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正才会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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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一主编： 郭勉愈编辑： 洪蔚校对： 么辰Tel：（010） 51949499 E-mail： 图片来源：有公正才会有梦想姻本报记者 洪蔚亚里士多德说：“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 分， 而是整个德性。”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则 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正像真理是 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在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 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而不是两 极分化。如果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那么改革就 失败了。 经济学家王福重在今年刚刚出版的 公平 中国 中， 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中国社会似乎进 入到了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时代。患不均的时

2、代？经济学家经常用“基尼系数” （01 之 间） ， 表示一个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 度。0.20.3 表示比较公平， 达到 0.4 表示出现 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0.5 表示很大程度的不平 等， 0.6 表示达到两极分化的状态。 据两种不同方式进行的统计， 目前中国的 基尼系数分别是 0.412 和超过 0.5， 无论哪个数 字， 都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 “统计基尼系数是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 务， 特别是对中国。” 王福重表示，“但是， 接近 两极分化， 或者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不但 被统计证明， 也是大多数人的所见所感， 在这 个意义上， 中国的阶层差距处于危险的

3、边缘。” 此外， 城乡差距、 地区差距、 行业差距都不 断地加大。 相关调查显示，从 1985 年到 1995 年间 中国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从 11.7 上升到 12.47；到 2003 年进一步扩 大到 13.23，“这还只是直接收入差距” ， 深圳 大学学者娄亚萍表示，“如果加上各种社会福利， 差距可能达到 15 甚至 16。” 从 2000 年到 2004 年短短 4 年间，我国行 业间劳动报酬差距迅速扩大， 从 2000 年的 2.62 倍， 扩大到 2004 年的 4.2 倍。 “这还只是工资收 入， 如果再加上各种难以统计的非工资灰色收 入， 二者的差距就更为悬殊。”

4、娄亚萍表示。 在反思这种差距产生的政策导向问题时， 王福重认为， 我们过去强调 “效率优先、 兼顾公 平” 原则， 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公平。 在 伦理学 中， 亚里士多德对效率作出了 这样的判断：“互惠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 否则， 将既没有效率也不平等， 而且不能持续下去。” 从稳定角度而言， 分配的不公平使弱势阶 层产生被剥夺的感觉， 产生了对强势阶层的仇 视心理， 这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凝聚力构成了重 要威胁。贫困的代际遗传分配的不公平， 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差异， 教 育的不公平、 机会的不公平， 正在加剧和固化这 种阶层差异。早些年有学者预言：“贫困是可以 遗传的。” 这一预言随着越来越多的

5、“富二代” 、 “富三代” ，“贫二代” 、“贫三代” 的出现， 被所有 中国人见证着。 芝加哥教授海德曼， 对父子两代在收入方 面的一致性， 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显示， 在丹 麦这种一致性很低， 只有 0.15， 美国为 0.47， 中 国则高达 0.60， 也就是说贫困在中国 “遗传” 的 比例超过 60%。 不久前，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说：“机会公平才能防止贫困 的代际传播。” 同时， 他在演讲时也提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形证实， 父 母领救济， 子女极有可能将来缺乏发展的机会。 对此， 美国分析认为， 父母如果是领救济的， 他 们跟

6、子女交流时，一天使用的词汇不超过 600 个， 而一个高收入家庭， 跟孩子每天交流的词汇 量超过 2000 个。 这就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个 很大的不同，于是贫困、知识匮乏就延续下来 了。” 卢迈在讲演中，没有为解决这种问题提供 清晰的路径。 然而， 他却勇敢地承认了我们面临 的现实困境：“我们说权利公平，我们现在权利 不公平。 说规则公平， 我们现在规则不清楚。 那 么我们能不能真的实现机会公平？”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舆论把公正这 一巨大挑战，与民族梦想的实现联系了起来， 对 实现 “中国梦” 所要具备的条件， 不同的专家、 学 者从不同角度例举了不同的条目与内容， 而几乎 无一例外，

7、 公正都被列在重要的位置。一个不断探索的话题从古希腊时代起，“公正” 就是那些 “把反对 谬误作为最高尚使命” 的哲学家们永不枯竭的话 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面临着贫富差距加 大的社会危机， 为此， 哲学家罗尔斯写下了 正义 论 一书， 探索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的途径， 这本 书对中国学界影响非常深刻。” 清华大学哲学系 教授卢风对 中国科学报 记者说。 在 正义论 中， 罗尔斯提出了公平的两大 原则， 除了权利与机会的公平外， 他提出了 “保 障社会最不利群体的最大利益” ，这个公平原 则是罗尔斯首创的。 所谓 “最不利群体” ， 卢风解释说：“可以简单 地理解为弱势群体， 对这些人

8、进行救助， 在罗尔斯看来， 要以国家权力介入的方式来实现。” 罗尔斯的 正义论 一经发表， 就遭到了另 一位哲学家的反对， 三年后的 1974 年， 哈佛大 学教授诺齐克发表了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一书， 提出了过程公平的理论。在他看来， 实现 公平的第一要务， 是在财富的获取途径上， 实现 公平， 如果保障了财富取得过程公平、 合法， 仍 然由于血统、 家庭等原因出现 “最不利群体” ， 这 就不是 “不公平” 的问题， 而是社会的 “不幸” 。 救 助的责任不应该由政府介入，而是由社会慈善 来完成。 国家不过是 “守夜人” 的角色， 防止发生 暴力、 抢劫、 偷窃。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公

