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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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因素一：历史和文化传统许多人在指出我国消费率“偏低” 、 “过低”时，往往是以世界上发达国家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验数据为参考系的。实际上，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并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模式。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有专家研究的结论是，约 42%来源于两国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剩余的 58%来源于两国文化传统和有关制度的差异。从消费储蓄比例的长期基本态势考察，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2、平，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因素二：人口结构在研究消费储蓄比例的决定因素时，经济学家们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有相当的共识。对二者的关系，人们一般主要是从总负担系数，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变动的角度展开讨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被抚养人口由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组成。由于被抚养人口中的青少年没有任何收入，其消费支出完全由抚养者支持；同时，退休者的消费源自其工作期的储蓄，因此，一个社会的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即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趋势将对消费储蓄比例变动趋势产生影响。其一般规律是，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

3、向上的推力，对储蓄将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总负担系数的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则产生向下的压力。我国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上自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即总负担系数一直稳步下降。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应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尽管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储蓄比例影响的性质和方向是确定的，但由于在短期内人口结构变化极其微弱，其影响力度其实是很微弱的。因素三：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对消费储蓄比例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公认的。其一般规律是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消费者不会随收入变化立即轻易改变其消费水平，因此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

4、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投资增长也较快。反之，当经济陷于不景气时，通常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 1999 年的研究报告将经济增长率作为解释我国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首要因素；有关研究结果还表明，居民收入增长(其背后是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提高有较强的解释力，作为一个解释因素其贡献率达 16%，仅低于预期不稳定性。在经济增长态势对消费储蓄比例的这种作用特点下，如果企图在短期内同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消费率为调控目标考虑经济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陷入“困境”：是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是提高消费率？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由于对提高消费率是否能使经济更好

5、地更快地增长我们还没有得到理论上或实证上的充分证明，但却能从理论上解释当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时会使消费率产生向下运动的趋势，也能从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因此似乎很难同时提出这样两个调控目标。如果是二者必居其一，任何明智的决策者都会把促进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因此，就人们所关心的事关提高消费率的因素而言，中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一块“绊脚石” 。因素四：利率水平自上世纪 30 年代起，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储蓄决定的影响已为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至今在理论研究方面仍没有产生被广泛接受的量化的定论。在我国，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利率水平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决定有影响，不过一些实证材料似乎对上述论点不完全支持。如

6、我国 1994 年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利率水平尽管有存款保值补贴仍为负值，可这一年的居民储蓄增长率竟高达 41.5%。在这一储蓄高增长的背后固然有因通货膨胀引致的名义收入高增长，但同时也说明利率水平对储蓄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当前的名义存款利率水平已经降到了20 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还要加征 20%的利息税，决策部门利用这一杠杆去调整消费储蓄比例的空间已经是相当有限了。因此，即使是利率变动对储蓄变动有一定影响，对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来促进消费也不能寄予多大的希望。因素五：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讨论我国当前的低消费率形成原因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往往

7、被人们指为影响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确定，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提高，但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要远比想象的复杂。我国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劳动者比在现收现付制下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其储蓄意愿将加强，消费意愿将弱化，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社会保障的原因，储蓄比以前下降了 1/3，1970 年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对美国的储蓄率下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和我国台湾，由于社会保障计划较为有限，因此储蓄率很高。还需要指出，即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提高消费率将产生正向的

8、影响，因其完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就调整消费储蓄比例，提高消费率的设想而言，在短期内不应把更多希望放在这一领域。因素六：物价水平通货膨胀对消费问题的影响很复杂，涉及到通货膨胀的性质、持续时间、可预见性等方面，实证检验的结论也不明确，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通货收缩有可能从负面影响消费增长，因为消费者期待着通过推迟其消费得到更多收益，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有利于刺激消费，消费者希望通过提前购买消费品或服务以减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达到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之目的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强烈刺激居民消费的作

9、用，但其同时还将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这将对经济效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就通货膨胀总的长期影响而言，萨缪尔森曾引用了一项涉及 127 个国家的综合研究成果，其结论是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因此，政府可以采取反通货收缩的措施，但却不能以调整消费储蓄比例为目标实施高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以牺牲增长为代价来提高消费率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因素七：税收杠杆与收入分配调整在关于我国消费率问题的讨论中，一个相当普遍的提法就是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低，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得到的一个合乎逻

