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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年第期略击元代释站的职能李云 泉元朝统治时期,骤站遍设辖境,东起高丽、东北至奴尔干、北达吉利吉思、西到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至西藏、南至越南、缅甸,皆有释站相通,形成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异路交通网。据元史地理志和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全国共设骤站处,加上西域、西藏等边远地区的骤站,则超过处。骤站规模之大,分布地区之广,与政治、经济联 系之密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以下就骚站对元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作简要论述。骤传的起源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因而传递军事情报为历代骚传的主要职能之一。元朝中央政府为及时知悉边情 设立了专门传递军情急务的骤站,禁止一般使臣经行,这是
2、元代异站的一个特点。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期间,忽必烈着手于大都和上都之间设立释站。中统元年年“立望云释,非军事毋得辄入,。并铸造专供传递军情急务的使臣佩带的海青牌,立海青站道。中统三年年谱 山至望云立海青骤,规定“今后使臣官员,除军事急速公事,有海青牌者入望云骤,直截前来,碧。当时和林的粮食及其它物资皆自中原输入,阿里不哥退守和林以后,忽必烈封锁了漠北通 往中原的释路,断其粮食供应忱,又举兵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遣立沙井诸释,兼给粮远,父。阿里不哥迫于无奈只得遣使向察合台诸后王征集粮晌,未果而返,被迫请降。可见在军事活动中,置站立释 确保粮草供应和消息传递,具有重要作用。在南下灭宋的
3、过程中,为配 合军事行动,蒙古军队一边与宋军交战,一边设立释站传递军情。困围襄阳时,“取保定至大名立十四站”,以便及时将战情通报朝廷。此后,元朝铸造金银字圆牌,作为传递军情急务的凭证。元代最重要的一条专备军情急务的释道是大都通往西北的纳怜道,严禁一般使臣经行和运输货物,沿途异站的供应主要由朝廷负担。蒙古政权建立后,面对广裹的疆土,欲稳 固自己的统治,加强 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无疑,政令之下达,边情之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大蒙古国时期,“国家设都和林,中外之事 由释传以达,而号令传布,遮于星火,。及元朝统一全国,“凡在属国,皆置骤传,星 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叶。每年使臣络绎于释路或传宣
4、王命,或呈递公文,或催督钱粮贡物,皆赖骤站之力。绎站是元朝行施统治的得 力工具。元朝政府在边远地区设立骚站,是与管理、移民、屯田等措施相辅而行的。忽必烈即汗位后,立即遣使进藏清查户口,设立骤站 据经世大典站赤己载,元朝在西藏设大站处,小站处。从 内地到西藏,建有“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路站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西藏的骤站建设,多次账济贫困站户,至元二十九年年,“命给乌思藏五骤,各马百、牛二百、羊五百、皆以银 军七百三十六户,户银百五十两,。大德元年年,“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乏 。有人指出,元朝在西藏设立异站,是管理西藏的有效手段,“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交通方面的一些措施,而必
5、须看到它在政治上体现元朝对藏族地区的管辖权 在经济上征收当地土特产作为贡赋,也同样是体现主权的因此,我们有根据说,元朝在西藏设置的 甲姆异站 是一个行政组织。心忽必烈在平定阿里 不哥叛乱之后,把吉利吉思等地作为镇压西北叛王的基地至元七年。年忽必烈任命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等地“五部断事官”,刘好礼到任后,立即着手修仓库、立骤站,并在谦州实行 屯田,至元二十八年年,又于吉利吉思至外刺设立六站今。世纪,俄国学者在叶尼塞河的米努辛斯克和托木斯克附近 分别发现两种遣使牌符,这是元朝在上述地区行施主权的见证。云南境内,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至元十二年年,元朝政府在中庆昆明实行屯田,并以该地为中心修
