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_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_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2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本文是中山大学刘林平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 09JZD0032) ” 的成果之一。衷心感谢本刊匿名审稿人 关于精神健康核心概念以及抽样说明等方面的修改建议， 本文的多次修改得益于匿名 审稿人和编辑的中肯意见。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 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刘林平郑广怀孙中伟提要: 受 “富士康事件” 影响，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基于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发现， 在我们的样本 中， 14. 7%的外来工是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虽然与普通群体( 如学生、 护士
2、、 普通市民等) 相比， 其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 但是与劳动权益状况密 切相关。Logit 回归分析表明， 超时加班、 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恶化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 社会网络对调节外来工精神健康作用甚微。在当前的 用工模式下， 我们认为，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损害工人精神健康的分析仍然 符合中国现实。我们主张， 精神健康是劳动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劳动权益外来工精神健康2010 年上半年， 富士康、 台州、 佛山等地外来工自杀事件( “” 高校富士康调研组， 2010;田国垒、 吉玲， 2010;陈荣炎等， 2010) 接连发生， 这些事件迅速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焦点
3、， 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也因此受到政府官员、 企业家、 学者以及民众的普遍关注。并且引发了诸多争议， 如员工精神健康更多地与管理体制还是人格特质有关;更多地与工作场所， 还是生活空间有关?有一种观点认为富士康的工资并非是珠三角最低的， 加班不是珠三角最严重的， 因此推测劳动权益状况不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主要原因( 黄小伟， 2010; 徐明天， 2010) ， 这类观点建立在富士康个案之上， 缺乏对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区域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全面调查， 是有待证实或证伪的。对于白领而言， 劳动权益或许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他们的工作环境较好、 福利待遇较高、 劳动权益较少遭受侵害， 在这样的状况下，
4、其存在的精神健康问题与劳动权益保障可能关联度不高。而外来工则不同，461诸多研究表明， 由于制度和人力资本的约束， 他们的工作环境一般较差、 福利待遇较低， 劳动和人身权益经常受到侵害， 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状况， 因而劳动权益与其精神健康之间可能直接相关。 2010 年 7 月， 我们对珠三角和长三角 4000 余位外来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国际上常用的 12 项一般健康量表( 12 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以下简称 GHQ 12) 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进行了专项测量。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测量数据， 在总结此前研究的基础上， 对外来工精神健
5、康现状及与劳动权益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一一、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 心理学和医学研究的现状及不足目前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 医学领域 ( 何雪松等， 2010) ， 大致分为精神健康现状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 既有研究主要有如下发现: 首先， 外来工较普遍存在精神健康问题( 李晓芳， 2004; 何雪松等， 2010) ; 其次，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比全国平均水平差， 心理问题发生率比一般群体高( 李晓芳， 2004; 徐香芬等， 2006; 龚承柱等， 2008; 廖传景等， 2010) ; 再次，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比本地工差
6、( Shen et. al， 1998) 。就影响因素而言， 既有研究集中分析了流动压力、 社会支持、 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等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何雪松等( 2010) 的研究认为， 移民压力、 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以不同的路径影响外来工的精神健康。斯诺等( Snow et. al，2003) 则分析了工作场所压力源、 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该研究发现， 工作相关的社561研究报告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本次调查的外来工是指大专及以下学历、 跨区县流动、 被企业或单位正式雇佣的外来务 工人员， 也包括少量符合条件的城镇户口者， 但主体是农民工( 占 83. 5%)
7、 。我们在模型 中曾尝试加入户籍变量， 但发现对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也不影响其他变量的显 著性和作用的方向性。因此本文中， 我们对 “农民工” 和 “外来工” 不做区分。 心理学上认为， 心理问题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Lazarus Folkman， 1984) ， 当个体 意识到不能恰当应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威胁时， 压力就产生了， 若缺乏有效应对措施， 就会 产生焦虑、 抑郁、 沮丧、 失眠、 甚至失去信心等心理问题。压力( stress) 概念是指个体不能有 效应对身体或环境刺激所导致的生理或心理失去平衡的一种紧张状态， 而那些具有威胁性 或伤害性并因此给个体造成压力的事件
8、或环境就是压力源( Selye， 1976) 。由此， 压力可理 解为由压力源、 对压力源的评估及可能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会支持可以降低工作压力， 同时提高积极应对方式的使用; 工作压力源是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之间的中介变量。黄富强和梁淑雯( Wong Leung， 2008) 的研究发现， 流动压力( 特别是“经济和就业的困难” 和 “人际关系困难” ) 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之一。钱胜等人( 2008) 则指出， 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尽管上述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地讨论了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但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可能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
