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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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发信站: 水木社区 (Sat Dec 15 21:02:55 2007), 站内邓 野 (本文字数：12740) 历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字号： 【大 中 小】 提 要：1946 年 6 月至 7 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谈判议题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南京谈判的主要争执点是美方职权、中共军队驻区以及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三个问题。谈判的主题是议和，战罢议和，从而将战与和的政治规则清晰地表现出来。南京谈判实际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关键词：周恩来 马歇尔

2、蒋介石 国共谈判 四平之役的军事斗争结局，决定了国共合作第二次破裂的政治结局，1946 年 6 月至 7 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正是这一政治结局的最终体现。 毛泽东曾于四平失守后对长春问题做出三种估计，其中， “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5 页。，此次南京谈判正是在这种“最坏”的背景下举行的。大约因为这种背景所决定的不利的谈判态势，相关著述对此次谈判或者基本不予民出版社，1991 年)有 56 万余字，关于南京谈判的记述不足 400 字，基本上是回避的。就周恩来的个人生涯讲，南京谈判是一段重要经历，

3、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等，1992 年)亦只有简略记述。 。然而就历史过程的完整性来讲，南京谈判是不能回避的。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其建立一样，是一种政治形态，只有将四平之役与南京谈判联系起来，国共第二次决裂才能构成一个完备的政治形态。 停战条件与停战令 1946 年 5 月 22 日，即廖耀湘部进入长春的当晚，在南京官邸会议上， “蒋先生定明日飞沈阳” 徐永昌日记 ，1946 年 5 月 22 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 年。 。此时中国政局的焦点是停战，蒋决定到东北视察，显然是要实地评估前线战果，从而为停战条件开出要价。 5 月 24 日，蒋两度以宋美龄的名义致函

4、马歇尔，前函正式提出4 项条件，其第四项为先决条件，后函为在前函的基础上给予中共的交换条件蒋的 4 项条件是：(一)应即完全实行 1 月 10 日的停战协定；(二)应按计划继续进行 2 月 25 日签订的整军方案；(三)应即履行 2 月 11 日商定的恢复交通办法；(四)先决问题：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中共不得阻碍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履行上述三项协定，必须予以执行部美国代表解释权、仲裁权、决定权。给予中共的交换条件是，在整军方案规定的军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中共在东北可拥有 3 个师，同时为这 3 个师分别指定了驻区(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128 页)。 。蒋在抵达东北的第二天即

5、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显然，这是蒋在对东北战局迅速评估之后开出的“相应”的要价。蒋于 24 日还有一密函致宋子文，要宋就所开条件向马歇尔详加解释，蒋称：“此间军事情势共军之惨败为意想所不及也”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29 页。 ，此即全部条件的依据。 与此同时，蒋还做了另一手安排，王世杰记载：“蒋先生自沈阳来电，嘱对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加速与苏联大使谈判，并谓以苏方所提将珲春煤矿列入合作范围一节，可予同意。 ”此时重提中苏经济合作一事，显然是力图以此争取苏联，从而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支援。然而王世杰对这份明显具有政治蓄意的来电似乎未解其意，表示：“予意此事仍不宜

6、急速进行，以长苏方之欲。 ” 王世杰日记 ，1946 年 5 月 25 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0 年。王是从经济利益着眼，故不甚积极，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5 月 26 日，宋子文按蒋的指示与马歇尔谈话，马歇尔说根据他的消息， “此次条件。宋则称：中共“经此打击，势必瓦解无疑”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31 页。 。宋氏所言是外行话，但马歇尔的意见已不易被接受了。 当日，马歇尔致函蒋，答复宋美龄 24 日来函所提条件，关于美方决定权， “余觉事实上将使美国人浸至美国政府负责决定甚多即将发生之重大问题，其范围似觉太广” ，建议美方决定权“限于特定之事项”

7、，如执行小组应如何前往何地、接见何人等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33、134 页。 。马歇尔显然不愿过深地卷入纠纷，希望留出斡旋的余地。 同日，周恩来亦就宋美龄 24 日来函所提条件答复马歇尔，原则上同意前三项，对其他问题周表示：苏军已撤，意即东北主权问题已不存在；中共驻区问题应由三人会议讨论整军时决定，意即蒋无权单方面指定；愿就美方调查程序的决定权做努力，意即其他职权不做考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59、360 页。 。 5 月 28 日，蒋与宋美龄分别致函马歇尔，合演了一出双簧戏。蒋函提出 5 项

8、条件 5 项条件是：(一)整军方案立即实施，并首先在东北实行；(二)只派行政官员及维持秩序和交通所必须的军队、警察接收中共占领地区；(三)必须给美国代表修复铁路和其他交通的决定权；(四)同意美方决定权限于特定事务，但修复铁路和其他交通事务必须包括在这种决定权之内；(五)由马歇尔监督中共遵守这些协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35137 页)。 ，称周恩来的答复是“巧辩” 。一些不便由蒋对马歇尔直说的话，则由宋出来说，宋函说：蒋希望中共遵守诺言， “否则，委员长认为惟谈判必可成功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38 页。此言表面看是对

