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史学南北二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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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南北二陈论史学南北二陈论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史学界二陈之说由来已久。若就籍贯而论,陈寅恪是江西修水,在北,陈垣是广东新会, 在南。之所以反而称陈寅恪为南陈,陈垣为北陈,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后,陈寅恪除去 1946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间一度重返清华园外,长期避地南方;陈垣则始终居留北方。 三年前作完世间已无陈寅恪 ,就向兆奇兄许诺写这一题目,但杂事丛脞,久未动笔。 去年,得读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已故台湾学者严耕望的治史三书 ,见内有史学二陈 ,个别想法已先我而发,深感两岸阻隔令人孤陋寡闻。但正如严耕望所说:两位陈先生, 治学方法,蹊径大同,

2、差異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 棺论定,在乎读者 。二陈同为中国新史学的巨擘,对他们作比较性研究和评价,见仁见智, 也会因人而異,故而还是值得深长论之的。 一、史界双星:从初晤到深契 二陈是 1926 年定交的。这年,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标誌着他正式步入 史坛。此前,他虽仅在 1923 年发表过一篇短短的与妹书 ,但对其奇才博学已好评如潮, 在学术圈子里不胫而走。当时的学术界还是识货的,不象后来那样仅以已刊论著的多少来 衡估一个学者的真水平。而年长 10 岁的陈垣则早在 10 年以前就以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 考而蜚声史界,到 1926 年,他已发表了古教四考

3、、年代学二书和元西域人华化考 等名著,並历任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辅仁大学校长等要职,完全确立了他的学 术地位。这年 7 月 13 日,由吴宓牵线,二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晤面。据吴宓日记 载: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 (吴)宓请二君用西餐,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 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 。初晤长达三个半小时,应该说是两心相契的。 自初晤后,二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 陈寅恪向陈垣介绍过钢和泰、伯希和等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推荐过吴世昌、汤涤等弟子、 友人或同事;借阅过宋史新编 、 元书 、 名理探 、 天学初函等书籍;函请陈垣利 用其

4、自编索引从全唐文 、 全唐诗 、 新元史中代查过有关人物史事;也向陈垣专函 荐介过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 、 贵霜时代等有参考价值的著作。陈垣对陈寅 恪推介过隋唐史学者岑仲勉其人其文;向陈寅恪转赠过超性学要和二种古籍索引等图 书资料;先后请陈寅恪为自己新编的敦煌劫余录和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还 代陈寅恪向书法家简经纶求治过私印。二陈往还是颇为密切的,这有陈寅恪致陈垣多通函 简为证:久不承教,渴念无已 ;昨日快聆教论,欣慰钦佩之至 ;家人多患病未愈, 杂务颇多,俟得暇再诣尊寓承教 ;寅病愈当入城趋谒,面领教言,不敢烦公远出郊外 。 从陈寅恪径请陈垣代查史料,陈垣一再向陈寅恪索序,可以推断

5、二陈私交之亲近融洽。 1 二陈在学术上的切磋砥砺,更是史坛的一段佳话。1930 年,陈寅恪著成吐蕃彝泰赞 普名号年代考 ,先送陈垣阅正,陈垣指出首段因误检年表,致有讹舛 ,陈寅恪驰书报 谢,自承疏忽至是,真当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 。1935 年,陈垣特请陈寅 恪为其重印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陈寅恪以其所长对书中涉及的中亚史上的暾欲 谷问题以及廼贤与托尔斯泰比较评价的问题,提出己见,陈垣酌改后报书, 尚乞不吝赐教 为幸 。陈垣认为,每一学术论文作成后刊佈前, 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 ,他将陈寅 恪与胡适同视为极少数可以请教而不客气之诤友 。虽然陈寅恪在抗日战争以前尚无专著 问世,但

6、陈垣即便对他的单篇论文也关注甚殷,此有陈寅恪遗札可以印证:承询及拙撰短文,无聊之作,谨奉上,实不堪供大师一览也。 2 陈寅恪对陈垣的学问是充分推重的。1929 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 逝世,导师乏人,陈寅恪为发展研究院考虑,敦请校方聘请章太炎、罗振玉、陈垣为导师, 马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礼聘。虽最终唯马衡就聘,陈垣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 后为词,再三恳辞。但陈寅恪显然是将陈垣视为与章、罗並列的一流学者向院方推荐的。 3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敦煌学、宗教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陈垣所编的 敦煌劫余录 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 ,推崇陈垣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 宗教史

7、的方法,将他列为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的三数中国学者之一。他 甚至认为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 述始 ,绝口称赞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 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 ;他极推崇陈垣 宗教史著作能取材教外之典籍 ,以为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 , 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 作品也 。1943 年,有关方面约请陈寅恪撰写耶律楚材的纪念论文,陈寅恪因双目失明, 资料散失,自称於蒙古史学今不敢妄谈 ,而郑重地推荐了陈垣。他对陈垣史学有一个总 评价: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

8、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 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把陈垣的精思博识评为 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以来第一人,並推许援庵史学是契合於新史学的,评价可以说相当高 的。 4 如果说陈寅恪对陈垣学问更多的是尊重,陈垣对陈寅恪学术纯然是折服。据陈垣弟子 回忆:我的老师励耘先生对他恭维备至,谆谆嘱我应当读陈先生的著作,学他的治学方 法 。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一度任教香港,陈垣给儿子陈乐素去信时,再三告嘱寅丈在 近,如果人不讨厌,不妨多请教,但不宜久坐,此机会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为要 。在私 人书信和谈话里,可以发现陈垣十分看重陈寅恪对自己学术论著的评价。1940 年,陈垣

