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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崔坚同志在科学发展国企责任重庆论坛上 的发言在“科学发展国企责任”重庆论坛上的发言崔 坚（2010 年 8 月 6 日）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下午好！当各位贵宾再次把目光投向重庆、投向重庆国企，这对我们而言，本身就意味着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聆听了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更让我深受感染，大家合纵连横的韬略、点时成金的智谋，必将启迪和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思考和审视重庆国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亲历过去几年重庆国企峥嵘难忘的岁月，有这样三点体会尤为强烈：第一，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肩负更为神圣更为特殊的使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自
2、我完善，也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行调节。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两只手”的功能显得“先天不足”。一方面，市场机制严重失灵，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全面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政府财力十分有限，靠政府调控的范围又很窄，严重影响了调控职能的发挥。 “两只手”作用的缺失，呼唤“第三力量”的崛起。国有企业既是一个完全的市场主体，又因为资产关系是国有，而具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属性。基于国有集团兼具国资特性和市场属性，为其充当“第三力量”奠定了基本。对此，我们近年来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一是通过“八大投”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重庆拥有了除预算内、预算外之外的“第三财政”。如， “
3、八大投”超前实现了靠财政投入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近年来年均投入 400 亿，是 2003 年以前年度投入的40 倍；又如，国有集团已向财政上缴资产升值和经营收益599 亿；还如，2005 年国企与财政彻底“断奶”后，自己承担了一般都由政府支出的费用 1034 亿，减少了财政支出。这实际上是为政府解决民生、教育等其他公共事业腾出了巨大的财力空间。二是通过国有集团的“利益输送”，使重庆市委市政府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带动力量。如，国有集团融资 50 亿元，帮助“两翼”16 个区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又如，以股权和产业链为纽带，形成了“国进
4、民也进”的新局面。目前万亿国资中，非公经济参股已达 38.6%。1997 年重庆直辖时，非公经济占全市GDP 比重 26%，去年已达 60%。按我们制定的国有集团上市规划，届时，这 38.6%的非公权益可获得数以千亿计的市值收益。三是通过国有资本依法合规进行市场调控，使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有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政府通过赋予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建立土地供给的“蓄水池”，解决了 10 年前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问题。又如，通过投资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控制投资集团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投资建设强度，维护了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四是通过国有集团的市场化托盘，使政府在打
5、造发展硬环境、处理市场重大失误等急难问题中，有了新的载体和经济支撑。如，近六年，国有集团推进了 2000 多公里高速公路、5000 多公里高等级公路、20 多座桥梁、200 公里城市轨道的建设。又如，烂尾楼、三金三乱、龙寰超市等市场重大失误出现后，也是国有集团以市场化方式介入，实现了妥善安置。五是通过国有集团代表政府意图，以市场机制推动，使政府在培育、规范市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上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子。如，通过组建重庆联交所作为平台，与政府意图、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共同起作用，推进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大大规避了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重庆大农村与大城市并存，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正是中国的缩
6、影。国有企业在这些问题的突破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既是重庆的具体实践，更是“中国式”的改革探索，是我们在特殊的国情下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本身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第二，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解决发展问题。熙来书记在重庆民生大会上精辟指出， “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它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 ”奇帆市长也指出， “不仅要算当前帐，也要算长远帐，做到中长期平衡；不仅要算经济帐，还要算社会帐，做到综合平衡。要看到，当前的民
