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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6浅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浅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摘要：摘要：一百多年前，在中国神州这片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然而这场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一百零三天，便以失败而告终，故又被称为“百日维新” 。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因此导致了自身的迅速灭亡。本文试就从戊戌变法的背景、维新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之间的矛盾入手
2、，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关键词关键词：戊戌变法的背景；维新派；守旧派；洋务派；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一、戊戌变法概述一、戊戌变法概述戊戌变法指 1898 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 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 6 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1 1
3、）二、戊戌变法背景二、戊戌变法背景1895 年 4 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 1300 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 年 8 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 年 8 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 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 年 2 月
4、，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并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 1897 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 33 个，新式学堂 17 所，出版报刊 19 种。到1898 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 300 多个。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2 / 6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成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 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 年 1 月 29 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 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
5、了直接准备。6 月 11 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2 2）三三、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
6、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 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 （3 3）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
7、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地方。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如果这时候维新派能够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么激烈侵犯这些旧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并对敌对阵
8、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到地方洋务派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少变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许多本来不必要的阻力，并获得一些来自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在变法面临极大阻力地3 / 6情况下，维新派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强行推行变法，过火地打击阻挠变法的官员，不断加深自己和守旧派本就存在的矛盾。有几件事情特别引起旧党的反对。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
9、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 月 10 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第二，合并衙门裁汰冗员。8 月 30 日，光绪
10、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著裁汰。（4 4）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废八股，“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及
11、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为此，1898 年 8 月 26 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近4 / 6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
12、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 （5 5）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四、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四、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 年 11 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
13、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 （6 6）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略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 （7 7）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
14、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但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抓住与洋务派亲密合作的时机进一步达成对变法的共识，反而在帝党人物的影响下，对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指责、排斥。最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当时也表示要捐资给强学会，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指责和抵制，最后不得不作罢。李鸿章虽然当时的名声很差，但仍拥有实权，且在朝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李鸿章在对待变法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从他的一系列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来。如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经据典，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虽然被维新派拒绝加入其阵营，但李
15、鸿章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鸿章）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8 8）即使在戊戌政变后，他仍直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新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9)(9)他还利用自己的影5 / 6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就是这样一位对维新运动予以很大支持和帮助的老权臣，仅仅是嫌弃他名声太臭，而始终拒绝其加入变法阵营，这不仅使维新派最终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极力支持，也在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态
16、度上产生了分裂，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开始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虽有利于变法的开始兴起，但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顽固派矛盾越来越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这批观望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显然不可能对自命清高的维新派予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维新运动此时要想成功显得更举步维艰。而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维新派的书生意气与张之洞等维新派阵营中务实重利的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康有为等维新派从理想出发，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 1989 年 1 月 24 日总理衙门奉命传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首变官制”。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要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处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无疑。而以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职，深谙官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