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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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書 評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還是貌合神離的舊史學；是愛上是事實也是神話的 歷史 ，還是被政治家認定為信史的 歷史 。若是真的愛上了史學，則人類學家走近歷史學，與歷史的對話，當如電影貝隆夫人 （Evita, 1996） 中貝隆夫人與那位一直在冷眼旁觀的男士共舞一樣，他總是在觀看着她，也反照着她，讓她從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而從她把手遞給他蹬腳起舞的一刻開始，便很清楚他一直在觀照着她，也觀照着別人。她

2、因此沒有被披着 歷史事實 的外衣的歷史神話領得暈頭轉向，而盡可能看清締造神話的過程，踏着她自己的舞步，與這位歷史先生共舞，共同掰開層層的過去，重構一個可理解的當下。從 踏迹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引用只註章節或頁碼） 可見，蕭鳳霞大抵就是這樣的一個 歷史人類學家（頁358） 。她與歷史學共舞多年，在華南走過了四十載田野之路。她沒有用濃墨重彩潑染出一個龐然 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

3、ey程美寶當人類學家遇上歷史學，她會變成怎樣的人類學家？那要看產生何種的感情，是真愛還是假愛，是愛上與人類學心心相印的新史學，人類學家蕭鳳霞與 歷史學共舞多年，在華南走過了四十載 田野之路。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 China為書名，與其說是 追蹤 或 追溯中國，不如說更像踏雪尋梅，細覓中國或隱或現的蹤迹與軌迹。c158-201611016.indd 12816年12月2日 下午4:59當人類學家 129 走進歷史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6年12月號 總第一五八期的中國，而是用一根2B鉛筆，在一張薄薄的描摹紙上，輕輕地、層層地擦塗，讓中國從紙背或深或淺地逐漸浮現。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她

4、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 China為書名，與其說是 追蹤 或 追溯中國，不如說更像踏雪尋梅，細 覓中國或隱或現的蹤迹與軌迹， 中文書名也大抵因此譯為 踏迹尋中 ，取其輕描淡寫，步履輕盈之語感。至於書的副題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在人類學的概念與詞彙已經過許多反省與更替的今天，當我們看到 “ethnographic” （ 民族志 ） 一詞的時候，應該明白到其涵義的複雜性。事實上，一部 民族志 ，已經不是 一部 民族志，也不是對一個被劃定為某一個 共同體 或 社區 的群體所做的 全方位 描寫。研究者不再自以為可以像上帝般鳥瞰眾生，而是非常清楚身處

5、田野中的自己也是需要不時作出檢討的。他們的學術訓練，讓他們用撰寫民族志的方法，不斷地為別人、也為自己撰寫民族志，甚至為這些民族志再寫一部民族志。換句話說，研究對象、研究者自己及其言說與書寫，統統都可用 民族志 的方式予以批判和檢視。四十年的田野經驗，廿多年的出版成果，足以串成一條時間長鏈，讓一個學者有距離地觀照自己。我們作為讀者，因此也得戴着一副漸進眼鏡來閱讀這部文集，儘管不易對焦，但應該會比較容易看清不同階段作品的貌相。一 兩組核心概念如上所說，人類學家自有其舞步，即使她與歷史學共舞，也總是遵循人類學的步法，着意對社會科學的核心概念反覆思量，批判應用，逐步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由是站穩腳步，舉

6、重若輕。蕭鳳霞多年來持續運用的幾個最為核心的基礎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 （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導言） 都有所討論和發揮。為明晰起見，我們或可將之分為兩組概念去理解。蕭鳳霞多年來持續 運用的最為核心的基礎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都有所討論 和發揮。第一組包括 人的能動性 、 結構 過程 和 過程 這三個概念；另一組是中國社會的 國家內捲化 、 細胞化 ，以及 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 共謀 作用。人類學家在當代中國城市的 田野 中行走。 （圖片由嚴麗君拍攝及提供）c158-201611016.indd 12916年12月2日 下午4:59130 書評第一組屬較為抽象和具有普 遍意義的層面，包括

7、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 、 結構過程（structuring） 和從語義上看來無 甚特別的 過程 （process） 這三個概念。 人的能動性 這個概念， 早在她1989年出版的專著 華南 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中國農村革 命的共謀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中，便有非常透徹的發揮。這部以她二十世紀70、80年代在廣東新會開展的田野調查為 基礎的專著，以 能動者與犧牲品為書名，開宗明義地點出了 人的能動性 的悖論性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過程中，會逐步產生結構化 的後果 （結

8、構） ，而 結構（化） 在人們運用主觀能動性時，又會對他們的行為和思想發生作用和限制。強調 過程 的重要性，有助於我們把 結構化 與 人的能動性 兩者的張力鬆綁，理解結構與 結構過程 間的動態關係。讀到這裏，我們自然會想到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的名言：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1如果蕭鳳霞的討論僅僅停留在這裏，我們會以為她不過是重複着十九世紀古典社會學大師的論述。然而，她的研究並沒有只是停留於人在既定社會條件下的能動性，而是更着重於能動者對自己所處的結構的創造既在