7、生投入在未来会产生巨大效益”。做好民生工作是启动市场消费的一场革命。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如果能有效提高农村社会的消费能力，激活 7 亿农民的庞大市场，同时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获得的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社会巨大的消费潜能将被释放，消费对GDP 的拉动作用将大幅提高。而投资民生、改善民生无疑是重大举措。因此，解决好民生问题，既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又将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持久强大的动力。对国企而言，参与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更是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事实上，重庆国企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一是想民之所想，办民之所需，解民之所忧。
8、如近年来，“三金两款”拖欠了职工，我们全面清偿了 13.7 亿元的拖欠。又如，老百姓盼“公租房“，国有集团挺身而出，全部承担了主城 2000 万平米的建设任务；再如，微型企业发展差资本金，国有集团作为“大哥”理应帮扶，我们已决定从国有资本收益中每年拿出 1 亿予以资助。二是履行好“第三财政”职责，推动重庆民生财政方向。重庆国企通过“第三财政”运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增强了重庆全面推行 15%所得税、购房低契税、居民首次购房退税、财政资金优先社会事业支出和扶持“三农”、推动民生建设等惠企惠农惠民政策的实施。近几年，重庆教育经费与 GDP 之比保持在 4%以上，财政每年新增投入 8
9、0%年以上投向农村，去年民生财政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 51.7%， “第三财政”发挥了重要的“托底”功能。三是在深化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如，成立了全国首家农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形成生猪等农副产品的未来价格，让买卖双方都能看清未来的利润和成本，从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又如，成立药品交易所，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通过药交所交易，实现了药厂不出厂门就可卖药、医院不出院就可买药，有效防止了医院和药厂在交易中的“暗箱操作”，减少了中间环节，群众承担的药价大幅降低，药厂和医院的利润也能有所增加。再如，成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开展“地票”交易，在城乡之间建立了要
10、素双向对进的通道，其一，农村的用地指标流向城市，在为城市建设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时，通过对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土地质量的折算，耕地面积也实现增加；其二，城市资金则流向农村，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居住条件、村容村貌等的改善。第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地方国企“走出去”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要素产生了加速流动的新趋势，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新的深刻调整，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积极“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既是企业发展的内在所需，也是践行国家和地方战略的应有之举。重庆国企“走出去”已取得突破，尝到“甜头”。目前，重钢集团收购澳矿项目获澳洲政府批准和国家发改委核准。机
11、电集团收购英国机床技术项目完成正式交割，将获 3 个百年品牌、5 项世界先进技术，其中 3 项为世界一流技术。高速集团与世界银行的国际股权融资项目、粮食集团收购巴西土地建设粮食基地项目等，均取得重大成果。在重庆国企“走出去”的实践中，我有这样几点感受：一是地方国企具有区别于中央企业的优势。地方国有企业无论是规模、实力均不及中央企业。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其影响力有限，地方国有企业对实施海外技术、资源等收购更为有利。二是地方国企更应该“抱团走出去”。地方国企往往规模小、实力弱、经验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相比于中央企业，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尤需“抱团走出去”。我们签下的几笔“大单”，都是在市
12、国资委“总调度”下，多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的协同配合下完成和顺利推进的。如，对英国机床技术的海外并购，看似机电集团一家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一次市场博弈，其实更是整个重庆国企集团谋定而后动的一场整体战役；看似仅仅 2000 万英镑的一次收购，其实 2000 万英镑的背后是万亿国有资产的强大支撑。三是地方国企“走出去”要建立强力的支撑性平台。没有有强力的体制性和实体性支撑， “走出去”将困难重重。重庆的探索实践中，其一，构建了一体化的协调服务平台，市国资委成为走出去“总调度”、 “总后勤”。其二，组建了注册资本金达 30 亿元、全国地方最大的对外经贸集团，作为“走出去”的带动平台。其三，由重庆渝富与中
13、国进出口银行合资组建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的中国进出口担保公司，作为“走出去”的重要金融支撑。其四，市国资委与摩根士丹利等国际知名中介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作为“走出去”的重要咨询支撑。其五，市国资委与国家商务部、中非基金、我国多个驻外经商处建立了联络机制，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政策和信息支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拥有投融资企业、地方金融企业、工商企业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使得市国资委可以在其监管范围内为市属国有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以推动各企业形成“抱团”走出去的格局，最大限度拓宽国有资产的运转空间和效率，提升国有集团的整体协作能力。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重庆国企在积极担纲履责的同时，自身也取得了高速发展，资产总量已逾万亿，但抢抓机遇、推进调整、实现科学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将更加注重对国资功能的探索与实践，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在与各界有识之士、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深度合作、互利共赢中，开创重庆国企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