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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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春芽：社会结构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张力高春芽：社会结构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张力发布时间:2012-06-28 09:26 作者:高春芽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16次一、结构为中心：社会结构与民主转型威权政府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政体类型，通常具备宪法制度、代议制度 等组织形式，但垄断权力的统治集团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严格限制政党竞争和政治 参与。威权政府实施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 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民主转型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 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逐步建立公开的竞争性选举制度，通过法治保障公民权利和

2、政治 自由。围绕转型问题的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民主理论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民主转型的结构分析成为重要的理论范式，它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 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经济增长、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 民主转型的机理。社会结构研究关注民主制度的发生条件，认为在市场发育基础上形成的公 民社会与民主化具有内在关联性，经济发展被赋予启动民主转型的政治意义。民主转型的结构研究深受现代化理论和行为主义的影响。经典现代化理论基于欧洲中心 主义的视角，将发展的过程视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换，制度变迁的实质是 对社会角色分化的系统整合。现代化理论根

3、据线性进化观解释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关注 “特定选择得以发生的限制条件”，带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征(阿普特，2011：12)。现代化 理论对民主转型研究的影响表现为，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导入对民主化社会条件的论述 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纵向对立被置换为政治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横向联系。依照 结构分析的逻辑，当威权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 型。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学的科学化运动，它将关注的焦点从形式化的宪法文本转向动态的 政治过程，实现了“政治学从制度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换”（Almond，1988：869） 。行为 主义对民主转型研究的影响表现为，社会取代国家成

4、为民主化研究的重心，经济发展、文化 心理和社会组织被视为影响制度发展的独立变量。当代民主转型研究接受了行为主义的科学 理念，采用统计分析的定量方法，总结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的普遍性因果关系。现代化理论、 行为主义赋予民主转型研究以比较分析的视野和科学实证的精神，但它们具有的忽视行动者 自主性、排斥制度分析的倾向，亦渗入到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论证方法中。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社会结构范式重视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作用，认为代议制民主 对应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具体讨论关键结构性变量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时，形成了多种理论 模式：以李普塞特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分析；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分析；以达尔为 代

5、表的集团政治分析，等等。根据经济发展分析的思路，经济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减少 农业人口的比重；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相态；提高了国民教 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鼓 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关联， “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Lipset，1959：75)。根据 政治文化分析的思路，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培育出公民文化 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 物质条件，

6、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 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建立后，公众的价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 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Inglehart，1988：1226)。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 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通过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根据集团政治分析的思路，发达经济促进了社会资源和政治技能的流动性分布， 在经济发展中将形成多元利益集团。当利益集团寻求实现集体目标时，可以借助弥散分布的 社会资源彼此竞争，所以单方面强制不具有可行性，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协商机制从而 在威权政治的局部领

7、域逐步发展，培育支持民主的政治亚文化(达尔，2003：88)。根据民主转型的结构分析，经济、文化和组织等领域之间具有共通性，经济发展催生出 支持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经济、文化和心理结构的重组表现为民主制度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民主化的发展不仅是政制结构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范 式切中了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主题，从比较分析的宏观视野为民主化前景提供了理论依 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促使后发国家共同走向民主政治的终点。首先，民间自治力量的积 累是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渐进主义是政治转型的基本模式 （Dialmond，Lipset&Linz，1987：17） 。富于温和演变色

8、彩的民主化道路，适应了政治 转型消除不可控因素的要求。后发国家据此可以在起点避免激进主义的误识，探索民主转型 的恰当时机。其次，培育公民文化是民主转型的关键，大众是民主发展的主体。精英主义分 析通常认为，民主转型的捷径是权势人物之间的交易，而社会结构分析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 力充满期待。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对照，政治文化的发展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 (Inglehart&Baker，2000：49)。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公民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 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最后，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利益集团可以彼此制约，消除目标狭隘的侵 害性。社会结构范式对多元集团的分析含蓄地接受了“看不见的手”

