中拉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儒家文化的范畴之中。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孟之道的讨伐锐不可挡,但是,儒家文化仍然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顽强地存在。无论是 “耕读传家”的祖训还是铭刻在祠堂墙上的 “乡约”,人们立即会察觉到一种久违的熟悉。然而,这种主题是否可信?不可否认,儒家文化提供了一整套异于西方文化的范畴,尤其是与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格格不入。可是,人们不得不怀疑的是,儒家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可能存在的深刻矛盾。历史的脚步有没有可能从现
9、代性的门槛上缩回去?儒家文化有没有能力评价乃至主宰近现代历史?白鹿原 似乎无法解除这些质疑。毋庸置疑,陈忠实对于儒家文化信心十足。然而,对于文学说来,仅有信念是不够的。信念与经验的分裂时常在文本之中形成致命的伤口。这个意义上,白鹿原 的文本特征即是深刻矛盾的表征。 白鹿原 的文本分析表明,叙事结构的脱节恰恰源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脱节。二我曾经在 姓 性 政治 一文之中指出,白鹿原 内部包含了三种势力:宗法家族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 这三者简称为 “姓” 、“性” 、“政治” 。令人遗憾的是,这三者在情节的意义上并不平衡:一旦重新将 白鹿原 回想一遍,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
10、他两支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与脱节。如果说宗法家族权威与叛逆者之间的搏斗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戏剧性故事,那么,政治势力与这两者却没有一座相互衔接的情节拱桥。这两批人物所以撮合在一起,更多是由于时间、 空间或者血缘关系 他们之间并未通过真正的性格冲突联系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政治势力线索这条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完36文化的尴尬整性并未受到明显的损害。这恰好从反面证明,白鹿原 的叙事话语出现了破裂。文学史的回溯可以发现,白鹿原 对于革命运动的描写与 青春之歌 、红旗谱 或者 红岩 大同小异。地下活动、 学生运动、 接头、 策反、 叛变与盯梢、 包围与突围 这些片断无不似曾相识。更为刺眼的是,
11、这些片断显得凌乱破碎。鹿兆鹏时隐时现,县长换了一任又一任,种种小规模的战事此起彼伏,军阀走马灯似地往来 这些片断无法组织在一个清晰的因果网络之中。如果没有教科书的辅助,人们很难从这些片断背后察觉历史事件的脉络。相对于白、 鹿家族内部的故事,这些片断仿佛是一些外围的资料,没有来龙去脉,也没有从开端发展到高潮的情节能量。 白鹿原 的叙事特征似乎表明,作家的视域范围仅仅局限于白鹿原内部。这个视域由儒家文化统辖。一整套儒家文化的观念负责解释、评价白鹿原上的各种故事,然而,一旦这些故事的尾巴拖到了白鹿原之外,这一套观念立即就丧失了解释能力而显得不知所措。很大程度上,可以将 “现代性” 视为一条边界 儒家
12、文化无法有效地进入现代社会。白鹿原仿佛是历史边缘的一个角落,暂时游离于现代性话语的覆盖区域。儒家文化的统治表明,这时的白鹿原还没有接受 “现代性” 的改造,这个区域仍然与现代历史格格不入。朱先生是正统的儒家弟子,因此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他在评价白鹿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拉锯战时使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鏊子。鏊子是烙大饼的工具,一边烙焦了翻过来再烙另一边。如果将漫长的国共之争形容为翻来覆去的折腾,显然是抽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拥有特定的政治主张,双方都曾经为不同的历史图景浴血奋战,共产党全面地夺取政权终于为这个历史段落划上了句号。然而,在朱先生眼里,势不两立的双方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
13、观 三民主义 和 共产主义 大同小异,一家主张 天下为公,一家昌扬 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 天下来公共 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残杀?” 无论朱先生概括得如何,这肯定是一种局外人的目光。如果说,激烈而复杂的国共之争是现代史上最有份量的一幕,那么,朱先生的儒家文化根本没有进入情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冲突的平台上,儒家的 “修齐治平” 找不到发言的席位。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的视域是超然的,同时也是冷漠和抽象的。站在这种超然的抽象高度,人们甚至可以将全部历史形容为 “鏊子” 即使在儒家文化的鼎盛时期。当然,所有的怀疑都无法否认儒家文化治理白鹿村的效力。族长、 祠堂
14、、 乡约形成的理念和制度保证了白鹿村秩序井然,甚至文质彬彬。但是,对于白鹿村之外的世界,儒家文化能够做些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以及政治和经济体系拥有迥然相异的运行轨迹,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理想和管理技术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白鹿原 之中,白嘉轩仅有一次成功地运用儒家文化的思想资源对付村子之外的陌生世界 “交农事件” 。面对县长分派的 “印章税”,白嘉轩决定率众抵制。他的最后一丝犹豫是在与私塾先生对话之中打消的。在私塾先生的启示之下,白嘉轩在儒家的 “忠” 、“孝” 的观念中找到了自己行为的依据: 白嘉轩接着说:“你是个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你说,这样弄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不算!”
15、 徐先生回答,“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 私塾先生用 “苛政猛于虎” 作为 “鸡毛传帖” 的第一句话,这种源远流长的号召深入人心。然而,白鹿村愈来愈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儒家文化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白嘉轩不明白堂堂的县长为什么不穿七品官服而愿意披一件 “猴里猴气” 的制服,更不明白白灵灵为什么被自己的战友活埋,或者白孝文为什么陷害改邪归正的黑娃;朱先生也不明白报纸传媒所制造的现代政治和军队内部派系的勾心斗角,他与七个老先生奔赴抗日疆场的慷慨激昂最终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空洞姿态。至于白、 鹿两家子弟之间悲欢离合的原因远远超出了儒家文化的仁义道德。的确,这是一个无情的事实:现代
16、社会的崛起也就是儒家文化渐行渐远的历史。三纲五常或者克己复礼逐渐成为怀旧的谈资,这些范畴愈来愈少地进入现今的历史叙事。尽管如此,白鹿原 并没有给这个无情的事实敞开足够的空间。这部小说的叙事聚焦显然是白嘉轩。这个拄着拐杖的老族长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耿直而古板,坦荡磊落而保守迂呆。然而,这仅仅是一幅档案鉴定式的静态肖像。 白鹿原 的全部故事表明,历史给予白嘉轩的活动范围愈缩愈小,最终只能局限于白鹿村,从而定格为一个不46文艺理论研究 2005年第2期合时宜的乡村遗老。三白鹿村内部,白嘉轩是当之无愧的统治者。从祭拜祖宗、 管教子弟到修建祠堂、 订立乡约,白鹿村的各个方面治理得井井有条。毫无疑问,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是白嘉轩遵循的人生纲领。在他那里,儒家文化不是深奥的典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