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全球化：来自世界经济外围的视角》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抵制全球化：来自世界经济外围的视角（8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抵制全球化：来自世界经济外围的视角抵制全球化：来自世界经济外围的视角安迪C德兰维尔【专题名称专题名称】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专专 题题 号号】D7】D7【复印期号复印期号】2010】2010 年年 0303 期期【原文出处原文出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京京)2009)2009 年年 3 3 期第期第 9090102102 页页【英文标题英文标题】Anti-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FromFrom thethe PerspectivePerspective ofof thethe WorldWorld EconomyEcon
2、omy MarginalMarginal ZoneZone【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加拿大加拿大 安迪安迪CC德兰维尔德兰维尔(Andr(Andr C.C. Drainville)Drainville)，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Laval(Laval University)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系教授。十余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抵制全球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研究。十余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抵制全球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研究。20042004 年，出版了年，出版了挑战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空间与地点挑战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空间与地点(Contesting(Contesting Glo
3、balizationGlobalization：SpaceSpace andand PlacePlace inin thethe WorldWorld Economy,Economy, London:London: Routledge)Routledge)。目前，他在着力建构一个一般。目前，他在着力建构一个一般性理论，暂定名为性理论，暂定名为“我们一直都在这儿，别样世界从来都可能：世界经济是战场我们一直都在这儿，别样世界从来都可能：世界经济是战场”。Email:andre.drainvillesoc.ulaval.caEmail:andre.drainvillesoc.ulaval.ca从世界
4、经济的中心地带来看，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抵制似是一个政治运动，有纲领有策略，有恰当或稍稍高远的主体，独特而通贯：“我们无处不在”，“别样世界有可能”，就像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而从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带来看，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不过是历史的一刻。“我们”，不论是谁，一直都存在；别样的世界秩序从来就可能，或至少看起来可能。当前抵抗运动的特点并不在于采取了哪种政治形式，也不在于另类世界所体现、所辩护的主体是哪一位，而在于植根世界经济领域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是怎样的，其他地方的外围社会力量是如何界定自己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拥有这样互补的视角，我们就可以超越世界社会论坛和区域及地方论坛中的政治论争，正确认识现
5、在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还能想办法厘清反全球化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心地带的视角：反全球化是一种新政治中心和外围这两个概念比 60 年前问题更大。当时，依附学派和世界体系学派的理论家们仿照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用这两个概念来定位世界经济历史层级中的政治组织，并解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怎样通过不平等交换、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形态这些结构性进程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机会的。现在，“重心已经从中心国家转移到别处”(Sridhar，2004，p.9)。世界经济的中心再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而是一个超乎所有民族社会管制之外的跨国实体。
6、在那里，跨国资本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主体(Cox，1987；Sklair，2001；van der Pijl，1984)；它建立了一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藉此解读和复制资本积累的一般条件；它试图组建一个无关政治的全球公民社会，使新的世界秩序变得合法(Drainville，2004)。我们迫于情势称作“实际存在的民族社会”的东西，都已这样或那样地沦为新的世界经济跨国中心的外围。但外围化的方式关系重大。现阶段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历史外围和中心的物质不平等，也并没有消除承继于克里斯托夫查斯-顿和巴里吉尔斯(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Barry Gills)
7、所谓的“旧的国家间体系”的政治形态。尽管金融已经跨国化，尽管生产去除了地方性，尽管全球治理的普世主义论调出现，世界并未因此变成毫无差别的行动场所。除了如今常说的“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GJ&SM，世界社会论坛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的话语之外，各地抵制世界秩序裹挟的运动并没有变得面目一致。正如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所言，“和以往一样，抵制全球资本主义运动的不均衡发展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Bond，1999，p.413)。为了超越对世界秩序和反秩序运动的静态印象，洞察其形成过程的政治机理，我们必须考虑世界经济中心和外围的历史道路及现实差别。在中心地带，也就是萨米尔阿
8、明(Samir Amin)所谓的“世界的北方”(Sridhar，2004，p.8)，具有世界意义的战场(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在此相遇)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萎缩，直到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忽然重新开张。作为行动的语境的世界显得焕然一新。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如在前十年)也仿佛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也许很激进，但肯定需要步入正轨，形成连贯的策略和目标。别样世界是可能的。口号虽好，但要美梦成真，就必须“拯救地球瞄准敌手容纳众人建立同盟实施非暴力”，还要行其他当行之道(George，2004)。19 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展、国际分工的增加、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大