9、平观，一些中国学者 认为， 在中国社会可以协同作用： 以罗尔斯的机 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原则，保障每个个体的权利 和自由， 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 以诺齐克的 过程公平，保障国家资源在占有上的公平、 合 法， 保障财富获取的公平和合法。 卢风评价认为，诺齐克出生在一个富有的 犹太家庭，而罗尔斯对底层大众的遭遇有更多 的认识， 因此， 两人在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上有 着不同的选择。诺齐克的财富取得的过程公平 理念， 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太大， 也太过理想。在 中国大量富豪非法取得的财富前提下，回避对 最不利群体的利益保障，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 是不公正的。 相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罗尔斯， 特别是他对弱势群

10、体的关注，对现阶段寻求公 平的中国社会来说， 更有现实意义。 同时， 卢风表示， 从诺齐克的观念中， 我们 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警惕，他不主张国家介入 社会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国家的公权力过 大， 过大的公权力如果使用不当， 反而会加剧社 会的不公正。 “从这一点上来说， 对中国是有警 示意义的。”2012 年底， 异地高考政策的 制定、实施无疑是关系到教育公 平问题的一件大事。非当地户籍 人口的受教育需求与当地接纳外 来人口的有限能力之间形成了尖 锐的矛盾。围绕着教育公平的话 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中国科学报 ： 自 2009 年迄 今，您先后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呼

11、吁打破教育资源垄断、放开异地 高考。 在您看来， 现行高考制度的 不公平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千帆：高考制度的不公平 首先体现在招生的不公平。我们 长期实行分省的招生计划指标。 在划拨指标的过程中对各省的分 配是极其不均衡的。 一般来说， 本 省的大学给本省的指标划拨得尤 其多。比如北京大学给北京学生 划拨的名额很多， 比例很高， 给外 地各省市划拨的名额要少很多， 而且各省之间的名额分配也很不 均等。 在 “全国一张卷” 的时代， 这 种招生制度就会体现出分数线的 巨大差异。从 2002 年、 2003 年开 始， 国家开始实行分省命题考试， 到目前为止，大概有一半的省、 市、 区自主命题，

12、其他的省、 市、 区 参加全国卷考试。 诸如北京、 上海 等发达地区采用自主命题，这就 会给随迁子女和外来人口带来很 大的困难。 实行分省命题之后， 各 省的教育基本围绕当地的高考进 行。而随迁子女却要回到原籍参 加高考，这就使得他们接受的教 育和考试的内容无法匹配。这是 附加在招生不平等基础上的考试不平等。 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制定的异地高考政策都是 相当不错的。问题比较大的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 发达地区， 尤其是北京和上海。 这两个城市有区别于 其他省市的情况， 一方面随迁子女较多， 教育资源比 较集中， 一旦放开异地高考， 可能会吸引大量的外来 人口涌入。 所以这两个城市基本没有放开异地高

13、考。 其他省市的异地高考政策制定、实行得比较好也有 一部分原因是当地的随迁子女问题不突出，教育资 源也没有北京、 上海等城市集中， 放开异地高考不会 产生过多的连锁反应。 即使如此，也并不能为北上广等城市的异地高 考政策提供理由。因为这毕竟对大量的随迁子女是 不公平的。不过， 现实情况是： 越需要放开异地高考 的城市， 放开的阻力越大， 放开的幅度越小。 中国科学报 ：您认为在我国实现教育公平的关 键在哪里？ 张千帆： 我认为， 教育公平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 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这种供不应求是我们 在高校行政管理过程当中的歧视造成的。通过行政 手段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直接导致了优质高等教育

14、为数很少。 教育公平不仅仅包括上大学机会的平等和考大 学机会的平等。义务教育阶段也在教育公平的范围 之内， 在这个领域， 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也很多。即 使在同一省市内， 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很不平等， 不同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相差很大。 所以在小学、 初中 等义务教育阶段就存在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就全国 的范围来说， 各个地区的教育质量、 师资条件的分布 都是很不平等的。 目前， 在我国要实现全面的教育公 平是有现实困难的。当然， 在某些方面， 我们做得相 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比如： 硬件投入方面， 保证各地 义务教育的投资方面。 当然， 这也取决于当地的经济 发展水平， 这直接决定了能不能留住高水平

15、的师资， 条件艰苦地区的 “代课教师” 现象正是因为正规师资 力量得不到保证而出现的。 教育公平问题在维持现有行政管理格局的情况 下是很难实现的。实现教育公平最关键的是要政府 放权， 实现自由办学。 改革开放 30 多年， 我国经济得 到很大发展， 就是来自于自由竞争的体制， 使经济发 展充满活力。 但教育方面进步的幅度很小， 这样就直 接导致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萎缩。要从源头上解 决这个问题， 必须丰富高等教育资源。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达到相当的 规模， 考好大学已经不是一件难事的时候， 才能彻 底解决应试教育和教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要达 到这个目标， 必须引入教育资源的自由竞争，

16、 同时 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尽可能减少对教育资源的行 政干预和对高校的歧视性管制，让民间的办学力 量兴旺起来。 中国科学报 ： 包括教育公平在内， 提高社会的 公平度， 是否应先做好顶层设计？ 张千帆： 提高社会公平度需要这两方面的力量。 一方面， 底层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 因为社 会公平是直接关系社会底层的基本权利的。另一方 面， 决策层也需要顺应民意， 希望可以出台一些良性 的改革措施来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科学报 ： 您一直提倡宪政， 您认为宪政和 建设公平、 正义的社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千帆： 社会不公平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西方 有些左派认为是竞争造成了社会不公平。但是中国 的很多社会不公平是政府造成的。比如大学之间不 能自由竞争， 根源就在于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 而且 这种行政干预是以不平等、 不公平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说宪政与公平相关， 因为 宪法 规定了公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政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 于权力的制衡。政府之所以可以制定不公平的政策 就是因为其权力不受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