9、著 成明季滇黔佛教考 ,认为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 ,便将油印稿寄给滞留香 港的陈寅恪。当时,陈寅恪正欲由港赴英医治眼疾,陈垣深知求序之举实属不情之请,就 去信命陈乐素先探陈公意,愿作序否 。听说陈寅恪应允,他即函告陈乐素:寅丈序不 必急急,在此时节,复经劳顿,请其作序,殊觉不情,慢慢等等可也 。儘管全书早已付印, 为使序言能够排入,陈垣甚至决定让排印工多候数日 。当序言及时寄到时,陈垣喜出 望外 ,又立即函询陈乐素: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 。1941 年,陈垣在 清初僧诤记脱稿后给陈乐素的信中说:惜重抄一回不易,不然,则寄寅丈请教也。 晤时便可告之,如有所提示,幸告我 ;迟

10、日或寄请寅公一阅,未知公嫌烦否耳?同年, 他续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书中引用了陈寅恪天师道与书法关係之说来支持自己的论 述,还函示陈乐素说:极欲寅丈一读,惜无书手,写一部不易 。 通鉴胡註表微成书 以后,陈垣在与人谈起这部著作时,经常引用陈寅恪序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语自评道: 挚仲洽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由此可见 他对陈寅恪推许的重视。 5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二陈已各以自己不同凡响的史学成就驰誉史坛,而且声名远播 东瀛西洋,继王国维之后为中国史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二、抗日战争时期: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1937 年 7 月,芦沟桥的炮声也给二陈的人生和学术以无

11、可回避的深刻影响。陈寅恪在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满六七后,即挈妇将雏逃离北平,从天津乘船至青岛,再经济南、 郑州、长沙、桂林,由香港取道海路道经越南海防,转赴迁至云南的西南联大,一路上间 关流离,艰辛备尝。但不幸却接踵而来:寄存託运的大批图书资料和学术笔记因战事而损失殆尽,首先给了陈寅恪一次巨大的打击, 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 ;原已孱弱的体质 因长期避难奔走和营养匮乏而急剧下降,终於导致了盲目之疾。中年双目失明使陈寅恪深 切感受到人生的痛苦,为他其后的个人情绪涂抹上一层悲观主义的色调。他不仅一度对学 术研究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而且对抗日战争的未来也缺乏信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 今日可谓国亡有

12、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 。 6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为了维护这座沦陷区唯一被当时中国政 府承认的大学而不得不居留北平,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八年。 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 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異常痛苦 ,每读亡国旧史,就忍不住流 泪,甚至痛哭 。儘管如此,他对抗战前途的估计远比陈寅恪来得乐观坚定,始终相信中 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一定会恢复 。 7 国难迫使二陈南北睽违,但两人的私谊却历劫弥深。由於陈寅恪的不幸遭遇,陈垣对 他的起居行止十分关切。只要一

13、读以下引录的陈垣给其子陈乐素的家信,便不能不为这种 殷殷的关注之情所感动。 1940 年 4 月 6 日函:寅丈失眠,有赴评会(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否? 1941 年 1 月 19 日函:寅丈港大演讲继续否,近有何新著,讲何题? 1941 年 9 月 6 日函:寅丈事(似指应邀赴英讲学和治眼事)极佳,人同此心,真猜 到也。 8 陈寅恪为能及时赴英医病,在抗战期间一再奔波於云南与香港之间,曾有信自述其心 境:九月间仍须返西南联大授课,而云南地高,於心脏病者不适宜;港居又以物价汇价 之故不能支持;欧战正剧,亦难浮海西行,真所谓进退维谷者矣 。他一度产生过北上倚靠 挚友陈垣的念头。陈垣接到陈乐素的函

14、告,大喜过望,1942 年 3 月 31 日复函其子:寅 丈愿在辅仁授课,此梦想而不得者也。昨接信后,即告同人,皆大欢喜。闻寅丈前所住屋 未退,则住不成问题。如能北来,真如天之福 。陈寅恪后来虽未成行,但陈垣对他休戚与 共的一腔真情却灼然可感。 9 同样,陈寅恪儘管自己播迁不定,也关心着陈垣的生活和著述,罣念故人之子的安危。 他在致陈垣函中关切地推想:拙著承代为分送,感谢之至。北方秋季气候最佳,著述想 益宏富 。即便给友人去信,也对老友之子的行踪垂注殷殷:乐素先生已到遵义否?甚念, 甚念! 又陈乐素先生来函云:俟浙大寄到旅费即启程。现想在途中矣 。从陈寅恪对陈 乐素的关照,抗日战争时期,二陈已

15、从个人之谊发展为通家之好了。 10 在关係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变局前,二陈史学也明显地为之一变,而这种变化又 有着各人不同的特点。陈垣自述其史学之变道: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 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 ,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 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 、 佛考 、 诤记 、 道考 、 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 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託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11抗战八年,是陈垣学术的巅峰时期。上文提到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 明季滇黔 佛教考 、 清初僧诤记 、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 通鉴胡註表微 ,都是在这一阶段中完 成的。这些史著是陈垣对有意义之史学的有益探索,不仅标誌着他最终完成了由传统 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也给新史学留下了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珍贵遗产。 12在陈垣的 史学转变中,经世致用的倾向明显加强:明季滇黔佛教考 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 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 ;清初僧诤记的撰著背景是:1941 年, 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洋洋,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於乡党邻里者。时 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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