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与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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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强国与制度供给10620118 黄莹 什么是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和制度供给？体育大国就是指开展体育运动的项目广泛，参与体育运动 的人口数量众多，体育设施规模较大，在世界体坛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何谓体育强国：大家要弄 清一个概念就是体育强国绝对不是金牌强国。体育强国有一个完整的标准,它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 体育科技、国民体质等。体育强国是一个国家体育发展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的体现，是竞技体育、群众 体育力的综合。体育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既有高水平的运动员，更要有广泛的群众参与；体育产业达 到一定的水平，有成熟的市场体系；体育产业达到一定的水平，有成熟的市场体系；体育场馆、体育活 动场地有

2、一定的人均水平指数，满足训练和群众活动的需要；在大型竞赛中，有并保持一定的优势项目， 取得一定的成绩，不一定第一，一定要符合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中国是体育大国，美国是体育强 国，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奥运会上金牌的分布，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只是在一些传统强项上拿了足 够的金牌，虽然数量很多但是仅仅分布在跳水，乒乓球等强势项目上，而美国来说，他们的金牌分布很 广泛，并且他们的银牌和铜牌的数量要远超过中国，所以中国距离体育强国还有一定得距离。 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就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提供的法律、伦理或经济的准则或规则。从制度的影 响范围来看,制度天生就存在外部性问题,制度安排也常常被看作是一种“

3、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并不 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特意地区分开来,毕竟制度变迁是在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影响下得以实现的,因 此对制度供给的研究必须放在制度变迁的“需求一供给”的分析模式中来进行。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可谓在曲折中前进，在冲突中融合，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体育健儿在历届 奥运会上的矫健身姿和辉煌战绩。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彻底甩掉“东亚 病夫”的帽子，中国体育人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了缓和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国奥委会经历 了怎样一段不寻常的历史：、1958 年，中国因台湾问题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1958 年 8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清

4、楚地写着：“中国奥委会严正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因为它已 沦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工具”;、 1971 年， “乒乓外交”揭开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的冰山一角, 并且作为乒乓外交的硕果，1971 年 11 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4 年，中国将“恢复 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提上议事日程；、1979 年，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1979 年，中国体委 参照叶剑英委员长的告台湾同胞书 ，提出将台湾以一个地方性的组织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很好地 解决了当时的台湾问题，中国也最终重返国际奥委会，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5、，明确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迈进” 的奋斗目标。这预示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事业已经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新中国体育 60 年，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走过了 60 年不平凡的拼搏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成为世界体坛举足轻重的力量。体育事业的发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 精彩写照。旧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低下，三次参加奥运会均空手而归，被蔑称为“东亚病夫” 。新中国成立 向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早在 1908 年 10 月，

6、伦敦第四届奥运会 刚刚结束， 天津青年杂志即撰文提出：中国何时才能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在奥运会上获胜？中 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表达了国人发奋图强、不甘人后的强烈愿望。经历了百年沧桑、历史巨变，这 三个愿望终于全部成为现实。2008 年 8 月 8 日至 24 日，第 29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举办。 目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下属小组委员会中任职的有：何振梁(文化委员会主席 )、邓亚萍(运 动员委员会 )、屠铭德(群体委员会 )、张长久(医务委员会 )、高殿民(新闻委员会 )、吕圣荣(妇女和体 育工作小组 )和魏纪中(奥林匹克项目委员会 )、于再清(国际关系委员会 )、邓亚萍(体育

7、与环境委员 会)。 中国造体育规则制定中的角色和地位，北京时间 2009 年 12 月 19 日，国际乒联出台了奥运会乒乓球 单项比赛限制每个国家参加人数不得超过两人的决议，如果这项提案明年 5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乒联 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将对中国乒乓球队造成很大影响。回顾国际乒联的多次改革，几乎都是针对中国 队，试图从规则和器材来打破中国的垄断地位: 1. 规定胶皮颜色;2.大球取代小球;3.限制世乒赛参赛人数;4. 改为每局 11 分制，2001 年 9 月，国际乒联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改革，使用了数十年的每局 21 分制， 而将其缩短为 11 分;5. 推行无遮挡发球;6. 奥运会双打同协