9、中共而言，实际上是对马歇尔要求立即停战而言，其潜台词是中共如不接受条件，蒋将置马歇尔的要求于不顾。 蒋函是经南京的策士们改动后才交马歇尔的。徐永昌日记 29 日载：“晚九时半去行政院开会讨论蒋先生捎来致马歇尔长函王雪艇以函意过于硬性，颇加改易余与辞修均以略易语气则可，主要之点不能改窜宋则赞同王意” 徐永昌日记 ，1946 年 5 月 29 日。王雪艇即王世杰。 。宋子文、王世杰与陈诚、徐永昌形成两派意见，由于蒋函 29 日晚尚在修改中，30 日才交马歇尔，因此马歇尔此前仅收到宋函马歇尔对 30 日才收到蒋 28 日来函似有不解。见马歇尔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1 年

10、)第 140、141 页。 。 蒋、宋两函出现了一个时间差，仅看到宋函的马歇尔激动起来，于 29 日向蒋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阁下除于蒋夫人函中独自指定停战条件外，复无其他终止战争之行动，此种情形，使鄙人之调停工作，极端困难，且可使鄙人之调停，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39 页。其潜台词即退出调停，以对蒋施压。 同时，马歇尔也对周恩来施加压力，5 月 30 日，马歇尔将蒋、宋 28 日两函交周，表示：“(一)交通即行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以外，无法调

11、停。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40 页。周说：“蒋这次的信和蒋夫人的信各节如都是停战的前提，即这些不解决便不能停战，如一定如此，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 ”关于美方决定权，周明确表示“我方不能接受”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第 372、373 页。 。当日周致电延安，指出蒋的要求“尤重美方决定权” ，判断此意是“以推马与我斗，而拖美下水”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第 375 页。 。 蒋原定 5 月 31 日返宁，因停战令只有蒋返宁后方可望下达，因此各方人士均盼蒋如期归来。5 月 29 日，张君劢、黄炎培、沈均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

12、致电蒋：“深盼钧座公毕，早日言旋，俾得承教，至所殷切。 ” 大公报1946 年 5 月 31 日。马歇尔亦告周恩来，蒋 31 日返宁后将继续敦促东北停战。 然蒋因未获满意的条件，30 日忽改行程飞往北平，拖延在外逗留时间，也就是拖延停战令的颁布时间，以此对各方继续施压。这一回马歇尔被激怒了，31 日马歇尔致函蒋：“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鄙人之调解愈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 。宋子文也沉不住气了，于 31日致电蒋：“马帅心情，由此可见，恳钧座即日返京，以便面商。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

13、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142 页。与宋子文等人相较，蒋的政治经验老到得多，不为所动，继续他的北平之旅。蒋在北平做什么呢？6 月 1 日，蒋出席观赏荀慧生等人的京剧演出，被邀一同看戏的顾维钧记载：“委员长象是非常认真地欣赏着这次演出，并不时对不同的演员加以评价。这些评价似乎相当贴切，说明委员长对京剧有很好的素养” 顾维钧回忆录第 5分册，中华书局，1987 年，第 714 页。 。蒋当然不是要在顾氏面前表现他的京剧素养，将南京各方人士置于极度焦虑与不安之中，看来蒋十分惬意。 与蒋悠然赏剧形成强烈反差，南京的气氛愈加紧张，王世杰日记 6 月 2 日载：“今日为星期日，午后二时，马歇尔来予寓

14、，极称如我不停止东北军事行动，则彼将被迫采取退出调停之决定。 ” 王世杰日记 ，1946 年 6 月 2 日。马歇尔发出了最后警告。6 月 3日，蒋在时局最为紧张的时刻出巡 11 天后回到南京，6 日蒋发布停战令，规定从 7 日起停战 15 日，其间，必须使东北停战、恢复交通以及整军补充方案三个问题， “获得完满之解决” 。蒋如愿以偿，其在东北提出的若干条件，基本上包括在这三项谈判中。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措辞与蒋不同，但接受了上述三项谈判。 四平决战之初，中共曾拟订“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包括改组东北行营、反对修改政协宪草原则等等，而现在的三项议题，与之相去甚远了。这是自中共

15、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以来，国共谈判在议题的确定上，第一次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 1946 年中国有过两次停战令，两次停战令的性质与形式有所区别。1 月 10 分别发布命令，以示对等。而 6 月 7 日的停战令，是以中共为对象的三项谈判为基础，形式上则是蒋单方面发布命令，这种性质与形式的转换，正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共的部署与反击四平之役是战后中共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失利，国共对此均做出了结论。毛泽东于 5 月 19 日致电林彪，称该役是“有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等，1993 年，第 224 页。 。这首先是一个政治肯定，同时也是一个非具体的肯定，实际上将问题的结论留给了历史。这个可做多种理解、多种解释的不确定的肯定，其政治示意则是确定的，此即四平之役的政治决策不容争论。 5 月 27 日，林彪致电延安，认为：“四平街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故四平街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所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 “林彪致中央电” ，1946 年 5 月 27 日。笔者曾于另文论证，四平之役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为求取直接的政治目的，在一系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