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文一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日本文学论文-_1868【论文全集】》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言文一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日本文学论文-_1868【论文全集】（11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http:/ 要:“历史主义”是一种隐含“欧洲中心主义”和“内容决定论”的局限性极大的历史观。而“历史化”则是一种对“形式”采取辩证的历史态度的崭新视点。通过对“形式”进行“历史化” , 可以澄清许多疑惑 , 并发现“言文一致”实际上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 , 而所谓的“内面”也是它的产物。 Abstract : Historicalism , implying a focus on Eurocentralism and content determinism , presents us with a deficient view of his2tory. By contrast , his
2、toricism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based on a dialectical view of history. A study of form based on his2toricism can shed light on many bewildering problems and demonstrate that“speaking matching writing”is the actual origin of theform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so2called“inner side
3、”also derives f rom that origin. Key words : speaking matching writing ;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 historicism 一 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之后 , 如何寻回“历史”, 成了对它们批判性地继承和超越的主要标志和重要课题。倒退到传统的历史主义 , 显然没有出路 , 更与“语言论转向”之后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取向相左。所谓“历史主义”, 与以下一系列概念紧密纠缠在一起: 普遍性、必然性、整体性 , 以及所谓的时代精神、欧洲中心主义 (亦称为“欧洲中心论” ) 、作家中心论等。简而言之 , “
4、历史主义”与“内容决定形式”的传http:/ , 它是一种典型的线性的、机械因果律的思维方式 , 构成绝对单向度的和简单的“有因必有果”的阐释框架。比如 ,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 日本近代文学必须照样重走一遍西方近代文学的发展路程 , 即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批判现实主义 , 而且是在少于后者几倍的时间内。如此一来 , 浮云和破戒被认为是近代日本文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它们的受挫 , 则意味着日本近代文学走上了歧途:破戒之后 , 以棉被为代表迅猛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文学 最终演变为所谓“私小说” 被认为作者本人的“私”与作品的“私”相混同而遭到批判 , 未能够形成“自立的作品空间”, 因而是对
5、浮云和破戒的“歪曲”和“偏离” 。(柄谷行人 , 1988) 于是 , 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到了“孤家寡人” (所谓“孤立的巨峰” ) 的夏目漱石的肩上。可以说 , 此类说法乃是有关日本近代文学的“常识” 。然而 , 恰恰是夏目漱石在留英三年回国后发表的理论著作 文学论(1916) 中首先对“历史主义”和隐含于其中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 毫不掩饰自己的切身感受:“一种宛若受到英文学之欺骗的不安”, 并清楚表明了类似于后来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主张 (即著名的“F + f”的文学公式) 。他指出: 区分作品的性质 , 不应以“某某主义”为标准 , 而应依据“适用于古今东西的、
6、脱离了作家及时代的、仅表现于作品之上的特性” 。(转引自柄谷行人 , 1988 : 15) 由此可见 , 要考察清楚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真相 , 凭借或者仅凭借“历史主义”是显然不行的。那么 , 我们用什么来取http:/ ? 看来惟有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柄谷行人提出的探寻“历史性”的方法 , 亦即是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F 詹姆逊所倡导的“永远历史化”的方法: 着力从“形式”层面寻回“历史”的方法。具体说就是 ,重新审视内容决定形式的模式 , 给予形式以新的重要地位 , 使被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视为非历史或反历史的东西 (形式) , 显示出历史的最终制约力量。 (王一川 , 19
7、99 : 306) 下面我们从考察“言文一致”这一最重要的“形式”入手 , 去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历史性) 。 二 “言文一致”决不仅仅是纯语言现象 , 即文章语言的口语化或者两者按不同比例 (所谓“文三言七”或“言文五五开”等) 的相互调配、相互融合。它有着深刻的政治成因和文化成因 , 而这两个成因又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首先 , 最早提出“言文一致”的是在明治 (1868) 之前 , 但它是在明治十年代的后半期与建立各种近代国家制度一同被提上政治日程的。它的雏形实际上是近代初期日本国会的所谓“速记录”, 然后是对近世通俗的“说书”形式 (“落语”等) 的“速记”(“文字化”形式
8、) 。至于说它是近代文学本身的产物 (如将浮云当做“言文一致”的起源) , 不过是一个“事后编造出来的”的“神话”而已。 (小森阳一 ,1999 : 53) 事实上 , 它是具有“政治性”的 , 是作为近代国家制度的一种手段为统治意志服务的。而作为文化主张 , 它最早是由一个叫前岛密的人以一篇名为汉字御废止之义的奏折提出的。其要旨是: 国民教育乃国家之根本 , 因而必须全力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则必须首先简化文字 , 即http:/ ,说穿了其矛头是指向“汉字”的。提议者的着眼点在于“声音文字”的经济性、直接性和民主性 , 而“汉字”是象形文字 , 它的最大特点是“形象性”,必须加以废除。其实废
