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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遵义会议研究大遵义会议研究遵义市委党校遵义市委党校 杨仲林杨仲林一、课题名称阐述一、课题名称阐述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领导者不懂军事，致使红军损失过半，从撤离时的 8. .6万人锐减到 3. .7 万人。而此时蒋介石已调集 40 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在这生死存亡时刻，博古、李德仍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发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12 月 12 日，中
2、革军委临时决定在所占领的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史称“通道会议”。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到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道会议虽然没有能改变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但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多数领导者中初步形成了必须改变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的共识，李德、博古的权威开始受到质疑，这之后又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使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得以纠正，使红军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联系指挥下，跳出了强敌的包围圈，在极2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3、、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得到发挥，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得以逐步确立，为后来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舵手奠定了基础。同时，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金三角的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显现，一大批革命家的风采在这一阶段得以展现。长征精神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整体现，遵义会议精神得以确立。我们把这一阶段的一系列会议当着一个整体来研究，故称“大遵义会议”。传统意义上的遵义会议，不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和重大的意义。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涉及本课题的成果主要有党史专家石仲泉的文章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见人民
4、网党史频道 2010-01-2）。文章认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势”“才”“场”三个因素形成的。文章很有指导意义。张家德著遵义会议系列研究：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有借鉴意义。本课题研究主要内容：以遵义会议为核心会议，把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当着预备会议，把扎西会议（包括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当着后续会议。阐述各次会议过程、意义、启示。3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完整系统地
5、展示大遵义会议的全过程，深化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第二、让预备会议和后续会议在分享核心会议光荣的同时，对自身价值又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界定。第三、分析毛泽东在大遵义会议阶段崛起的原因及第一代领导集体产生的必然性，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林彪等所起的作用。第四、重新阐述遵义会议的意义：大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核心领导地位，为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为全党全军核心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大遵义会议研究三、大遵义会议研究1 1、长征之初，过四道封锁线后，、长征之初，过四道封锁线后，8.68.
6、6 万红军剩万红军剩 3.73.7 万。万。“左倾左倾”领导集领导集团丧失人心。团丧失人心。1934 年七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红军高层开始思考战略转移。1934 年 7 月 23 日，中央和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发出训令：“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1934 年 8 月 7 日，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下，从遂川新江乡的横石村突围西征，拉开了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序幕。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伟大而悲壮的长征正式开始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 8. .6 万余人，浩浩荡荡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
7、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4蒋介石密切监视着红军前进的方向，先后设下四道封锁线力图全歼红军。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的信丰、安远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秘密定下“借道”的协议，但红军仍然遭到部分敌军阻击。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年仅 24 岁。1934 年 11 月 4 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红军乘胜西进，未遇大的战斗，即在郴县与宜章之间，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冲破前三道封锁线体现了红军的英勇，也体现了党中央对陈济棠等军阀协调工作的成效。虽然通过了三道封锁线，但红军战斗损失加上落伍、流失等原因，减员达两万多。面对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彭德怀
8、曾提出了“北出湘潭，威胁长沙”的建议；毛泽东也提出了“不过潇水，北攻祁阳，然后东向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被左倾领导者拒绝。1934 年 11 月 23 日，国民党军向湘江上游集结的作战命令下达，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开始向中央红军合围。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此时，红军仍然有一突围的良机，那就是党中央成功利用了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使桂系、湘军的防区内一度出现了一条无军队防守的“走廊”：位于广西北部全州和灌阳之间一条宽约二十公里的地带，东与湖南交界，西面是湘江上游。如果此时红军过湘江，则不会有大的伤亡。但此时军委纵队还在距离湘江上百公里外的湖南道县，直到
9、 11 月 25 日才从道县出发。51934 年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 红 1 军团先头部队于 11 月 27 日赶到界首，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 60 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约 80 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但兵贵神速这道理博古李德从来就不懂。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 月 27 日，只走了 6 公里；28 日，走了 28 公里；29 日，走了 32 公里。为什么？负担太重。“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甚至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