8、会同半区;7. “海外兵团“限令通过;8. 团体 取代双打进入奥运会;9.使用无机胶水;10. 限奥运会世乒赛参赛人数。 体育事务更多地需要政府法制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做好体育法配套立 法工作，既要积极建立、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的体育法规体系，又要及时做好现行体育法规的清 理工作。立法要着眼于立法项目出台的社会效果，着眼于行使体育社会管理职能、服务社会经济整体发 展，真正为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服务，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服务。 随着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发展形成的全面促进，各种新的体育法制需求也相应提出。 “修改体育法 也伴随北京奥运会提上日程。 ”奥运会将大大推动我国体育法

9、的修订进程，并将促进全民健身条例和体育 仲裁条例的出台。 体育法专家借奥运倡导我国运动员“维权意识” ，体育法专家提出借奥运契机，完善体育法治，制定 体育仲裁法 ，以及在北京或上海设立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分院。我国的体育法目前仍存在一系列 问题：在若干体育事件中产生概念混淆，由此造成操作性不强的后果。即便是设立了体育仲裁机构，我 国运动员的“维权意识”也并不高。根据规则，在本届北京奥运会比赛中，我国运动员如果认为裁判的 判罚有问题，可以向裁判上诉委员会上诉，如果对上诉结果仍不满意，可以向北京的 CAS 临时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丰富的内涵中包括对议题的设置

10、、对规则的制定，话语权甚 至意味着使其他的表述和看法失去合法性。福柯有句名言:“话语即权力。 ”也就是说,成型的话语在自身 的范围内,具有权力功能。 中国制定国际议题和国际规则的能力比较有限，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对西方话 语做出反应，处于结构性弱势当中。当然，这种结构性弱势和国际大背景有关。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 很多国家在学习当时中国的革命话语。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需 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体育需要话语权：中国体操裁判邵斌的“改分门”事件引发的讨论还没有结束。记者昨天和邵斌取 得联系，他表示已准备好一切材料，正在等待国际体联的听证会通知。国际体

11、联事先没有和当事人沟通， 事后也没有给出一个处理的时间表，只是让邵斌苦苦等待，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一个曾被提起的话题：中 国体育，尤其是优势项目，在所属的国际联合会中需要话语权。在张吉龙淡出亚足联核心圈之后，中国 足球界就曾有过 “从此朝中无人”的忧虑。但平心而论，中国足球在亚洲也称不上强国，要在亚足联高层 争一席之地，确实有难度。但体操等中国体育的强项，应该也完全有必要在自己所属的联合会中谋得一 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位置。体操名将李宁退役后曾进入裁判行列，那时很少出现对中国选手故意压分的现 象。世界冠军黄力平退役后进入国际体操联合会，当过男子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李小双退役后也曾被推 荐到国际体联担

12、任官员。但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体操强国，在国际体联内的声音却渐渐变轻。尽管黄 力平依旧在国际体联任职，甚至是广州亚运会的体操高级裁判之一，但在邵斌这件事的处理上，中国方 面似乎连事前沟通和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得到。不仅仅是体操。蔡振华在就任新一届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后表示，要加强中国在国际羽联的话语权， “不仅要以实力说话，还要有计划地培养国际组织的任职人员， 在国际组织内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各项工作，发挥一个负责任的羽毛球大国的作用。 ”中国的跳水、柔道、 举重等项目，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尤其是像跳水这样和体操性质接近的主观评分项目，更需要加 强自己在国际泳联的话语权。近年来，中国跳水界也一直

13、在做这样的努力，郭晶晶就表达了想进入国际 泳联工作的愿望。必须指出的是，在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中加强话语权，目的并不是要利用自己“朝中有人”的优势获 得不正当的利益，而是要更好地履行责任，维护公平公正，并在发生事件之后有一个顺畅的沟通渠道。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即便是撑起世界乒坛半边天的中国乒乓球项目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尝试。 国际体育强权因素，发展中国家不仅政治、经济上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地位,而且在国际体坛上也没有受到 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缺少足够的话语权。许多全球性的比赛项目设置和规则制定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游戏 规则制定的。要为发展中国家体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 ，就要求国际体育组织坚持以人为本， 体现人文关怀，对发展中国家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如派更多发达国家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 科研人员，改变或者进一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不公正地位，维护和提高发展中国际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建设一个更为和谐友好的国际体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