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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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 “渔民化”结局“渔民化”结局 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梁洪生 一、必要的说明和本文关注的问题一、必要的说明和本文关注的问题 2004 年春季， 笔者指导两名历史系本科生做毕业论文， 其中一位姓殷 （以下 简称小殷），家住江西星子县城。期间他回到乡村收集资料，在外祖父的遗物中 找到一份“前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 一共 87 页，毛笔书写，一笔不苟，是十分罕见的鄱阳湖区清代渔户湖课登记册 抄本。 其外祖父还手抄了 7 份鄱阳湖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处理捕鱼纠纷的协议 书

2、，并保存了 1946 年和 1988 年修成的两部家谱。 当笔者进一步细读那批反映渔民生活变迁的文献资料时，感到内涵很丰富， 涉及的时段较长，很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于是我在第二年春节由小殷陪同，去星 子县蓼花乡濒湖村庄及新、老行船水道实地考察，并对小殷的父母和舅舅们作了 访问，最后还到星子县档案馆和渔政管理部门查阅档案。此后，笔者写成“私 业” 与“官河”之辨对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户历史文书的解读一文，2005 年于芝加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AAS）57 届年会上宣读。该文后来几经修改， 最终于 2008 年清华大学学报发表。 该文及本文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来自民间的存藏， 而对于这批资料的保存者同

3、时也是其中部分文字材料的生产者张绍强（即小殷的外祖父），就很有必要先加 介绍。张 1934 年出生于星子县蓼南乡楢树咀村，其父即以捕鱼为生。到 1949 年 时家有水田 4 亩，旱地 13 亩，所以在 1950 年代初“土改”时划为“上中农”成 份。张绍强读过私塾，记忆好，会算术，颇有主见，所以在 1950 年就参加了配 合土改的土地丈量工作。次年，17 岁的他就担任了一个小乡的乡长。1953 年因 为和县政府下派的工作组长意见不合，加上账目不对，因而以“经济问题”判刑 入狱 3 年。1956 年出狱，不久又担任了村里的会计，并且会修柴油机，会唱歌演 戏拉胡琴，所以在“文革”动乱中虽然难免挨整

4、的命运，但还是留在“宣传队” 里演了 3 年戏。1975 年，蓼池村打造了一艘 20 吨的机帆船，由他担任驾驶员。 1978 年，他又被乡政府调任村主任（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长）。到 1981 年退职， 自己打造了 1 条 50 吨的机帆船搞运输。 6 年后， 他将机帆船转售， 移居老家楢树咀村，承包了一片湖面养鱼。1988 年，星子县张氏新修家谱，张绍 强在谱局主持日常事务，得以整理一批家族文献，熟悉乡族掌故。此外，还开始 自学中医。张绍强去世后，依然归葬于楢树咀村背山。 不难看出，张绍强首先是一个渔民，也是一个粗通文化，有才艺，生存能力 很强的乡村精英人物；有准官员资历，但又不是共

5、产党员；另外，又是 1980 年 代初期率先在乡村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他晚年热衷家族事务，而且有显而易 见的号召力。2000 年 8 月和 10 月，他先后写了关于三张整顿公共事业情况的 汇报(以下简称汇报）、关于三张传下祖业河港和玉京山的综合材梁洪生： 捕捞权的争夺： “私业” 、 “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 清华大学学报2008 年 5 期。该文对中国渔业史和渔民生活史研究的学术史有详细 回顾，读者可以参考。 料等两份文字材料，交给自己的家族自称为“三张”的一批议事人。尤其 是后一份材料，重点对张氏家族资料“证据不力”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 开座谈会回忆，到政

6、府管理部门查找正式的档案文件，以及“万一找不到原始材 料，也可按祖传管理范围，通过仿置（制）正（整）理似原始材料，上谱”。最 后，他还附上一份“祖传河港习惯作业区域沿岸地址”，一共写明 63 处地名， 涉及鄱阳湖沿岸 4 个县范围，南北流经长度接近 70 公里。20 世纪以来鄱阳湖区 一批渔民为获取更多的渔业资源，以捕捞区域为主的生存空间争夺跃然纸上。同 时，也非常鲜明地映照出张绍强的性情和个人魅力。仅隔 5 个月，张即因心脏衰 竭去世，终年 67 岁。 对于张绍强及其家乡一批族众的渔民身份确认， 也是把握和解读这批民间文 献的重要前提。所谓“三张”，是指居住在星子县东南蓼花池边的板桥张、楢树

