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先生的治学方法_宁志新》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胡如雷先生的治学方法_宁志新（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1998年 6 月第 22 卷 第 2 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Jun. 1998 Vol. 22 No. 2胡如雷先生的治学方法a宁 志 新摘 要 胡如雷先生的治学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强调“ 论史结合” , 重视比较研究。关键词 胡如雷 治学方法分类号 K0611998 年 1 月 19 日, 全国政协常委、 著名历史学家、 恩师胡如雷先生不幸与世长辞, 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同仁的极大悲痛。 作为他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 这里仅就先生的治学方法略作
2、回顾, 以寄托学生对老师的深刻缅怀与沉痛悼念。一胡如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早在 40 年代, 正在中学读书的胡如雷先生就接触和阅读进步书刊,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9 年春夏之交, 他毅然拒绝随堂舅阎锡山同去台湾, 而选择了留在大陆继续上学的道路。 同年 9 月, 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先后聆听过著名学者王亚南、 雷海宗、孙毓棠、 周一良等人的教诲。他后来回忆道:说到听课受益, 不能不提起王亚南先生的教学。 我在清华学习 3 年, 在方法论上得到好处最多的是来源于听王先生所讲的政治经济学课。 他不但一章一节按部就班地讲授, 而且每讲完一个阶
3、段都要告诉学生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安排章节顺序, 讲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方法论。 譬如他特意指出: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首先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二重性开始, 就是把生产摆在首位的观点和方法; 进而用以说明, 列宁把生产的垄断置于帝国主义诸特征的首位, 也是运用马克思这一观点和方法的表现。在王亚南先生的启发下, 胡先生开始大量研读 资本论 、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等经典著作, 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工作。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 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 于是, 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就显得格外重要。
4、也是在王亚南 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论纲 等著作的启发下, 胡先生萌发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念头。 他按照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 遵循恩格斯的教导: “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 ,深刻地认识到: “ 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解剖, 必须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写成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这部影响深远的巨著。 后来, 他在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 一文中这样写道:研读理论时真象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譬如我在读 资
5、本论 时看到马克思分析做一个资本家起码需要多少资本以及决定资本最低限量的条件是什么, 就联想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时也应当分析一个地主起码须有多少土地以及决定地主土地最低必要限量的条件是什a收稿日期: 1998- 03- 14么。由此又进而联想到自耕农与佃农的最低必要耕地限量也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而发现了自耕农经济比佃农经济优越的地方。又如我在分析租佃制的几种不同形式时反复钻研马克思是怎样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工资形态的, 然后运用这种分析方法解剖由分成制到定额租制, 到产生田骨、 田皮、 田面的各种租佃形式的转化。从这里可以看出, 胡如雷先生是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
6、研究历史, 决不单单只是引用马克思、 恩格斯的个别论断。他的另一部著作 唐末农民战争 , 则是在学习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的写作方法和思路之后写成的。胡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等理论与历史科学有着最直接的、 密切的联系; 但不能忽略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研究历史的指导作用。 他认为:“ 辩证唯物论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决不低于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能否全面分析一个历史现象, 能否在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 在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都与一个人的辩
7、证法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很明显, 如果不用辩证的观点、 不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研究历史, 就很难弄清历史的真相, 以至不能对历史人物、 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作出客观的分析。胡先生一方面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 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经典作家的论断。他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深深认识到: “ 经典作家固然有很多论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但在全部经典著作中绝大部分篇幅都不是讲普遍规律, 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具体事物, 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未必能任意套到另一个历史人物或另一次历史事件上。 ”因此, 他很不赞成任意移植结论,
8、特别指出了三个这方面的错误: 一是在研究隋朝统一全国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条件时, 因为经典作家说过西欧是在统一的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 就认为南北朝后期商品经济的微弱发展促成了隋朝的统一; 二是在研究北周灭北齐、 隋灭陈的原因时, 因为经典作家说过东欧的一些国家是为了防御外敌的入侵而提前建立了统一集权的国家, 就认为突厥的威胁是北周灭北齐、 隋灭陈的原因之一; 三是在研究隋朝的统一时, 因为经典作家说过东方某些国家是因为自然条件而特别需要建凿大型水利工程才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 就用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来解释隋朝的统一。 他一再强调列宁所说: 研究社会历史不能玩弄个别举例。 并风趣地
9、指出: 如果不把握事物的总体和主要特点, 一味在历史中寻找个别的特殊例子, 不但能把中西奴隶社会、 中西封建社会说得完全相同, 甚至也能把奴隶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说得一模一样。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那些只引用经典语录, 而不用马列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 实际上是在用经典语录装璜自己的文章, 是不可取的。8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 西方的学术思想、 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入, 引起了关于采取新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的种种议论。史学界发生了“ 史学危机” 的议论, 有人认为传统研究方法已经过时, 主张只有采用自然科学的“ 三论” ( 控制论、 系统论、