9、金融”(Polanyi，1957)的出现、大规模跨国移民，以及迅速扬名的“全球城市”(Geddes，1908)的崛起，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开辟了许多领域，本土的社会力量在那里与世界秩序遭逢。在乐客鲁所(Le Creusot)的矿工、伦敦的码头工人和高加索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在巴黎老街区或纽约下东城的居民筑起路障或占据公寓房以反对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的“旧城翻新”(Haussmanization，Benjamin，1993)时，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不仅是在某个具体的地方，而且是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以反抗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因此，它们是世界体系论者所称的第一波
10、反体系运动的组成部分(Arrighi，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9；Chase-Dunn，2005)，其中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3)表现最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世界秩序在 1970 年代中期爆发危机之前，社会力量都汇聚在各国社会组织之内。具有世界意义的战场几乎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消失了。局促在一国之内，经自由主义的国家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整合，受到福特主义积累的荫庇，中心地带的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不大遭遇。尽管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在发展，资本的跨国化趋势在加强(特别在二战之后)，大西洋两岸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在增长(van
11、 der Pijl，1984)，世界经济却变成日益抽象的背景，虽然常被提起，但绝少成为战斗的地带。“无处不在”的“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在中心地带的国家亮过相。各类国际主义组织的确在这些国家频频聚首(如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世界工会联盟”、“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但是由于失去了行动能力，它们只能替日益远离斗争的虚构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全世界的工人)制定越来越空洞的纲领(Drainville，2005)。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菲利浦麦克米歇尔(Phillip McMichael)所谓的“全球化工程”的兴起(即抛弃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发展方式，转而或重新强调解除管制、向外贸和外资开放国家商品和
12、金融市场)，中心地带国家的中心地位不再，社会力量也随之在一个半世纪的安稳日子之后被暴露在世界秩序的风吹雨打中(McMichael，2000，cited in Chase-Dunn and Gills，2003)。反全球化活动分子在西雅图、布拉格、尼斯、魁北克和其他各地聚众抗议全球新自由主义设计师们的聚会，就是中心地带社会力量第一次也是最轰动的回应(Cockburn，St. Clair，and Sekula，2000；Drainville，2001)。更重要的是，整合在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下的社会力量(借用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伊万兰德的话说，他们是资本的合作伙伴)，挺身捍卫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契约，
13、最终发展到扩大对区域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合伙权。经由诞生在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工会组织(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全球工会联盟”)和非政府组织(如法国的“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跨国研究所”、“全球交流”、“加拿大另类选择”)的传播，这一战略试图赋予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政治方向”(Whitaker，2004，p.199)。赋予抵抗运动“政治方向”能够使其“获得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进行谈判的地位”(Chase-Dunn and Gills，2003)。在世界社会论坛上，这一政治倾向不仅过分造成世界社会论坛已然成势的普遍情绪(Cassen，2003)，而且还造成了可称之为运动议会化
14、的势头。外围地带的视角：反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联系在世界经济的外围，也就是阿莫瑞斯达尔和杰森亚当斯(Amory Starr and Jason Adams，2003，pp.28-29)所谓的“世界的南方”，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相遇并历史性地造就了自己。当前全球化的新特点在于，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场所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制于威权结构，从事抗争的社会力量更加多元，减少了彼此的隔阂，不仅在当地如此，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也是如此。结果，所谓“全球抗争的辩证法”更见成效。19 世纪下半叶到一战之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使得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和受制于威权结构的场所联系在一起(如殖民地、庄园、大农场、大领地、矿山、种植园
15、)，那儿都是受辖制的失败者或背井离乡的人：流离失所的农民和土著劳工，被强征拉夫的负债累累的雇工和农夫，替解放了的奴隶或当地罢工工人补缺的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合同工。在这些特定的场域中，前政治(pre-political)形式的抗争实际上天天都在发生。这些抗争没人重视(鲍迪埃国际歌中“全世界受苦的人”最初只包括欧洲人，后来到了法郎兹法农外延才得以扩大)，国际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关注过它，它只是对世界秩序建构过程和方式进行抗争的历史上被无视的一页。从殖民主义终结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爆发危机，这期间，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不断增长，把社会力量推到严酷的世界秩序面前(Mathias and Salama，1983)
16、。世界经济中心地带的社会组织被信奉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整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力量聚集的特定场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殖民地的社会组织却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Quijano，2005，p.60)。所以，当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尼、越南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奋起挑战法国、英国、荷兰统治的时候，它们针对的不仅是本地局势，而是更广泛的世界秩序。这些抗争的意义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反全球化历史的一部分。战后非殖民化运动末期，万隆会议(1955 年)“为新独立国家取得几十年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开辟了空间”(Sridhar，2004，p.6)，从而为外围地带的社会组织步入中心提供了可能，步入中心是战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此后十年，它又成为 77 国集团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1967-1984 年，旨在捍卫这些国家相对自主发展的权利)的核心所在。在“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之前，这是最雄心勃勃的、政治化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