7、 咀张、咀上张等 3 个张姓村庄。蓼花池水面面积约 314 平方公里，现今为蓼南 乡、蓼花镇、华林镇等 3 个乡镇所环绕。在鄱阳湖区，所谓“池”就是指一片小 水面，平时有天然的沟渠与更大的湖面（即鄱阳湖）相连，每到雨季，“池”、 “湖”同时涨水，水位一高，“池”、“湖”即连成一片，即形成鄱阳湖区的洪 水期。到秋冬枯水季节，“池”、“湖”分离，相隔几百米到几千米甚至更远不 等，中间是大片草洲和湖地，今人即谓之“湿地”。濒湖各县都有一批“池”分 布，“池”水有两个来源：一是上游来的溪水和降雨；二是鄱阳湖洪水过后留在 池里的水。以“池”为其通名，的确非常形象和贴切地表述了鄱阳湖周边大大小 小的水面及

8、其调蓄江河水位的功能，蓼花池就是这批“池”中典型的一个。 据 1946 年星子张氏宗谱“有诚公世系”记载，有谱名孔华字时茂者， 为“板桥大尧公世系”59 代孙，生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弘治年入庠，授 黉门太学，加捐员外郎，号爱池，承湖课头户一甲”。这是该谱中第一位被记载 “佃蓼花池”和“又带长河”等水面，并承担较多“课米”的祖先，人人皆知， 所以张绍强在汇报中首先提到他。而在清代官府主修的方志中，第一次可以 找到 “三张” 作为渔户与蓼花池之间有利益关系的资料， 是同治十年 星子县志 所绘“蓼花池图”中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有趣的标注，即在“板桥张”边上画了 1 条小船，并写明“张姓取鱼舟”

9、5 字，特别突出了板桥张姓的渔户身份和他们在 池内捕鱼的事实， 当然也是表示对其在此捕鱼的认可。 而由张绍强保留下来的 “前 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其依据应是清 末地方官府的档案，确切地说是一份由当年作为讼案一方的“板桥张”保留下来 的清代湖课清册。其中不仅记载张姓在蓼花池承管产业，而且还在“长河” 也就是鄱阳湖大水面有捕鱼的权利，其界限南起新建县吴城镇，北至湖口县 境内的虾（蛤）蟆石。“长河”又谓之“官河”，即由官府管辖的属于“王土” 的国有水面，凡在此捕捞权者，“照章各管各业”，但必须缴纳渔课，而且还必 须分担因为越来越多的死绝、逃亡而产生的“并带摊派长

10、河逃绝”。自明代至清 初，这主要是河泊官的职责所司，清中期大量裁革河泊所后，课钞均由当地官府 带办。 迄 1950 年代初， 张绍强一家所在的楢树咀村种田和捕鱼的人家约各占一半。 存在着专业渔民和兼业渔民的差异。但随着“反霸”和“土改”等政治运动的展 开， 原来对蓼花池有管理权的家族组织遭到根本性打击， 蓼花池不再具有家族 “私这在长江与黄河流域是一个变化趋势，并由明清国家制度所规定。参见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第 9 章“明清时期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 ，齐鲁书社 2004，第 300 306 页。 业”的性质。这样一种以新的国家法令来实施的制度建设，不仅改变了“三张” 对蓼花池的经营

11、和依存状态， 而且一步步地引导以捕鱼为主业的人群转向更远的 鄱阳湖，亦即由被其垄断的小水面转向众多县、乡渔民均沾其利的大水面，从而 远比其先辈更为依赖这一片水域作为生存竞争的舞台。1950 年代初以后的另一 个变化，就是“三张”渔民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成为制度化的“渔民”而 与“农民”区分开来。其“渔民”身份的确认和强化，与以下的生产组织密切相 关：1954 年底成为全县第一个初级渔业社；1960 年 7 月划归新成立的“国营蚌 湖渔场”，吃国营粮站供应的粮油，并因为是“国营渔场的人”而深为当地农民 所羡慕。 1972 年， 县政府开始在城郊兴建渔民新村， 鼓励 “三张” 渔民举家搬迁，

