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杨华：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我们在江汉平原的京山农村调查老年人状况时，问及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这让调查者深感震惊从京山九房村的调查，及其他村庄的信息反馈来看，该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确实比较高 [①]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改革 30 年来，仅 1060 人的九房村就有 24 例老人自杀，村民认为远不止这个数，估计要达到 40～50 例近二十年，老年人自杀尤为集中和突出，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估计每10 个死亡老人中就有 3～4 人是自杀身亡自杀在京山农村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社会习惯，人们毫不讳言地认为“老人喝药”是必然要走的路，对此不管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已习以为常，并不把老年人自杀当回事若是生病，自杀则是病痛的一部分；若非生病，老年人自杀也是可以理解和无伤大雅的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自杀的文化秩序和地方性共识，即老年人自杀是其生命的自然演绎，是当地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本文尝试从村庄的内部视角去探求，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会成为村庄的正常秩序？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据 2004 年卫生部抽样调查，2003 年农村 75 ～80 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 101/10 万人，80 岁以上更高达 132/10 万人，分别比农村平均自杀率 17/10 万人高 5倍和 6.8 倍，也比同龄城镇老人高 63%和 67%。
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较，农村老人自杀率也明显偏高 [②]而且，在不少农村地区，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对包括农村老人自杀在内的自杀研究有三种基本的视角：一是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展开的公共卫生视角；二是家庭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三是社会变迁的视角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其中以费立鹏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对自杀进行研究，还竭力进行自杀干预 [③]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的自杀状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脉络，但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多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着手，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自杀者（包括未遂者）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特征、生活特点、精神病患病率、以及人口分布特征等，并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实际上，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是很难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更难以进入自杀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基于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判断，不少研究者从家庭着手，特别是从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出发来理解自杀问题 [④]《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自 1996 年起就开始关注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并开辟了专栏“她们为什么走上轻生之路”，三年中对 40 多起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个案进行追踪访谈分析。
根据这些材料编撰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一书认为，农村妇女自杀与家庭结构中的公正失衡相关 [⑤]在对老年人自杀的研究中，颜廷健尝试用“丧失”模型对自杀的作用机制做出理解，认为老人遭遇健康、角色、地位、价值以及养老支持和孝道文化等一系列丧失后，处于家庭权力结构的最低端且无力反抗，使许多老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产生否认，最终走向了自杀的不归路 [⑥]李诚和凯博文基于若干个案，认为中国的自杀可以理解为自杀者的反抗行为 [⑦]吴飞通过对“过日子”的讨论来分析中国农村的自杀他认为人生的幸福取决于家庭生活，而家庭的构成是人、财产、礼仪，人的基本生活过程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自杀往往是家庭生活中权力平衡导致的不公的结果 [⑧]该研究的特点是附和西方的“自然的人”，而提出了“过日子”这一概念，并试图以此来提示中国人自杀的特征，并寻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社会科学范式但是按照吴飞的讨论，就很难理解其他学者研究的最近 30 年中国农村自杀在特征上发生的巨变，及其在空间上的巨大差异 [⑨]将自杀植入家庭的研究，注重个人—家庭的关系互动和展演，其弱点是对社会视而不见将自杀纳入社会变迁进行理解是新近的尝试。
这些研究主张从价值观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着手来探讨农村自杀陈柏峰认为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社会否定，老人的自杀是此种价值失落后的行为，这种自杀表现得很决绝 [⑩]笔者在湘南农村调研时发现，老人自杀是因为对子辈的情感和价值寄托过于强烈，恰巧遇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价值观更迭，年轻一辈出现了对老人的不尊重言行，老人容易产生价值失落感，在湘南农村表现为安身立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的丧失，从而引发老人的自杀潮 [11]从社会结构转型来探讨农村自杀的主要观点是，当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妇女的权力意识增强，但没有增强到足够掌握家庭权力，因此其预期和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就形成张力，在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中往往处于下风，因而容易造成年轻妇女的自杀 [12]随着整个农村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每个家庭都投入竞争的浪潮，而竞争的压力又往往由男子承担，竞争失败的家庭则将绝大部分原因归结为男人的无能，男子会因承受不了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自杀，且将成为趋势 [13]以上三种研究取向都从现象的某个侧面、乃至个案来分析农村自杀和探究自杀原因，见解不乏深刻，给人以启发，但仍不免有缺憾。