6、筑释站,设立释站。次年,赛典赤命爱鲁修筑乌蒙昭通至 四川的“石门旧道”,“水陆皆置释 传,。元朝在云南境内共设异站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闭塞的状况,密切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至元十五年年修筑的乌蒙至叙州的站道,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为适应遣使朝贡的需要,加强对属 国的控制,元朝先后在朝鲜、越南、缅甸境内设立了释站,还开辟 了经察合台封地通向钦察汗国以达欧洲和经夭 山南北道通往 中亚和伊利汗国的两条国际性释路渔个。自唐宋以来 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元朝定都大都,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虽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在南方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江浙行省岁粮为石占全国岁粮总额的,境内有
7、骤站处,数量居全国之首。因此,南方粮晌及其它物资的北运,是元朝政府面临的重要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释站与交通运输的联 系日益密切。就骤站数量而言 元朝与唐、明两朝大致相当。唐玄宗时期,全国大约有个释,明景泰年间全国有水马骚站处。但就骤站规模和应役站户数量而言,元朝则远胜唐、明两朝,唐 代大骤配马匹泽夫人,小骤配马匹,蜂夫 一人,异夫总数约人明代每释配马一匹释夫视泽马多少而定“。而元代大站用马多达上千匹站户超过万。从经世大典站赤的记载来看,元代站户少则二户半养正马一匹,贴马 备用马 一匹,多则每户养马四五匹,以此推 算,骤站用马超过万匹,马可波罗游记则记载全国有释马万匹。元朝释 站集交通与运输于
8、一体,是与其规模和众多的应役站户分不开的。元朝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是急递铺,骤站除传递少量紧急公文外,其主要任务是迎送使臣,运输货物。唐宋时期,偶有释传运送货物的现象 但规模 尚小。大蒙古 国统治时期,“凡钱商、货商及售货于宫廷者,皆得驰骤,其。窝阔台在位时曾规定“进纳颜 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单,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仰验数应付铺 马文字,。元朝建立后,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 民之众 无不仰给江南,撰。由是,释站的经济作用日益突出,“水站、马站通客旅,车站、江站则通货”幼。元朝初年,江南粮响及其它货物的北运以大运河作主要潜路,鉴于当时大运河全
9、线并未畅通,元朝政府于沿岸设立旱站,以旱站陆运作为潜运的辅助。据危素元海运志记载,江南运浪槽船自浙西涉江入淮河,由黄河逆水西北至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 旱站,然后将粮食用站车陆运 至淇 门今河南汲县,转船入御河 卫河,经 临清、直沽溯 白河 潞河至通 州,再换车转运里抵京城。至元十八年年,济州河凿通 江南潜船可直接从淮河入济州河,再至东阿旱站,陆运里到临清,入御河,仍 由旧道去京城。从年起,元朝逐渐发展海运,随后就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即使如此,南方的种种手工业产品,珍贵特产及海外贸易诸物仍大多循大运河运,。至京城。当时垂相火鲁火孙在给忽必烈的奏折里说“奥鲁赤挑河运粮,令自海道以来,其余官物,取东
10、阿至御河,立陆站以致之,。此后,大运河沿岸的水、陆骤站逐步健全,仅东平府一地 就有万余站户,自备车马,递运官物。至元二十三年年九月,元朝政府在宿迁、吕梁、沛县、济州至 东阿地段增设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递运物货峭,同时将偏僻路段的骤站移于大运河沿岸,确保货运畅通。无论是海上运 粮,还是经大运河输运的货物,抵通州后,皆由异站陆运至京城大都。此后郭守敬设计了通惠河的开凿工程,至元二十九年年兴工,次年月完工,这样潜船可直达大都城内。在施工过程中,为了不影响货物的及时运输,元朝政府于沿岸设置水站,同时将通州一部分车站户拨充水站户。可见,大运河沿岸水陆异站的设立与完善,对于元代的潜运,尤其是
11、手工业产品,对外贸易商品的北运,具有重要意义。江南和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元朝政府十分重视这些地区释站的兴设与整伤。杭州、泉州、福州等商业重镇 皆设水、陆两用站,递运 当地租赋、盐货、手工业产品,转运海外贸易商品和朝贡品。至元年间,卫辉、大名、彰德三路运输繁忙,站船不敷,元朝政府及时为每站增置站船至元二十九年年,又采纳南京省臣建议,自南京至淮西立十站,至归德府立两站,至河南府立三站,以便运输扬州等地的钱粮物资。同年,福建宣慰司高兴上奏朝廷,请求在建阳、崇安、怀 安等地增设水、陆站以亡 宋铺 兵充站夫,每站人,专 门负责递运泉州贡赋,引送海外商人、使臣北上,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特。大德年间