12、并于 1998 年大洪水之后彻底完成这一“城居化”过程。但从 1991 年发给张绍强 女儿家的户口簿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批渔民搬到城郊后，新村的名称就是从 原来的渔民村直接复制过来的；虽然开始吃县城粮站供应的商品粮，但供应证上 仍注明为渔民身份。 因此，笔者对张绍强保存的这批渔民文献及其动机给出如下解读，并为本文 解读其家谱资料铺垫一个基本线索和社会背景：这些自称“三张”的渔民，长期 依赖村庄濒临的小水面捕鱼，并以之为家族“私业”；同时在更远的“官河” （即 鄱阳湖）中有“习惯”捕捞区，并向官府交渔课。鄱阳湖与周边一批小的“池”、 “湖”相通，到洪水期（湖区民众习称“渺水” ），大水面与小水

13、面汇成一片， 淹没和消除了平时制约乡土人群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地界，造成湖区业权的 “季节性模糊”。渔民因越界捕鱼而冲突，不得不由官府加以仲裁。“土改”之 后，宗族产业被瓦解，渔民被组织起来，越来越依赖鄱阳湖捕鱼，遂与地域更广 泛的渔民发生冲突。此时的矛盾已不仅是“渺水”期彼此越界，而是捕渔者绝对 人数的增加，并进而采用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湖区原来的有序系统造成剧 烈破坏，使以此为生的渔民感到很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因此，由一位乡村 精英人物保存下来并继续“生产”出来的这批湖区渔民文献资料，尖锐地反映出 20 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日益激烈的渔业资源争夺问题。 至此，本文论及的问题才完整浮

14、出水面，即：我们在鄱阳湖边生存和打渔的 一批乡民家里，找到他们 1946 年和 1988 年两次修成的家谱，其中不仅谱系昭 然，而且的确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佐证他们的生活历程。但随着研读的深入，对 这两个谱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疑问， 一个基本判断越来越明晰起来： 在 1920 年代，这两部谱牒的“前身”中还没有这批被称为“三张”的渔民，而是以星子 县另一批自称“四林”并以诗书传家自诩的张姓家族为主角；到 1946 年，“四 林”的谱牒才把“三张”接纳进来，一批渔民的谱系建构过程和动机由此留存； 到 1988 年再次修谱时， 这批渔民的代表成为修谱活动的倡导者和骨干， “渔业” 的内容更被突出和

15、彰显。作为修谱活动的最终产品和一个“结局”，这部家谱已 经明显的“渔民化”了，变成主要在证明其拥有悠久的湖区捕捞历史和大范围捕 捞区的文字载体。因此本文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其时代条件是什么？其中重点探讨 1946 年时 “三张” 如何得以与 “四林” 认宗。 然后是对研究方法的一个讨论：当我们逐渐明白民间文献自身也有一个不断“生 产”和“更新”的过程，不同时代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修谱，那么如何判断民 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并作更准确的“短时段”分析？对此，笔者欲结合对江西民 国史事的一些理解，略陈管见。 二、道光年间星子县张氏“四林”谱系的建构二、道光年间星子县张氏“

16、四林”谱系的建构 张绍强在汇报中，非常明确地肯定“三张”有自成体系的“老谱”，原话如下：建议把老谱找到（我们三张修的谱），那是我亲手整理过的，只要一见 我就认识。即使是要花钱（买），也是合理的。 在大陆民间，“老谱”一般是指 1949 年以前修的谱牒。星子县张氏在 1988 年修了“新谱”，此前一次修谱是在“民国丙戌”，即 1946 年；再前一次修谱 是“民国壬戌”，即 1922 年。但张绍强所说的“三张”的“老谱”是哪一年修 的以及有几卷等，都因为没有实物存在而无法知晓。笔者在 2005 年春节期间在 当地考察时，听到的说法仍是“有”但“不知去向”。 但从查阅 1946 年修张氏宗谱的宗支记载及对历修谱序的分析看，则可 以明确地知道：星子县张氏宗谱在 1922 年编修时，有自己的宗支系统， “三 张” 一系则不见任何记载。换言之，即使在当时“三张”已有谱牒，但与此修张 氏宗谱的“张氏”没有关系，即使是“拟制”的宗亲关系也不存在。现存 1946 年修张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