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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工作重点 的转移，在总结我国外交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对外政策体系，开创了我国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 的国际威望，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2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完全正确和适时必要的。 但是，对于新时期的对外政策，人们的思想认识程度并不一致。随着苏联的解体， 冷战的结束，美国奉行“新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特别是 1999 年 5 月， 以美国为首
2、的北约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悍然入侵主权国家南联盟并野蛮 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造成我馆舍严重毁坏和人员伤亡的重大涉外事件以来，国内不少人对 国际局势的看法发生变化，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认为中国 的外交“太软弱” ，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甚至必要时不惜一战；有的认为在敌强我弱、 胜算不大的情况下，重新实行“结盟”政策，中国应和俄罗斯、印度结成同盟，共同对付 美国霸权主义和西方的强权政治。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对于深刻理解和贯 彻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开创平等、稳定、安全和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深刻反映了国内
3、外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特定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总是这个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反映，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相 应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同我们对客观形势的把握紧密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 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步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多极化 趋势日益凸显，中美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为适应国内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果断实行了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这是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外交 思想和外交政策上的灵活运用和集中体现。 (一)根本依据：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 1、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的必然要求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
4、因起作用。因此本文首 先从内因切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内的中心 任务。纵观建国以来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无论我国对外政策的发展走势和正确与否，但它 都是恰当反映国内工作重心需要的“睛雨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对 外政策，这既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而作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抉择，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禁运僵局，同时，也是基于从社会主义阵营得到支持援助的思考，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 加快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步伐。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改造”的角度讲，实行 “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某种后盾，这无疑有利于 我们实行对民
5、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从建设的角度上讲， “一五”计划兴建的 156 个重点项目， 苏联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到人员培训、试车 投产等，都给予了无私援助和具体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 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 发展，在实践中逐渐偏离了经济建设中心，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以阶级 斗争取代了经济建设。与此相适应，我们也逐渐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演到国际， 夸大了“国际间的阶级斗争” ，夸大了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了国际革命的意义， 夸大了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现
6、实性，因而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左”的做法，教训是深刻的。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决 策，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对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说，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乃是国内发展战略在对外政策上的集中反映，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以便为国内 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提和基
7、础。首先，只有调整对外政策，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真正把 主要精力放在现代化建设上。对外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党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是我们基 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会爆发世界大战这一认识而作出的抉择。这一抉择无疑给全党和 全国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 果象过去那样，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不调整对外政策，势必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沉重的心 理压力，一方面，担心建设的成果会毁于一旦，因而不敢放手搞现代化建设，必将影响我 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为应付战争，而象过去那样“深挖洞，广积 粮” ，搞“三线”建设，也就不可能在现代化建设上投入更多的人力
8、物力和财力。 其次，只有调整对外政策，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国是发展 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耕地少，人口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产力发展起点低，技术基础 薄弱，多年来由于体制等原因，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缺乏资 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调整对 外政策，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吸引外资，促进我国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利用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学习和引 进国外的科学技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只有这样，才能 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最
9、后，调整对外政策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现代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涉及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素质、观念等诸方面。经济现代化是主要的，但其它 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从全面的意义上去理解。那么，要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调整对外政策，彻底摒弃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框 定对外交往的领域和范围的做法，同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才能合乎时代潮流，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并走在世界 各国的前列，再现中华文明古国的现代辉煌。否
10、则，如果不进行对外政策的调整，按照过 去的思路和政策行事，不仅很难实现现代化，而且也不可能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意义 上的全面的现代化。 (二)重要条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制定 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党对国际形势的总的看法是“山雨欲来风满 楼” ，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 ，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于是，我 们在思想上总是紧绷着一根“战争”之弦，时刻准备打仗，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这种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战略观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方针政策，极大地影 响了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
11、，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国发展战略的方向性选择。究其原 因既有当时客观形势的逼迫，也与我们主观判断过于严重有关。 1、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我们的新认识 由于科技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使 70 年代未 8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与革命的因素进一步削弱，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更趋明显，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 第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都制约了战争的爆发。二战后， 美苏为争霸世界竞相发展核武器，经过激烈的竞争，双方在各类核武器的性能、总当量和 运载工具等方面基本势均力敌，并且都达到毁灭对方许多次的超杀伤水平，形成一种核恐 怖平衡，双方都不敢轻启战端。多极格局与两
12、极格局相比，多极格局更安全。实力的平均 化使各国都不敢轻言战事。 第二，民族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因此引起战争的趋向进一步弱化。随着亚非拉民族 解放运动的胜利和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实现，民族革命的浪潮逐渐平息，在短时 期内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从二战结束到 50 年代初期，掀起了以亚洲为中心的 战后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先后有 20 多个国家获得独立。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 民族解放运动达到最高潮，其主要战场在非洲。仅 1960 年就有 17 个国家获得独立。70 年 代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前后只有安哥拉等 17 个国家获得独立。战后的历 史表明，新兴的
13、民族独立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并不构成摧毁帝国主义的革命 力量。同时，随着政治独立的获得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日 益迫切。实践证明，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预想的“世界革命” 。 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美苏两国虽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 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将存在， “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 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 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也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 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的很，但一分析，真正
14、支持战争 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 ”第四，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转向经济和科技 领域，发展问题尤为突出。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 面貌，以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赛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经济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作 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邓小平在 1985 年指出：“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 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都不能不 认真对待。 ” 80 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成为综合国力较量的关键。军事因素退居 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和科技战。世界形势发生的一系列新
15、情况、新变化，客观地表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正如邓小平 1984 年 5 月在会见巴西总统时所指出的：“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 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 ” 1985 年 3 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的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 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 论断，为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崭新的理论依据。 2、国际局势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由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它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
16、力加以解 决，因而它也成为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把反对 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与繁荣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主张建立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 不仅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战略问题的外因驱 动。 首先，只有调整对外政策，才能建树良好的国际形象。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中国外交形象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 有意中伤者，我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反省自己的 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始终坚持“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矛盾一个也没 有得到解决，因此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此强调得更 加严重，甚至感觉战争已迫在眉睫。同时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 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的观点。这样，在实践中，我们以极大的精力进 行备战，耗费大量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