10、信息论)或“ 新三论” ( 耗散结构论、 协调理论、 突变论) 等新方法研究历史, 才能克服史学危机。这里所谓的“ 传统研究方法” , 是指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和乾嘉以来的考订史料。面对这种思潮, 胡先生挺身而出, 大声疾呼: “ 过去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用得过多, 或已经用尽的问题, 而是运用得不够成熟, 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长期以来, 由于教条主义的猖獗和极“ 左” 思潮的泛滥, 在学术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和缺点。如果不加分析地将它们的产生归之于马克思主义学说, 就必然会发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议论, 甚至还会怀疑这个理论的正确性。那么, 这些问题和缺点
11、是如何产生的呢? 胡先生深刻地指出:实际上, 我们遇到了缺陷和问题, 恰恰是由于违背或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原则而产生的。按工龄取酬、 吃大锅饭、 铁饭碗等等, 根本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价格倒挂违背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起作用的原则; 终身制和不正之风与马克思、 恩格斯强调的“ 巴黎公社原则” 背道而驰; “ 文革” 时期的“ 评法批儒” 与马列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个人迷信同历史唯物主义中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格格不入。 因此, 我们134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 期所遇到的缺点和错误, 并不是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必然派生的
12、东西, 恰恰是由于不符合或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原则而产生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实事求是的, 很具有说服力。胡先生虽然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但并不排斥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还主张吸收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中的符合唯物主义精神的“ 合理内核” 。如系统论把社会形态看作一个系统, 下分经济、 政治、 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 强调从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 相互作用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显然有可取之处, 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做过全面、 深入的分析。不过, 胡先生又认为: “ 运用新方法和使用新名词、 新概念是两回事。 ”如把一个社会
13、称作一个系统, 把腐朽势力称作无组织力量, 把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深刻的社会危机称作震荡, 把史料称作信息, 这并不能说明用新方法解决了问题, 因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称谓而已, 可称之为“ 新瓶装旧酒” 。为了证明新方法确实有效, 胡先生提出了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 解决运用传统的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发挥新方法威力的最有效的途径;第二, 如果运用新方法同运用传统方法都只能解决相同的问题或同一水平的问题, 但新方法使用起来更简便, 那也说明它是具有生命力的; 第三, 运用传统的方法和运用新方法虽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使用后一种方法所得的结论更加准确, 那也证明新方法具有实用价值。b
14、k显然, 胡先生对新方法的态度是既不一味肯定也不一概排斥, 而是主张试试看,以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来决定取舍。为了搞好历史研究, 胡先生不仅注意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尤其注意引进相邻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因为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科血缘关系较近, 研究方法类同的成分更大, 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和有效。他特别指出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如比较法、 个案法、 区位法、 科际研究法等) 和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如社会生活、 家庭和家庭关系、 人口结构、 人的社会化、 行为模式和角色、 犯罪、 社会控制等) 都可以为史学研究所借鉴, 其他如社会心理学、人口地理学、 民俗学、 民族学、 人类学以及决策理
15、论、组织理论等等, 都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留心的领域,从而可以大大开拓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他还试着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 角色” 原理来研究历史人物, 对隋文帝杨坚、 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物进行了深入分析,b l颇具启发意义。不过, 胡先生在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之后,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高明、 最全面、 最深刻, 是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比拟和取代的。因此, 他始终认为: “ 自 五四 以来, 史学阵地上的中心使命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历史, 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在这方面力争有所作为” 。b m二胡如雷先生治学方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重视“ 论史结合” 。
16、 这里所说的“ 论” ,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 史” , 指的是史料。在史坛上, 曾长期存在着“ 以论带史” 、 “ 论从史出” 、 “ 论史结合” 的口号之争。某些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大重视考证史料, 甚至把考据学看作繁琐考证, 总认为其成果有史无论, 价值不高; 另有一些热衷于考证的学者则轻视理论, 觉得在理论的框架下得出的结论不可靠, 唯有考证史书、 史实取得的成果, 才是不朽的传世之作。 在极“ 左” 思潮泛滥的年代, 这些口号之争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重视乾嘉考据学的同志往往会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学术方法的帽子。胡先生认为, 这些口号之争, “ 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学与史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b n如果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则争执即可顿时冰释。众所周知, 所谓“ 历史学” , 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 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所谓“ 史料学” , 是指研究史料的源流、 价值和使用方法的学科,需要运用考据的方法, 确定史籍的作者、 成书年代、撰写背景、 可信程度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