10、辑的推论就是收入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对这一论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可以接受。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以及这种改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消费率提高？在理论上，有关部门学者认为，由于在实践中收入差别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职业、个人能力、财产状况、分配制度以至个人机遇等，而这些因素的短期变化一般都是比较小，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动总是温和的，对消费率形成的影响自然也比较小，税收杠杆的作用不大。在实践中，收入均等状况对消费率的形成实际上到底有多大影响还很难估计。根据对数据完整的 62 个国家的平均消费率(19702001 年)和其基尼系数(1999)的比较分析，

11、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系数只有 0.027，相关性很低。如果按照基尼系数高低进行分组排序，甚至表现出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高。这样的对比结果当然并不能说明收入分配状况不会对消费储蓄比例产生影响。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虽然减少收入差距将有利于提高消费倾向，但政府的政策运用空间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例如，所得税税制本身具有相当刚性，而且有一定限度，难以持续不断地强化其累进性质。又如，低收入阶层通过再分配获得的补助也有刚性，只能上不能下。再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固然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绝对消费水平从而刺激整个消费需求，但如果考虑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问题非常严峻，实行最低

12、工资制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加剧就业的难度，这可能又从反面影响消费需求。两者的平衡力量究竟如何，决策选择需慎重，目前看，通过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水平进而提高消费率作用有限。因素八：消费金融消费信贷对提高消费率究竟能有多大贡献呢？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们认为，对一个消费者个体来说，消费信贷的不发达意味着他不得不在今天少消费，多储蓄，用以支持未来时期的多消费，消费信贷的完善则意味着他可以以今后消费的减少为代价增加现在的消费。因此，对一个消费者个体而言，消费信贷的完善仅仅是使其年度间的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即高消费倾向的年份提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本质性的影响。如果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消费者扩大

13、到消费者整体，由于各个消费者高消费年份不同分布的相互抵补，因此从长期的全局的角度看似乎也很难说消费信贷的完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长期平均消费率。应特别注意的是，消费金融的发展对提高消费率的刺激作用既与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也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制约，通过完善消费信贷制度刺激消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里还要指出，人们经常说当消费信贷进一步完善时有利于住房消费，从而整个消费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因为如果认为消费信贷的发展将刺激居民增加用于住房建造或购买的支出的话，那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其后果首先是投资的增加而不是消费的增加，因为对住宅建筑的支出将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

14、。至少在短期内，对通过消费信贷的发展来提高消费率不能寄予更多的期望。因素九：政府的支出结构一般来说，扣除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政府支出可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分别计入全社会消费和投资。因此，就调整全社会消费投资比例率而言，如果政府在其支出中提高消费的份额，降低投资的份额，无疑将对整个社会消费率的提高和储蓄率的降低做出贡献。支出结构的调整应当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最直接的可影响全社会消费储蓄比例的工具。但是，应怎样运作且运作空间有多大？首先要有标准。从国际经验看，如同消费储蓄比例一样，各国间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比例也相差甚远。19802001 年，如果以最终消费为 100%，则亚洲国家的政府消费

15、率为 15.5%，拉美国家为 15.9%，工业化国家为 25.5%，中东国家则高达 31.6%。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政府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例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稳定在 18.5%22.3%这个区间内，低于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国家，但已然高于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平均数，也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向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我国的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国家看齐而不是向亚洲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看齐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把握的答案。如果下决心向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国家看齐，在运作空间上还要考虑三个约束条件：一是在我国当前政府消费水平已不低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进一步提高政府消费率的可接受程度

16、；二是我国在公共投资方面仍存在巨大的缺口，即不论是经济基础设施还是在社会基础设施都还有不少欠账。即使是对各领域最紧迫的需求而言，当前的公共投资规模也仍然是远远不足的；三是提高政府消费率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但国际上已有一些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消费对 GDP 的比例，这一指标同市场扭曲和政治不稳定一样，都是影响 GDP 增长的强有力负面解释因素。这一结论是否适合我国情况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值得参考。另外，从短期波动的角度分析，近年来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已远远低于其他资金来源投资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进一步减投资、增消费的空间显然已经相当有限了。退一步说，由于政府预算内投资占比例已经很小，因此即使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全部转为消费，也仅仅是使消费率上升两个百分点。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在消费储蓄比例决定方面的政府政策弱有效性判断，如果综合考虑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考虑到政府有关政策的不同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则政府政策的理性调整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影响，特别是对其长期基本趋势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对经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