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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蒋永穆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农业单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被打破，农业增长已越来越多依靠集约因素。这表现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如表所示。这标志着我国农业初步摆脱了传统农业稳定均衡的低速增长状态，标志着农业生产方式中更多地渗入了集约经营的因素。（）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年代以来，我国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中都实现了重要的技术性突破。中国是第一个开发和优化杂交稻品种的国家，在改革以前，中国培育的玉米、
2、小麦和甘薯已可与世界上最好的品种相比，全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年的十年间，农药施用面积增长了倍，地膜覆盖面积增长了倍，塑料棚面积增长了倍。一些新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航天航空技术也开始用于农业生产。所有这些，都使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年科技进步在农业中的作用仅占，年升到，目前已达左右。农业教育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形成由高、中等农业教育、农业干部培训、农民成人教育和农村中小学教育组成的农业教育体系，使农业人力资本存量迅速增加。根据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具有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农业人口已达万，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年，农村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率从年代初的以上下降到。传统农业中的
3、低素质状况明显改善，为农业增长不断加强集约因素提供了良好的人力条件。表 建国以来农业生产能力变动情况表 年份 农业总产值指数 每一农业劳动力 粮食亩产 棉花亩产（以年 创造农业产值指 （公斤） （公斤） 为） 数（以年为） 年年增长率 年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建国以来农业增长方式虽然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农业发展仍是一种以粗放型为主的农业增长模式。其根据在于： 第一，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不断投入的结果，如表所示。总体来看，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到，即农业的增长只有大约来源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反，总
4、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竟高达以上。除了“一五时期”、“调整时期”和“六五时期”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接近或超过以外，大多数年份贡献率偏低，尤其是“二五时期”、“五五时期”、“七五时期”总要素生产率贡献竟为负值，这意味着农业增长完全依靠农业要素投入的推动，呈现出典型的粗放型增长特点。年我国农业物质投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农业净产值年均递增，农业物质投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同期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净产值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创造百元农业总产值需用的农业物质投入逐年增加。年创造百元农业总产值需用的农业物质投入为元，年为元多，“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元。农业劳动力投
5、入增长速度虽然低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但农业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台湾地区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同期农业劳动力人数年均递减，大陆地区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低于台湾年均增长速度，但是同期农业劳动力人数却以年增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台湾相比增长缓慢。此外，在农业要素投入中，农业劳动投入、农业物质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不同的变动趋势。通过对年农业劳动投入、农业物质投入与农业总产值进行道格拉斯函数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显著下降，物质投入的贡献则明显上升。年至年这一时期的结果更加显著：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长，农业总产值仅增长，而物质投入每增长，农业总产值
6、增长达。物质投入的相对高贡献率说明，我国还主要处于劳动密集型投入增长阶段。表 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 增长阶段 贡献份额（）总要素生产率（） 总要素投入（）“恢复时期”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调整时期”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六五时期” “七五时期” “文化革命”前 “文化革命”中 “文化革命”后 （“文化革命”中及其以后） （） （）经济改革时期 （改革前期）（） （）（改革后期） （） （）全部 资料来源：冯海发：总要素生产率与农业发展，载世纪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第二，农业科学技术含量不高，且不平衡，规模效益低。决定总要
7、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很多，一种常见的分类法是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另一类是给定技术条件下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在农业中，后一类因素又以规模效益影响最大。因此，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认为：“有两个因素明显地可以作为我们的考虑范围的候选者：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递增。到目前为止，模型一直排除了这两个因素。”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影响总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这两个基本因素都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农业技术进步看，农业技术进步首先存在总体水平不高、地区不平衡的特点。根据有关权威部门测算，年间全国年农业技术进步率仅有，北方地区为，南方地区较慢，仅为。其次，从整体来看，我国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存在要素之间的不平衡。目前，我国对
8、科学技术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方面，劳动手段严重落后，基本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在农业中大多还是使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仅元，而美国在年每一农业劳动力的资金装备程度就达到美元，相差十分悬殊。再次，我国农业研究推广应用滞后，严重制约了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推动。我国每年约有项农业科技成果申请报奖，其中约有项成果获得奖励，但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十分缓慢。目前农业科技成果的平均推广率仅在之间，尚有的农业科技成果未能及时推广应用，已推广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不高。从农业规模经营看，由于我国从年
9、后的多年间耕地面积一直趋于减少，加上同期农业人口的增加，使人均耕地面积已从年的亩下降到年的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经营长期处于家庭小规模经营状态，一直未能在农业中实现大规模的集约经营，使规模效益对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无法体现。当前我国以粗放型经营为主的农业增长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下面一些因素对于这种增长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人口多，土地少，尤其是可耕地更少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增长方式必然要以粗放型为主。年全国人口总数为亿人，年增加到亿人，年间增加了亿人。与人口增长相联系，就业人数也迅速增加。年全国社会劳动者总数为亿人，年增加到亿人，年中增加了亿
10、社会劳动者。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得劳动力只能大量滞留在土地上，依靠对土地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此外，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是限制农业规模经营的一个主要原因。一般说来，农业规模经营会带来单位产品成本的下降，同时会使土地生产率降低，因此，在可耕地多的情况下，经营规模扩大与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可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解决。而我国人口多，可耕地少，为保证土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高劳动力投入土地就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第二，农业运行的宏观环境是造成以粗放型为主的农业增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农业运行
11、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在宏观层面上，仍有不少因素制约着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首先，我国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价格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建国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工业和落后的国民经济，为了奠定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我国实行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高速推进；依靠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为工业提供了大笔积累资金。虽然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有一个农业哺育工业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我国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劣势地位还在进一步增强。年至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同期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也就是说，在年至年的五年中，农业生产
12、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都超过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最高差幅高达个百分点，这必然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其次，农民的市场参与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增强，但是农村市场发育却严重滞缓，市场信号严重失真，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农业经营风险很大。现行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市场条件已经严重制约着农民采用新技术推动农业进步的可能性。再次，城市化水平进展缓慢，也对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形成了制约。从新中国成立到年，城市化水平仅由提高到，年间只提高了个百分点，相当于全球本世纪初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从年以后，我国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但到年城市化水平也只达到，远低于世界年代初平均的水平。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的相对缓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转移出来，形成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隐性失业”。据估计，农村这部分富余劳动力高达亿。如此庞大的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必然会形成对农业集约化因素形成反向作用力，尤其是对规模效益的形成起了直接负面效应。第三，农业科研投资和农业技术推广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农业增长中科学技术含量的不断增加。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个最为显著的途径，就是在农业研究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美国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从年开始，几乎每隔年就要增加一倍甚至几倍。我国农业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