9、除汉字不过是表面的借口 ,真正用意在于确立“声音语言”的优先地位 , 即其主张实质上是一种日本式的“语音中心主义” 。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整理提供只要实现了“语音中心”, “汉字”服务于了“声音”,至于是否真正废除了“汉字”, 是否真正实现了“言文一致”, 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就连提议者本人其实也认识到 , “说”和“写”是“大异其趣”的两种行为 , 不可奢望真正的“言文一致” 。那么 ,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主张“语音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 ? 众所周知 , 近代以前长达千余年 , 日本处于“汉字文化圈”内 , 深受以汉文字为代表的汉文化的熏陶。我们不必往更久远处说 , 即便到了近代的中后期 , 日
10、本的众多知识分子尽管一句汉语口语都不会说 , 却能够用“汉字汉文”吟诗作赋 (比如夏目漱石、森鸥外乃至芥川龙之介) 。这就意味着长时期里日本知识分子极大程度上是生活在“汉字式语言模式”之中的。这是一种非语音、非线性的模式 , 其性质是“形象性” 、立体性、放射性和多义性的。为了便于了解 , 在此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日语中“松平”两个汉字有若干种读音 , 但是即使不知道它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的读音 , 也几乎不妨碍对其“意义”的理解。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形而上学的根源实际就是“语音中心主义”, 这是否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汉字中心主义”与前者的根本差异http:/ ? 以这一观点
11、分析 , 日本“近代化” (“西化” ) 过程中的“言文一致”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性质 ,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 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观点来看 , 语言模式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正如 F 詹姆逊所指出的一样: “在过去的语言学中 , 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 有一个观念 , 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人的工具 , 人则是语言的中心 , 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结构主义宣布: 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 , 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 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 , 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 ” (转引自王一川 , 1999 :302) 这段话告诉我们 , 现代语言学
12、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语言模式对于人、对于事物的真正的支配能力。可以说 , 肯定和突出语言的控制权力 , 是现代众多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的共同之处 , 也是所谓“语言论转向”的最重要命题之一。那么 , “汉字式语言模式”是如何影响或者说控制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呢 ? 上文提到了夏目漱石 , 他在宣称受到了“英文学之欺骗”的同时 ,提出来与前者对抗的是“汉文学”, 而不是“和文学”或“日本文学”, 这委实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指出: “汉文学”曾是日本文学的正统 , 即便万叶集也是在汉文学或汉字的冲击下形成的。所谓“花鸟风月”自不待言就连“国学者”们认为是纯粹“土著
13、”的东西 , 也是在对“汉文学”的“意识”中得以成立的。所以 , 追溯日本文学的起源 , 最终发现的只是“汉文学”和“汉字”而已。也就是说是“汉字式语言模式”决定了日本人的艺术审美模式。http:/ , 以日本传统的“山水画”为例 , 画家不是看着什么“实物”, 不是在“写实”, 而是在“写意”, 即“看着某一先验性概念即所谓“汉意”作画的。近代的所谓“远近法” (透视配置关系) 尚未出现 , 山水画家画“松林”时 , 画的不过是“松林”的“概念”, 即“所指” 。于是有了“梅枝伫黄莺” 、 “苇荡飞大雁”等“画规” 。与此相似 , 文学也不是在“描写”, 而是在“汉字”的感染下吟诗作赋 ,
14、甚至连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也没有一行文字是属于“描写”的 , 即便看上去是“描写”的 , 其实也是“汉意十足” 。(柄谷行人 , 1988 : 21)为了说明这一点 ,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我国苏州的寒山寺终年都吸引大批的日本游客 , 尤其是除夕 (新历) 之夜 , 更是他们听钟声辞旧迎新的首选之地。显然 , 这绝非只是因为寒山寺的风光吸引他们 , 而主要归功于唐代张继那首千古绝唱枫桥夜泊, 以及日本国内有关寒山寺的种种“话语” 。正是这种种“话语”驱使日本游客前来寻找和体验诗中的“意境”(“汉意” ) , 以抚慰自己的“乡愁” 。由此我们不是可管窥到“语言的强大的控制权力、制造能力
15、吗 ?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 “言文一致”的推行及逐步实现 , 实际上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 是对“汉字式语言模式”的否定 (用柄谷行人的话说 , 就是“对汉字的压制” ) , 是一种新的“语言模式”的建立。 三 那么 , 通过“对汉字的压制”而得以实现的“言文一致”这一“语言模式”, 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建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 我们先看一下通常的文学研究是如何阐释日本近代文学性质的。一般http:/ 即“客观描写”和“自我表现”, 其中“内面”尤为重要。无论是二叶亭四迷还是夏目漱石、森鸥外以及岛崎藤村等 , 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分析出一个内在的“自我”即“内面”来。这样做的前提是将“内面”看成是一个先验性的、实体性的东西 , 作家惟有“认识”了它 ,作品惟有“表现”了它 , 研究者惟有“分析”出了它 , 才算得上是“近代的”。 然而 , 这实际上是一个“颠倒”了的说法。首先 , 让我们从分析所谓的“写实”入手。因为“言文一致”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写实” 。所谓“写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