9、要因素 权益状况( 包括人身和劳动权益) 。而在当代中国， 外来工的权益普遍被侵犯是一个既存并被公认的事实( Chan， 2001; Chen， 2007; “外来农民工” 课题组， 1995; 刘林平、 郭志坚， 2004; 万向东等， 2006; 谢勇， 2008;蔡禾等， 2009) 。在此情况下， 分析外来工的权益状况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就尤为必要。( 二) 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与心理学从个体角度解释心理问题不同， 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早在 100 多年前， 马克思就探讨了生产劳动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他认为， 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 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是异化劳动
10、 。“因此， 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并不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失、 精神遭到摧残” ( 马克思， 1979: 47) 。马克思的论述包含着两个涵义: 其一， 生产劳动过程直接影响工人精神健康; 其二， 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在其工作单位或工作场所产生的。在马克思之后， 布雷弗曼( 1978) 、 布若威( 2008) 等人基本都坚持了马克思的观点。潘毅( 2007) 则具体研究了20 世纪90 年代后期深圳工厂女工的个案， 她对一位女工的梦魇和尖叫做了深入分析， 认为这主要是由工厂超时劳动所引
11、发的一种类似创伤性精神官能症的病症。与马克思关注劳动过程不同， 迪尔凯姆( 1996) 则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对个人的精神健康进行解释， 他认为社会失范是造成精神健康问题661社会学研究2011 4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所经历的诸如亲人丧亡、 夫妻离异、 失恋、 失业或退休、 疾病或伤 残、 被侮辱等给身体或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 它会使个体产生不安、 消沉、 焦虑、 恐惧 等情绪， 是个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军生、 程淑珍， 2008) 。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有利于个人的精神健康。迪尔凯姆的理论可以视为社会网络学派分析精神健康的先声。社会网络是近年来外来工研究的
12、主要视角之一， 社会网络具有向其成员提供功能性、 情感性和社会交往支持的功能 ( Van del Poel， 1993; Sherraden Martin， 1994) 。大量经验研究发现， 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精神健康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Jacobson， 1986;House et al ， 1988; Lin Ensel， 1989; 赵延东， 2008; 何雪松等，2010) 。黄富强和梁淑雯( Wong Leung，2008) 研究发现社会伙伴支持对外来工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 工具性支持显著影响外来男工的精神健康， 而尊重支持显著影响女工的精神健康; 此外， 该
13、研究还发现， 社会伙伴支持是影响流动压力和外来女工精神健康关系的调节变量。尽管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关注到了外来工的权益状况， 但并未在权益状况与个体精神健康之间建立联系， 本文认为， 这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其一， 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注外来工的公平感、 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群体心理， 认为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普遍感到被排斥， 产生自卑、 孤独、 失落、 不满等心理的主要原因( 王春光， 2001， 2006; 朱力， 2002; 朱考金， 2003; 康来云， 2004; 李培林、 李炜， 2007， 2010) ， 相对忽视了行动者个体的心理因素; 其二， 国内
14、社会学界主要使用问卷调查， 较少使用成熟的心理或医学量表， 难以对心理问题进行客观和全面的测量( 赵延东， 2008; 陈黎， 2010) ; 其三，一些研究采用个案进行分析， 对权益状况影响精神健康的解释主观性较强， 难以确证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难推论到整个群体。综上所述， 就外来工精神健康而言， 心理学和医学的研究忽视了权益状况这一重要影响因素， 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缺少有效的测量工具。为了弥合既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尝试在控制个人特征、 组织特征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 探讨权益状况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三) 研究假设基于既有文献， 我们认为， 权益受损和劳动条件恶劣可能损害外来工的精神
15、健康， 而社会支持则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为此， 我们提出三项基本假设:假设 1: 劳动权益状况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 具体而言: 1a: 被拖欠工资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761研究报告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1b: 加班时间越长， 精神健康状况越差;1c: 被强迫劳动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1d: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外来工精神健康是当下生存状态的反映， 而劳动权益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外来工工资水平较低， 生存压力较大， 被拖欠工资者往往感受到较大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中， 一般来说， 工作时间越久， 缺乏自由活动与放松身心的机会， 身心会越疲惫， 员
16、工可能产生心理压力以及焦虑、 烦躁等情绪， 也可能因为疲劳而发生工伤。被强迫劳动导致劳动者工作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影响到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时的情绪， 可能会损害精神健康。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 是一个主观变量， 反映了不同外来工对权益状况的敏感程度和主观认识，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假设 2: 劳动条件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 具体而言: 2a: 冒险作业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2b: 工作环境有危害，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我们采用是否冒险作业以及工作环境是否有危害两项指标来测量外来工的劳动条件。劳动安全保障是劳动权益的基本要求， 但实际上许多工人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暴露在对身体健康有毒有害的粉尘、 气体或噪音中， 或者缺乏基本的安全措施， 这样的劳动条件会直接影响外来工的身体健康， 一旦身体受到损害， 往往会表现在精神健康上。即使身体健康一时没有受到侵害， 但外来工也可能出现焦虑、 紧张或恐慌等影响精神健康的心理状态。假设 3: 社会支持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 具体而言: 3a: 有企业内部朋友者，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