9、的命题：每个集团追逐各 自特殊利益将促成民主发展的公共利益。然而，认为集团竞争能够自然实现民主转型的政治 均衡，无疑消解了人们采取政治行动、承担公共责任的价值。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 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对于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结构分析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 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式分析。结构分析难以说明为何经济发展 水平相当的后发国家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民主化道路，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民主发展长期 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范式隐含了市场自由化优先于政治民主化的战略，彰显了社会建 设对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它实质

10、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化经验。欧美国家的现代化 属于内生类型，自由市场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从外部约束了公共权力，商品经济孕育出 强大的资本集团， “工商阶级夺取政权导致了现代议会民主的主要特征”(摩尔，1987：347)。 而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政府是现代化最重要的助推力量。在工业化 成熟以前，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在此形势下，高度自主 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够自由进入政治过程，社会 力量相对于国家能力的提升可以传递为民主制度的创新。然而，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政 治制度的变迁并不具有“内在的关系”(邹谠，199

11、4：233)。社会能力的增强只是自主领域 的扩散，它并不直接指向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其次，社会结构范式以宏观结构为中心讨论民主化的约束条件，缺乏情境选择的过程 研究。结构分析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性发展，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反衬出 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普沃斯基，2005：7172） 。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它表 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背景条件，实民主政府可能 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Weed，1984：56） 。后发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单独决定于社会 结构的分化组合，它还与政府制度的特征与社会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为了从复杂环境中确定政治转型的重要条

12、件，社会结构范式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 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引发了各种争论，比如经济发展、公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民主化的结果而非其原因(Muller&Seligson，1994：635)。围绕民主转型结构研究的批 判，主要集中于方法论的反思。首先，社会结构范式机械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征。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政治平 衡是民主发展的自然趋势，当威权体制无法容纳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调将表现为民 主转型。经济发展衍生的社会资源能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准备阶段，从社会分化 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

13、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 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 信任（Rustow，1970：350358） 。把民主化分解为面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 楚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 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 会条件转向动态的政治过程(蒂利，2009：198)。最后，社会结构范式以社会为重心论述民主化的动力，缺乏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制度研究。 结构分析将民主转型的条件作为理论出发点，认为民主制度嵌入在经济文化环境中，合法性 的丧失是民主

14、转型的直接诱因。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 权政体中，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 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 “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 合法性”（福山，2003：18） 。在社会结构分析中，国家的作用被解释为经济发展的“背景” （March&Olsen，1984：735） ，外在于制度转型的现实过程。而构建民主转型的内生理 论，需要正视国家的自主性。威权国家的制度属性影响社会结构的分化特征和政治主体的行 动空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主化的走向。民主转型并非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朝向民 主目标的

15、单向式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面对外部批评，社会结构范式进行了理论上的调整。研究者指出，民主制度并非自然生 成的社会秩序， “政治体系创新和宪法设计可以显著提升民主的前景” (Diamond，Lipset&Linz，1987：16)。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之间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关 系，政治行动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民主转型“显著地依赖政治领导者与政治集团的选择、 行为和决策”(Lipset，1994：18)。在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亨廷顿将社会结构分析与 行动者分析相互融合的方法论特征清晰可辨，认为民主转型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和 政治领导”(亨廷顿，1998：379

16、)。理论重心从社会结构到行动者选择的转变，预示着民主 转型研究趋于微观化，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理论模式逐渐进入比较政治学的视野，部分取代了 以结构为中心的宏观历史分析。二、行动者为中心：政治过程与民主转型1974年以来，民主化先后席卷了南欧、拉美和东亚等地区，突发的转型潮流反衬出 结构分析解释力的贫乏。诸多社会经济或政治文化条件并不乐观的国家，逐步引入了竞争性 选举制度，民主化似乎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会有更多的国家 成为民主制吗？中，亨廷顿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表示出“谨慎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欧国 家民主化的概率“几乎为零”（Huntington，1984：217） 。而随后的政局巨变表明，传统 的理论框架已经落后于客观的政治发展。宏观结构分析在遭遇民主化现实冲击的同时，还受 到新型社会科学方法论理性选择革命的挑战。理性选择理论是将微观经济学运用于政治学 分析的尝试，在方法论上假定行动者是理性人，他们无论在市场交易（私人选择）还是政治 领域（公共选择）中都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初期的理性选择研究主要关注民主政治的运作， 认为选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