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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母亲社会性别的思考对母亲社会性别的思考王凤仙【专题名称专题名称】妇研究妇研究【专专 题题 号号】D423】D423【复印期号复印期号】2000】2000 年年 0202 期期【原文出处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浙江学刊(杭州杭州)2000)2000 年年 0202 期第期第 9999102102 页页【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王凤仙，王凤仙，19601960 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100101）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在传统话语中，母亲指有德妇，与伟大、善良、牺牲、慈爱相连；人是在传统话语中，母亲指有德妇，与伟大、善良、
2、牺牲、慈爱相连；人是 小的、弱的、可被轻贱的、可生灾祸的，与色相连。母亲与人通过小的、弱的、可被轻贱的、可生灾祸的，与色相连。母亲与人通过“尊母尊母” 与与“小人小人”的表达方式被分离了，这种分离是创建性话语的最大困难。的表达方式被分离了，这种分离是创建性话语的最大困难。【关关 键键 词词】母亲母亲/ /人人/ /社会性别社会性别/ /性话语性话语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母亲曾拥有权力。如，杜芳琴教授（1996）对中国历代主和主政治的研究，又如玛杰里伍尔芙（Margery Wolf 1972 ）对台湾农村妇与家庭的研究。 前者指出， 在 2300 年的封建社会中，主统治或主参与统治的约6
3、00 年， 但母后执政并不是妇社会地位高的标志； 后者提出了“子宫家庭”（uterinefamily）概念，认为妇通过生育特别是生儿子从而取得了在父权制家庭中的母亲权力，这种权力巧妙地挑战了男性统治，同时也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这些研究提示了“母亲”与“妇”在历史上被分离的迹象。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意识到了母亲权力，但他因母亲的权力而否认人受压迫。他在中国人一书中说：“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研究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林语堂把母亲拥有的地位和权力当成了人的地位和权力，这是人们常见的
4、一种混淆，乃至是一种有意把“母亲”和“人”混为一谈的混淆。实际上，主流话语一直竭力分离“母亲”和“人”，如果我们不首先认清这种分离，就很难识别那种有意的混淆。本文尝试分析主流话语对“母亲”和“人”所做的分离，这一分析基于社会性别概念，目的在于指出：母亲是被社会性别话语制造的。一这里，首先要提及“妇”概念。李小江（1997）认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为我们思考人提供了不同的话语。关于中国人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世界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和性的。属于传统话语的如“小子”、“老妇人”之类完全由男人制造并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社会；而“妇”这一称谓与革命相联，毛泽东称自己队伍中的人为“妇”或“妇同志”，“妇”话语塑造
5、了“非性化”时代，它在官方文件中是人的统称。依李小江对“妇”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的解释，“妇”这一语言符号包含“母亲”，内涵又较“母亲”更宽。我们在阅读中，对“妇”和“母亲”所指的这种差别也并不陌生，如“青提夫人所遭受的苦难和目连救母过程中的曲折艰辛，便具有了感动作为性和母亲的妇听众内心的震撼力量。”这句话中，“妇”就包含了“性”和“母亲”。“母亲”在传统话语中具有明确含义，李小江（1989）在性沟中写道：“父权社会中的妇，也仅仅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就是说，“母亲”是被社会承认的妇，是有德妇；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母亲”被淹没在“妇”
6、中，即使在高生育率的年代，“母亲”也没能脱离“妇”而独立表达。倒是传统话语中的“贤妻良母”在近 20 年中重新获得了表达机会，虽然此时，“贤妻”已失去传统话语的所指，因为“妻”是“爱人”；“妻”参加社会生产，有工作，是职业妇，不再是被供养者；婚后有自己的姓氏。中国妇曾由此获得了西方妇的羡慕。从传统话语中捡出“贤妻良母”是因为“良母”，即人必须为母，优生优育，生育儿，独生子政策，因子而来的家务，因生育而荒废的学业和失去的机会，双重角色，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妇”不仅会因“母亲”受到尊重，也可能会因为不是“良母”而遭到实实在在的否定。“母亲”得到赞扬较“职业妇”多，社会最需要的是“母亲”为男性中心
7、社会生育、教育接班人。所以，尽管看起来“母亲”被“妇同志”或“劳模”、“代表”等掩盖了，但传统话语的“母亲”仍暗含在“妇”所指中，并且伺机独立表达。1980 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全文刊登了周恩来在 1942 年 11 月 20 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题为“论贤妻良母与母职”的文章。文中写道：“母职，是妇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通道开地和相提并论的。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
8、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概念的。”学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认为，周恩来的观点对破除旧的道德规范具有指导意义。这至少说明，时至 80 年代，社会主义话语尚未能发现代替“良母”的对妇生存形式的另一种表达。除了用“革命”外衣包装了的“妇”，就是含义确定的“贤妻良母”，无论哪一个，“母亲”都是其中的主要内涵，社会性别话语一直在塑造母亲。二在传统话语里，“子”是小的、弱的、可以被轻贱的、可生灾祸和需要驯服的，最为著名的有，孔子言“唯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母亲”是慈祥的、勤劳的、牺牲的、伟大的。依刘向列传，母者，应如周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尽妇道。生十男诲十子，自少