9、能動者的行為與變動中的結構的互動過程中把握和認識社會結構，又從這個結構過程 了解作為能動者自身的歷史活動和歷史命運，探求社會結構性變遷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軌迹。從這種以 結構過程 、 人 的能動性 和 過程 鼎足而立的理論框架出發，蕭鳳霞基於自己在中國鄉村的田野研究形成的認識，從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引出了另一組相當重要的概念中國社會的 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 、 細胞化 （cellularisation） ，以及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 共謀（complicity） 作用。內捲化 是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J. Geer

10、tz） 在1960年代用於研究印尼爪哇勞動密集型水稻耕作農業模式的一個概念。所謂 內捲 ，是指某種經濟、社會或文化模式持續發展一段時間並達致某種決定性的狀態時，無法自身轉型 到一種新的模式，推動進一步的 發展。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在1980年代採用了這個概念，分析民國時期國家締造的過程，指出民國政府在地方社會擴張到一定階段時無法前進，不得不依賴一些非形式的結構 （informal structures） 作為國家代理，其後這些結構變得尾大不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地方治理機制2。蕭鳳霞的研究，尤其是有關民國時期華南農村社會 大天二 的分析，呼應的也是二十世紀許多現代國家締造

11、過程中出現 內捲 現象的討論。不過，她似乎要進一步將 內捲化 再往 內 推進，借鑒唐尼索恩 （Audrey Donnithorne） 用細胞型經濟 （cellular economy）正如通過理解 過程把 結構化 和 人的能動性 兩者的張力鬆解得更為動態一樣，用上 共謀 的視 角，也有助於把 國家 內捲化 和 細胞化這兩個概念達致辯證統一。 細胞化 是蕭鳳霞建基於四十年實證研究對中國農村社會作出的判語。c158-201611016.indd 13016年12月2日 下午4:59當人類學家 131 走進歷史 來形容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地方和國營企業發展趨向的分析3，採用了更接近生物學意義的 細胞化

12、這個概念，把 國家內捲 的意象由外在的社會推衍到個人的身心。在這裏，正如上述通過理解 過程把 結構化 和 人的能動性 兩者的張力鬆解得更為動態一樣，用上共謀 的視角，也有助於我們把國家內捲化 和 細胞化 這兩個看來一外一內的概念，達致辯證統一。換句話說，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由外而內徹徹底底的 內捲 ，是因為這並非單方面來自外在的國家機器強壓的結果，而是每個個人都共同參與，最終被國家的語言內化身心，讓自己也 成為國家 的共謀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權力的運作也從外而內，由硬而軟，個人被權力操控，也共同行使着權力。我認為，中國農村的 細胞化是 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 一書最重要的結論，但這個結論一直沒有得到

13、學界足夠的關注。正如蕭鳳霞在文集第三部分的導言所說，在該書中，她敍述了中華帝國晚期的華南鄉村社會如何發展出充滿活力的商品交易市場、根植地方的宗族組織、豐富多姿的宗教儀式與習俗，以及超越本地的身份認同。然而，時至二十世紀70年代，當她踏進這些鄉村時，看到的卻是二十多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後果市場被遏制、社會組織被剷平、宗教儀式和民間習俗被取締，更重要的是，鄉村社會跟外界有機的聯繫和互動很大程度上被切斷。此時，華南的鄉村變成 內向的 農村 細胞（inward-looking “rural” cells） ，自我收縮成一個最基本的單元，既與外界絕緣，也不能離開 國家 這個身體而獨立存在。如果我們用 結構過

14、程 這個概念去思考這個結果，則可以說，197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已在結構上成為一個儼如細胞的 單元。這個 結構 ，是 革命 的過 程。本來，革命的終極，是砸碎舊世界，是 人的能動性 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表現，然而， 能動者與犧牲品 、 共謀 這幾個概念又提醒了我們，這場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幹部深度參與和合作 （共謀） 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鄉民不錯是受害人，但也是行動者，而最深刻的受害，莫過於每個人的身份和前途皆由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所定義，且逐漸無法用另一套語言取代。正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強調的，在這個過程中僵化的不只是外在的社會結構，還有人們的語言和思維結構。這個 結構

15、過程 ，早在1949年 前便逐步發生。蕭鳳霞有關新會天馬鄉、中山小欖鎮和番禺沙灣鎮的研究更表明，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已見端倪。二十世紀上半葉，鄉村城鎮軍閥橫行，緊隨着的是國民政府企圖通過社會和政治運動達致各種 現代化 的目標。抗戰期間，多處地方淪陷，貿易往來以及跟外部社會的聯繫中斷。未幾內戰爆發，時至1949年，華南不少鄉村為 大天二 把持，粗暴的 槍桿子裏出政權 的原則，取代了原來以宗族語言表達的權力秩序。緊接着的社會主義革命，更使得原來層次繁多的社會與人際網絡難以恢復（第13章、頁69、119） 。1970年代中國農村的 社會結構，已在結構上成為一個儼如細胞的單元。這個 結構 ，是 革命 的過程。這場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幹部深度參與和合作 （共謀）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c158-201611016.indd 13116年12月2日 下午4:59132 書評細胞化 可說是蕭鳳霞建基於自己四十年實證研究對中國農村社會作出的判語。這個在歷史中發生的 結構過程 的結果，是改變過程 的方向，成為看起來相對僵化的結構。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結構？研究者需要提出一個哪怕是臨時性的答案，以突出足以達致結構性變遷的歷史轉捩點。在這裏，歷史的觀照給了蕭鳳霞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的眼光。儘管在寫作 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 一書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