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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 唐德刚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史学工作者，数十年来，我个人在大学课室里和个人的著作里，总坚持一项信念：我 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史”，所 谓转型者，便是由一个既有的固定型态， “转”向另外一个新的型态。这项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在我国三千年 来的历史上，一共只转过两次。第一次是从西周时代的高级封建制，通过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直至秦国的 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实行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秦亡之后，再经汉朝的 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加以落实，终于转为另一定型，由帝王专
2、政的郡县文官制，这是个国家强于社会的， 以国家为重心，社会则随之一转百转的新制度，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这一民族生活方式的定型，事实上是 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开始的。其后一行两千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没有本质上 的变动，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无讹的。1可是这个由秦始皇所落实的制度，到前清道光年代的“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就逐渐的维持不 下去了。这样，在我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上，就出现了政治社会文化的“第二次大转型”，但是这个我们及身而 见的第二次大转型，和第一次大转型，有个基本上的区别。第一次转型是自发的，是我们民族内部诸种复杂
3、 的情况发生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变动。第二次则是由于一个强势外来文明的挑战，而被迫发动的我们这 个“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文明的压迫之下，鸦片战后，就弄成“十年一变”了。而这种转型方式的变 动，是一转百转的，惊涛骇浪的，甚至是死人如麻的，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已变了一百五十多年了，一个 两千年未变的古老的文明，近百年来，被迫变得面目全非。如今变动转缓，曙光初现，看宏观历史的趋势， 再有半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就可以摸索出来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底新的“定型”了。到那时变动结束，历史 循常规前进，也就是我民族恢复安定之时了。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次大转型，今后如不发生意外，大致需时二百年（1840204
4、0） ，就可恢复正常。我 们何不幸，而又何幸，竟然生在这段，千年不遇的，惊涛骇浪的“第二次大转型时代”，而身历其境，目睹其 面目全非的变化，对这一不寻常的历史阶段，笔者无以名之，乃名之曰“历史三峡”。稍安毋躁，再过四十年， 看样子我们就可以驶出南津关，通过葛洲坝，扬帆直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海阔天空，我 们就可以悠然驶向太平之洋了。2 文学转型中的偏差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国近现代史上，宏观历史必走的大潮流来看，我国政治制度之从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 转型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任何集体或个体，再也不能扭转这一必然的趋势。再过半个世纪，我们不但也会出 一些，因私德不修而被国会弹劾得灰溜溜的克
5、林顿；我们也可能会出一两位签订大西洋宪章，主持联合国，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罗斯福大总统呢。 这种历史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政治如此，文学亦然。政治转型是从君主到民主；文学转型就是从文言 到白话了。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不是任何集体或个体，所能逆转的。不过宏观的大方向虽不会变动；而微 观的单项转型，往往就因人因物，因时因地，而各有其不同的阶段性了。有的会顺流而下，一转到底；有的 则也会就地打转，原地踏步，逡巡不前；有的甚至走人死胡同，而长期停滞。像五四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 的发展，其轨迹就截然不同。白话文既经胡适提倡以后，一帆风顺，很快的就完全替代了文言文，成为新时 代的文学定型，文言文就从此一去