9、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十子之中，武王、周公成圣。”母之功绩在教子，母亲生育、养育后代的辛劳终有回报，那就是“孝”。孔子主张“事亲孝”（论语学而），“亲”即父母双亲。“孝”主要包括听从母亲、成人成才和赡养母亲。所以，“人”与“子”、“妇人”的所指相同，是在特别提示性生物性别时使用的，在对“母亲”塑造的过程中，“人”逐渐地被置于“母亲”的对立面上。在解释主政治的文化原因时，杜芳琴（1996）明确指出：在中国，既有贱视妇的偏见，又有尊母的传统。中国没有权、妻权而有“母权”。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数“家”在“尊母”上取得了共识：道家尊母，是从道的本体立论；法家重母，是从功利实用出发；儒家尊母，则是从伦理道
10、德着眼。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佛教故事“目连救母”，也宣扬了一种尊母思想。当一方面是“尊母”，另一方面是“小人”时，传统话语便分离了“母亲”与“人”。这种分离还体现在“”特别与“色”相关，而“母”只与“家”相联。在传统话语中，“色”主要表示“色”、“性魅力”（江晓原 1995）。先后儒家均有“好德”与“好色”的讨论，“色”具有很强的对象化特征，“好色”非人（包括男）之本性，而仅是男人对“”（物化对象）的追逐，或是“”对男人的迷惑。“”即“性”，她不是另一性（人），而是洪水猛兽，是可怕之“物”。“好色”则是“毁德”，所以，“坐怀不乱”、不近色在后儒就是不毁掉自己的“德行”。与“色”有毁男人的德行形成鲜
11、明对比的是，尊母则使男人具有“德行”。研究者（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 1995）发现，在汉代孝行的例子中，以孝敬母亲者居多。孝子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赞扬，是一个男人在朝在家取得地位的必备品德。传统话语对“母亲”与“人”的分离一直延续下来。近 20 年，我们几度讨论“贤妻良母”的角色冲突，但无论论者说什么，人们还是被要求做或要做贤妻良母。为什么？是因为“母亲”被社会接受、赞扬，她是确定的、完整的、幸福的；而脱离“贤妻良母”的人则是孤独的、不确定的、不完整、不幸的，此外，如果她们是“三陪”、“妓”，那她们就是卑鄙的、下流的、无耻的、肮脏的，甚至非人的。三现代史上，“男性思想家们一致借用权主义为利器，
12、反对封建主义；却未等权主义与人见面，便将她窒息在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大潮中。”（李小江 1997）窒息权主义的行动之一， 就是利用传统话语分离“母亲”与“人”。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十分重视母性之于家庭的意义，他（1928）以为，子之中，有母性特别强者，有平庸者，也有特别薄弱者。他说：“今从事于权运动者果为何种子乎？曰，大多数为母性甚薄弱之子。”他批评那些母性薄弱之子宣传其他子加入社会事业，而影响母性平庸者专心于家庭生活，所以，在他看来，“最初之妇问题为如何安插此少数母性特薄而才力特厚之子；今天之妇问题则为如何使大多数妇恢复其适当之家庭生活。”十分明显，潘先生相信，大多数妇应是“家庭”中的“母亲
13、”。对于少数子背离母性去从事社会事业，他虽表现出宽容，但对其对母性的背离是持否认态度的。这里，“子”与“母亲”的对立显而易见。再举现代作家林语堂为例。他在理想中的性中的这段文字则明白地分离着“母亲”和“人”：“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之最大的罪恶为充斥众多之独身子，这些独身子本身无过失而言，除非她们愚昧地真欲留驻娇媚的青春；她们其实无法自我发抒其情愫耳。许多这一类的子，倒是大人物，象教育家，伶，但她们倘做了母亲，她们的人格当更为伟大。一个子倘若爱上了一个无价值的男子而跟他结了婚，那她或许会跌入造物的陷井，造物的最大关心，固只要她维系种族的传殖而已；可是妇有时也可以受造物主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
14、婴孩，那时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尤为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她在舞台上获得隆盛的荣誉时尤为真实。”从这里我们清晰地读出了“”较之“母”的不足，林先生借助造物主对比了“”幸福之有限和“母”幸福之无限与绝对。“”不仅不如“母”幸福， 也不如“母”伟大。 有一本出版于 1993 年名为母亲的散文集，编者在序中写道：“母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她生养了我们，不仅仅在于她为生养我们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与磨难；母亲的伟大，也不仅仅在于她对我们比海洋更为深远的爱，也不仅仅在于她为爱我们所进行的拼死抗争，所付出的血泪的代价。母亲的伟大还在于，她既要在家庭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又须在社会生
15、活中同男人一样地去争得一席之地，去谋求事业上的成功。所以，母亲的伟大还在于，她们在实际上是并不自由的生活中，承受着沉重的社会积习的压力，却仍能够向社会播撒着爱与美的种子，向人间奉献出鲜花与微笑。”这里写出了是谁伟大、为什么赢得了“伟大”：作者肯定不允许也难以将“母亲”换成“人”，因为不仅此间作者强调的是为人母者而不是某一性别群体，并且，如要赞美人，须用另一套话语。“母亲”的牺牲精神是母亲塑造中惯用的。尽管，母亲因为什么富于牺牲精神需要专门分析，但人们还来不及询问就已经习惯于相信：母亲应该具有牺牲精神。古时，寡母含辛茹苦抚养子被人传诵，今天，传媒中不乏“为筹措儿子大学学费寡母挨户跪了 49家”（北京晚报1997 年 10 月 22 日）之类的报道。李慧英（1997）曾在中国妇报上撰文，评论电视剧渴望和风雨丽人中两类反差极大、对比强烈的性形象：一类是母亲，一类是强人。她说：“作家们不约而同把喜爱献给了母亲，将反感留给了强人。”她指出，也许这并不是出于编剧们的自觉。的确，这恰是传统话语对“妇”话语的渗透，是“尊母”与“小人”的继续。显然，传统话语对“母亲”的塑造及其与“人”的分离还在继续。为什么社会主义话语在“妇”中没能消除“母亲”与“人”的对立？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重生育、重人伦的。李银河（1994）指出：“中国文化之有幸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