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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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张五常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 1966 年 5 月动工，1967 年 4 月交卷。那 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 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66 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1967 年 9 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资料，就把论文加长了四 分之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 1969 年了。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 30 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 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 的“始作俑者

2、” 。其二，作为一本“名著” ，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1969 年艺大出版社印制了 10OO 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 书馆自动买了 500 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 300 本；25 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 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20 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 分之一个世纪不到 2O0 本！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 3 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 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寻寻觅觅的日子寻寻觅觅的日子1959 年我进入洛杉机加州大学，61 年学土，62 年硕士，63 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 士

3、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 3 年的时间找不到 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 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 ，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 ，或语言不通（如日 本的明治维新） ，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 。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 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 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1965 年 8 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工余之暇拿着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 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

4、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 1949 年的土地改革， 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 37.5。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 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业产量急升。我当时怀疑那是的数字游戏，要宣传一下 国民党的优越性。但多方调查的结果，是产量上升的数字可信。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 的？三个原则的理论三个原则的理论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 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着把分成的 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生产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 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当时在

5、长堤大学共用同一办公室的是 Eldon Dvorak。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 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 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对我来说，该理论的“创立”顺理成章，没有什么新意。我只拿着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 第一，我是阿尔奇安（A.A.Alchian 1914）的入室弟子，又熟读科斯（RH.Coase 1910）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 所以要从私产的局限入手。第二，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 由双方议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佃农合约中的条

6、件（这包括分成百分比） ，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很执着，任 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 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 另一方面，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有了如上的佃农理论，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 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但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个浅 而又不能不问的问题，后来触发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研究。佃农理论做得满意后，我就

7、加入台湾土地改革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几分钟就 把问题弄清楚了。因为这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 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需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增加而有点 补偿。这样，农产量就上升了。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 11 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 革 ，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五个小时的争辩五个小时的争辩1966 年 5 月某日下午 5 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 4O 人，其中 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 结论全盘错了。当我

8、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就想：错一两点有可能，但说六点皆错就显得他们不明 白。在会的人开始争论，但我只注意赫舒拉发（JHirshleifer 1925）及阿尔奇安。他 俩是 20 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论。赫氏一言不发，想着些什么，时而 摇头，时而点头。阿氏木无表情，拿着我的“大纲”翻阅。争论的诸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常谈的：地主若收农户固定租金，付 租后的生产剩余全归农户所有；但佃农分成，农户的所有生产都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 其生产意图怎会不被削弱，所以佃农生产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我说农户要竞争，说地主 有选择权，他们听了等于没听，继续争吵下去。两个小时后，第一

9、个站在我那边的是 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他说：“没有教过 史提芬的不准发言。我教过他，知道他不可能错得那样容易。 ”赫舒拉发跟着说：“不要管 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 ”第二页解释的是第三页的一个古怪图表，天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像是一条面包给 人一片片地切开来的。我解释说：假如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若以佃农方式将整 块地租给一个一家四口的小农户，地主的分成率会很高，因为小农户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 入，足以使他不另谋高就。地主于是把大地切开，租给两户佃农：他的分成率会下降，但 总收入却会上升。我跟着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佃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入再

10、增加。 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我答道：“不是的。农 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 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 若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他不明 白的地方。 ”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晚上 10 时（研讨了 5 个小时） ，阿尔奇安一看 手表，站起来，走了。其他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 EThompson。他是个奇才，会中反 对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继续和

11、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晚上门时， 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 11 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他回应道：“其他的人 怎样想我不知道，但我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学生有这么精彩的论文。 ”阿尔奇安说可动笔阿尔奇安说可动笔过了一夜，清早阿尔奇安给我电话，说我的理论与传统的是两回事。他要把我那 11 页 大纲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结果怎样再通知我。我当然高兴，而阿老当时的研究班学生大 都是我的同学，不少是好事之徒。每过几天，就有同学给我电话，说没有谁找到我大纲内 有任何错处。过了一个月，阿老给我电话，说我可以

12、动笔了，准备要写两年。我问他一年够不够； 他说不够。论文 8 个月后就写完，阿老说是奇迹。他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当时全职教书， 又搞什么摄影展览，再快 3 个月应该没有问题。理论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来，就是灵机一触，三几天就可鸣金收兵。我当时的困难 不是佃农理论的本身，而是要怎样去验证这理论。验证这回事，要快也快不来。要是理论 的主要含义被事实推翻了，理论怎样精彩也无补于事。这是阿、赫二师当年对我的严格要 求。加加减减的办法加加减减的办法我当时收集了不少关于台湾农业的生产数据，很详尽的，要怎样处理，怎样来验证自 己创立的佃农理论，是不容易的工程。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 大量

13、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 唁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统计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 用的放进论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好奇而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上下了数年苦功，心领神会，究竟所 学有没有用场自己总要知道。我又想，经济是一门科学；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 自己的佃农理论在逻辑上找不到错处，那么依照科学的方法，验证时我得设法把理论推翻， 若推翻不了，理论就算是有用场。1966 年 6 月，我集中于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苦思两个 星期，我写下可以推翻这理论的多个假说或含义。我想，这些含义那样清楚，用不着什么 高级的统计了，而

14、把数据谱入电脑，所需时间多于用人手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这样算出 来的推翻了理论就再找题材吧。1966 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时的机械 计算机，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 才知道。当时长堤大学的同事 Eldon Dvorak 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 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 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自信：对就对， 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1966 年 10 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

15、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 3 个月前推断了的。 成竹成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阿师教我写英文阿师教我写英文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 快乐的时刻。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 还未谈之际也。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跟学术谈恋爱是苦恋。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 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1966 年 10 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 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当时在长堤共用同一办公室的 Dvorak 明白 发生着什么事，处处维护着我。后

16、来（大约 4 个月后）我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个摄影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 50O 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 66 年 11 月完成的，隔行打字 40 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 阿尔奇安。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 还给我。再去见阿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 完整无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不高兴地离开阿师，回到长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阿师在文稿上 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过 了一夜的上午 11 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工，懂得舞文弄墨，但阿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 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 要简单，也要直写。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 门见山的文体，反映着阿师的教诲。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