12、,西 安至大都沿途,释站运输繁忙,保定路释站“每 岁葡萄酒、酥油、水银、西夭布、硫磺、西 僧皮、摧驮子、青麦、盐货等类,每运马八九十匹,岁计千余匹”,以致站户应接不暇,元朝政府又在“保定至河南阂乡县安置车站十六处,、大都城内,设有马站和车站马站常年备马多匹,供来往使臣、外国使者及朝廷官员乘骑,车站则专司运输。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上隶朝 省,下达万邦,乃车书辐凑之所,供亿最剧,驰骤实繁,四通八达的骚路通往全国各地。仅从大都到上都,就有四条骤路相通,沿途设有“专一搬运缎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车站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运输货物的车辆络绎不绝,元朝政府不断为沿途骤站增置车辆、马牛以保证货运畅通。由此 可见
13、随 着政 治的统一,各地区之间经济联 系的加强,异站的职能远远超 出“布宣号令,传递军情 急务”的范围。由于“见办盐课钱粮最为重大”,元朝中央政府将骤路交通视为安邦治 国之大计,延佑 元年年 规定“军事、钱粮、急务量事给异”,之后,骚站“或以军情为重,或以钱粮为大 或以贡物为急,抓在元代的经济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大都为枢纽的释路交通 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代商业贸易的发展,增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元朝建立后,京城大都的商业贸易日趋繁荣,每天经过水、陆异路抵大都的货船、货车络绎不绝,不少外国商人侨居大都经商。马可波罗曾形容说“所有希罕来 自印度的东西,全运到汗八里大都
14、来,还有在汗八里 周围有二千多城,距离不同,人民都来自这些城市买货物和他们 自己所需要的用品琳。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等,“民物繁伙,若非 商旅愚迁,无以为日月之资,忽。会通河的开凿及沿岸骤站的设立,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京城商业贸易的发展,江南商贾纷至京城牟利,“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揖,赫。足见当时来往商人之多。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人众物庶 杭州、扬 州、泉州等地,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发达,史书中屡见商人乘峰经商的记载,如至元十三年年,阿里海牙戌鄂,“自阳罗置骤以便行商,。杭州地当东南水陆交通要道,是商业 中心,泉州是元代对外
15、贸易的重要港口,“番货、远物珍宝、奇观之所渊蔽,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之最礴。泉州与杭州之间,有水绎和陆骤相通,“海上诸国之产物,即所谓珠贝香药等类,先入泉州,后再运杭州。元初之马可波罗,元末之伊本白图塔等,于杭州与泉州间,均取陆路”。元朝先后在泉州、杭州、上海等地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至元二十一年年,又“设市舶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 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掀。为适应对外 贸易需要,至元二十六年年,自杭州至泉州立个海站,“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林。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江浙行 省所设释站居各行 省之首,而且,当地许多城镇的释站 皆置大批站船,用来运输各种货物。杭州城内有
16、递运官物船只,附近的平望站只气杭州的产品及由泉州等地运至的“贡物番货”再经水、陆骤站运抵北方,促进 了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元代新开的运河,由扬州穿江直达镇江、常州、杭 州,长江上溯四、下抵上海,陆路以扬州为中心,交通四至,极为便利。扬州物产丰富,商业贸易发达,号称“钱粮之广,扬 州为最,。为运输当地的物产贡赋,元朝政府在扬州路设两个递运站,运货站船多达只”。温州则有专供商船停泊的码头,城内设有“来远异”,供外国使臣和商人留居。、从经世大典站赤的记载来看,元代有不少西域商人到中原经商。统一西藏后,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释站处,密切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每年乘骤至大都及内地的僧人络绎于道途,用骤马、站车运载大量货物往还。大德三年年,在一个月之内,保定路定兴绎就有“西番送布施回车七十五辆”经过大德九年至十年正月,又有“西番节续差来西僧八百五十余人,计乘铺 马一干五百四十七匹,肆,可见当时东来僧人之众。四通八达的释道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