10、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在崎岖山路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等最后醒悟轻装前进到达湘江时，数倍于红军且装备精良的敌人已完成了对红军的合围。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及红军阵地发起了猛攻。湘江两岸血肉横飞，枪炮声震耳欲聋。红军将士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至 12 月 1 日 17 时，终于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渡过了湘江。并于 12 月 3 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湘江战役以红军受重创后冲出绝境而结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其成功之处是，我军终于撕开了敌重兵
11、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对此，蒋介石无奈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2012 年 08 月 11 日，网上载作者为黄道炫的文章放水长征路，认为：6长征时期不仅军阀对共产党军队“放水”，连蒋介石也“放水”，“趁追击之机兵不血刃进入大西南，并使红军陷入长途跋涉的困境中，堪称神来之笔。”但我们从湘江战役中看不出蒋介石“放水”的企图。）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湘江上到处翻滚着红军烈士遗体，江水一片血红。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都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 2 万
12、人。实际情况还不止。根据相关资料统计：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 8.6 万余人，不包括雇的几千名挑夫（这些挑夫在湘江战役开始时就应该全部散失了）。冲破第一道封锁线，损失 3700 余人。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 9700 余人和 8600 余人。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大约还有 6.5 万人。突破湘江封锁线后，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又有一个统计，余 3.7 万人。据此估算，湘江一战，前后六天，我军伤亡散失约 2.8 万人，每天伤亡散失约4700 人。湘江战役惨败的原因主要是以博古、周恩来、李德为军事核心的 “老三人团”不懂军事。7孙子兵法始计曰
13、：“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老三人团”不懂兵家诡诈之术，庞大军队的行军路线让强敌了解得一清二楚，预先设好封锁线阻击。如何能不败。孙子兵法九地曰：“兵之情主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嘉言曰：兵贵神速。” “老三人团”不懂兵贵神速的道理，万里征战，舍不得坛坛罐罐。8 个人抬的 X 光机，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都舍不得丢下。很多士兵抬着辎重，行动缓慢。整个队伍前后绵延约 200 里。彭德怀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湘江战役开始，如果红军能快速行军，肯定不会牺牲的如此惨烈。（近年，有人竟说“坛坛罐罐”是毛泽东让带的，
14、耽误了红军行程与毛泽东有关，这是必有用心却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毛泽东在当时的博古李德跟前连军事上的建议权都没有，如何会影响大部队的行程。）有人以敌人力量太强为湘江惨败原因，引用诗人惠特曼诗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诚然，敌人过于强大也是红军惨败的原因之一。敌人总兵力达 15 个师，约 20 多万人，更兼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红军只有六万多人，以一战三，寡不敌众，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这个比例也不是太悬殊，只要战略战术得当，红军虽不能胜，却可以避免巨大损失；可能失败但不会惨败。湘江惨败导致了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强烈不满，就连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对博古、李德有了怨言。刘伯承回忆长征
15、记载：“部队中明8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顶点。”冲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老山界山势连绵，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林深叶密，易于隐蔽，红军得以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时人们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了。在长征中，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同编在中央队里，常在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原因，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被人们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王稼祥原是左倾阵营中的成员，经过与毛泽东较长时间的接触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反思，最先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洛甫也是左倾的重要成员，但在事实面
16、前逐渐认识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2 2、通道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央红军，、通道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央红军，“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的领导”。红军。红军进军贵州，进军贵州，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湘江惨败以后，他们又不仅讨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而且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不断将自己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分析给洛甫和王稼祥听，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争取他俩的支持。同时，三人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阐述他们的意见，以求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时的博古、李德因湘江惨败而垂头丧气、束手无策。 “三人团”权力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在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毛泽东提出终止中央红军继续到湘西的方针，转向贵州进军。周恩来认为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经过9中革军委正式开会研究决定。于是，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后，开会解决。湘西南的通道县，是一个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县。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处湘黔桂交界。193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