一方面是缺乏区域比较的整体视野不少研究对自杀的区域差异通过定量数据呈现出来，但较少分析造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因此研究成果难以概括中国农村的全貌，无法在整体上形成对中国农村自杀的理解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也缺乏对某一区域社会文化信仰的深度理解，没有建立自杀与当地社会文化信仰之间的关联深度的区域研究是区域比较研究，最终达至对全国农村自杀理解的前提事实上，自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与区域内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生产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等有密切关联本文基于对江汉平原一个村庄的深度调查及其区域状况的理解，从村庄内部视角勾勒出该区域内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基础文章认为，当地农村没有民间宗教信仰的基本形式，不信鬼神和祖先，对死后世界缺乏想象，因而对死后没有畏惧，对死亡的方式、时空位置缺乏神圣化的规范，使之流于随意和较少忌讳进而人们放弃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个体能够自主处置自己的身体和确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包括对生命终结方式、时空的控制，这给自杀带来了很大的自主空间在这样的鬼神观、生命观的基础上，当地对老人“没用了就该死”的普遍认可，为老人自戕生命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由此，人们对老人自杀并不存在偏见，老人到一定年龄、遇到一定事情（如自己生病、子女身体不好等）就更可能选择自杀，甚至认定他们“非要走自杀这条路”不可。
由此看来，当地已然形成了一种老年人自杀正常化的村庄秩序二、老年人自杀的类型二、老年人自杀的类型我们对京山老年人自杀的分类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不管是从自杀者的动机，还是从自杀导致的社会后果来看，每一例自杀都很难说是由某一类关系导致的，而与其他类型无瓜葛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调查到的 24 个详细案例中区分出几种类型，主要有乏味型自杀、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绝望型自杀 [14]一个自杀案例可能归属于多个不同的类型，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不同类型的自杀在总自杀案例中占的序位表一表一 老年人自杀的类型（老年人自杀的类型（N=24））自杀类型符合案例匹配比例序位乏味型520.8%3利己型625.0%4利他型1354.2%1绝望型937.5%2从表一可以看出，利他型和绝望型的自杀要占相当的比例，它们的序位分别是排第 1 和第 2，其中有超过半数（54.2%）的自杀有利他的成分；乏味型和利己型的自杀也有一定的数量，但较前两种类型少了许多下面将详细论述这四种类型自杀的状况一）乏味型自杀（一）乏味型自杀所谓乏味型自杀，是指老年人觉得生活没有多大“意思”，即到了一定年龄，或者老伴死了，或者动不得了，不能再到地里去挖挖锄锄，也不能打麻将、打牌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生病了没有人照应，饭还得自己动手做，衣服、裤子还得自己洗，等等。
当他们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了，就容易产生与其苟活于世，还不如死了算了的念头许多中老年人认为，人一到了七八十岁，就没有“意思”了，活着就像行尸走肉，等于死了一样现年 57 岁的王国雄，还种十几亩地，一年打牌要输掉好几千块钱，应该算是健壮的中年人他的儿子在外工作，老伴去城里带孙子了，他一个人在新建的楼房里生活，觉得没啥意思，衣服、烧火都要自己干，甚至有时灶火也懒得生，于是连饭也不吃他跟访谈人员讲，一个人的时候特觉得没意思，就想着是不是死了算了王国雄是有老伴的人，只是不在身边照应他罢了，他说换作没有老伴的人，早走上自杀那条路了 [15]表二显示 5 例乏味型自杀老人，除一例是女性外，其余皆为男性，他/她们的老伴都已去世，其中有三人患病，一人癌症、一人尿毒症、一人常见病这些老人都有数个儿子，孙辈成群，其中有一个 96 岁老人连重孙都已结婚，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带孙子，其余两人接近 80 岁除 96 岁老人无法自理外，其余皆一个人生活另外，这些个案都是发生在最近 4 年中，2005 和 2006 年各有 2 例，2008 年新近出现 1 例，是否可以认为农村老人的生活越发没有“意思”？表二表二 乏味型自杀情况乏味型自杀情况代号性别年龄年份单过？老伴？病痛？乏味？1女96 岁08 年否无无是6男76 岁05 年是无常见病是7男78 岁06 年是无尿毒症是10男60 多岁06 年是无癌症是15男近 70 岁05 年是无无是老人在老伴去世之后容易产生对生活的消极态度，一旦遇到疾病或者自己动不了的时候，其生活往往就会被孤独寂寞所笼罩，容易思考“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有没有“意思”就成了他们判断要不要活下去的终极指标。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农民是不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的，他们的意义世界寄寓于一种近乎惯习的养育儿子、传宗接代之中，只要能够将祖先血脉传递下去，其一辈子就没有白活，他的人生就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福禄寿，享受子孙满堂的幸福与光彩 [16]但是当京山农村在经历了新中国前 30 年的剧烈改造之后，传统不言自明的意义和价值系统被摧毁，传宗接代不再能给予人们以超越性的意义体验，人们之所以要活着、活得有尊严是因为能够从其他的方面获得相关的支撑系统和解释体系年轻人试图从现世的、当下的社会性的“面子”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体验，从而使生活有动力而老人因为缺少年轻人那样参与社会性竞争的基础性条件，从而不可能将社会性的价值（面子、荣耀、承认等）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只能将其定位在有没有“意思”有意思”的生活是指有吃喝、能动得了、病了有人照料、有个说话的伴，这样就不会有孤独感，时间也过得很快在老伴去世，自己又生病的情况下，老人对生活无意思的感受就很强烈传统有意义的生活是儿孙满堂，身边子孙成群——如今老人“有意思”的生活不在乎这个，即使是照顾自己的孙子，老人也不会觉得有意思，正如有的老人们说的那样：“孙子，天天看到也无所谓”。
子孙不再是老人们意义寄托的载体，甚至连“意思”也不能因此而创造京山老人无意思感的生活，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当地的居住空间有关，湾子之间的距离相隔很远，且一个湾子里的住户较少，三四户的湾子普遍存在，随着年轻人将新房子建在公路旁边，留下许多空心湾和空巢老人老人之间因为距离的缘故很少有串门、交流、碰面机会，当有病痛在身时就更是如此二是家庭核心化趋势使老人被抛出儿子家庭，老人以单过为主（见表三）在这样的家庭结构和养老模式下，老人除了老伴之外，老人的家庭就没有别的人了，儿子、媳妇很少去看老人，不少老人抱怨自己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儿子的面如此，老伴作为“老来伴”的功能就凸显了，烧火、洗衣、做饭、聊天，甚至面对面沉默都能驱逐寂寞，打发无聊的时间，生病了有人在身边照应等一旦老伴去世，老人的支持系统几乎彻底崩溃，生活就会变得没有意思表三表三 京山顾村养老模式京山顾村养老模式 [17]与子女住一起养老模式分家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