6、不复返了，白话诗可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 记得远在50年代的中期，中国大陆上批判“二胡”（胡风和胡适）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胡适 之先生那时引退异邦，幽居陋巷，生活本已十分平淡。大陆的清算一来，他又变成媒体上的风云人物了，并 不时微笑地向我说：“胡适的幽灵又在大陆上飘荡了。 ”他颇为自信“胡适”是批判不倒的，虽然他不愿意“回嘴”。 在遍读无数篇批胡之文以后，他有时还显露点喜悦之色。因为这些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他认为白话文 实在是他一手推动起来的。如今眼见白话文是完全成功了。连批胡的文章居然全是用白话文写的，那为什么 还要群起“批胡”呢？他并且一再的告诉我说：“共
7、产党那边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算是毛泽东。 ” 胡适这句话，共有十九个字，说得很含混。 “共产党那边”究竟包括哪些人呢？毛泽东的白话文，又好在何 处呢？他都未说明，我也未急于追问，自觉来日方长嘛，但他说此话时，却不无得意之色。因为毛泽东主席 在北大时期曾写信给他，并且自称“你的学生毛泽东”。抗战末期，毛亦曾托人问候过他。胡适对这点师生友 情，也颇为珍惜和高兴。 总而言之，胡适对白话文，在最初40年（19171957）发展的成功，甚感满意。他认为以往三千年是以 文言文为主的旧文学的天下。今后中国的新文学，就是他所一手推动的白话文的天下了。 胡适对新诗的评估2可是胡适虽然也自称他是“新诗的老祖宗”，但
8、他对新诗发展的成就，就没那么乐观了。他甚至曾亲口向我 说过：“四十年新诗的发展，还抵不上徐志摩（18961931）一个人的成就。 ”胡先生是一位极其看重私人友情 的人。他的北大学生吴相湘先生，就时常当面取笑他有“安徽，北大，哥伦比亚”的情结。3所以胡氏当年向我 所说的这句话，我也觉得那是他老人家念旧情结使然，而不以为然，也就耳边风的过去了。可是另外一个四 十年（19571997）如今又过去了。今日回想四十年前胡适对新诗发展的评语，不免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体验。胡适那句话，是否只是出于他对一位亲密亡友悼念的情结，而是有若干成分的真理存乎其间呢？关于 这点，我个人今日反而有点茫然了。我们今日如试
9、一回溯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那些“学衡派”的守旧学人，可 以丢开不谈，纵是新文学阵营之内的激进派，也不时对新诗失望，4胡适并不是第一位唱衰的老辈。 目前新诗的问题究在何处呢？我们不妨长话短说。第一，它自始至终，就未能真正的替代过旧诗词。旧 诗词直至今日，仍拥有广大的老中青三代的群众爱好者，和习作者，这一点，新诗界反而没有，而旧诗词老 而弥健，现在还在不断地向它反攻，且愈攻愈勇，为当年老辈所不及。第二，新诗在它八十年成长的过程中， 也未能稳定地发展。终于自己也走人旧文学的老套路，建立起自己的象牙之塔，新诗人们把自己锁在塔里， 逐渐与外界群众隔绝，如此就只好去彼此“相濡以沫”了。5新诗本来就是一桩大众
10、文学嘛。为何到头来却变成 一桩高高在上的庙堂文学呢？欲知其所以然，我们还得从他的出生的时间和空间来寻根一番。 对传统的全盘否定 为新诗寻根，我们不能从写诗史的角度出发，因为那样写来，就成一部巨著了，为篇幅所不许。我们只能 提出几项关键事物（key issues）来加以检讨，举一反三，以见其余。第一便是新诗在结胎时代的思想背景。 新诗原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型过程之中，反传统最厉害的“五四时代”出生的。读者朋友们可能不同意此说，若 说五四是“反传统最厉害”的时期，那末红卫兵和文革岂不是更厉害吗？读者如这样想，就轻重倒置了。需知 五四时代搞反传统和“打倒孔家店”的，是当时中国一群拔尖的“高知”思想家，哲
11、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家。 他们的“反传统”和“批孔”，才是实质上的反传统和批孔呢。搞打砸抢的红卫兵只是一些娃娃， “低知”， “不知” 和“无知”。作为他们后台的政客是另有其毒辣的政治目的。他们为红卫兵所设计的行动和口号，却是真正“捍 卫传统”的“尊王攘夷”；真正的“尊孔扬秦”，不是什么“反传统”呢。真正反传统的人，反而都被他们关到“牛 棚”里去了呢。6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五四和文革的分别了。 再者“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我们搞“科技救国”（路矿船炮，夷务洋务） ， “政改救国”（变法维新） ， “立宪救国” （清末民初的自治和立宪运动）和“革命救国”（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通统都彻底的失败了之后，志
12、士仁人， 咬牙切齿，恨祖恨宗，恨孔孟，恨老庄的愤激心情之下发生的。一部分人（如胡适，钱玄同等）是要彻底“打 倒孔家店”， “全盘西化”，彻底崇洋，甚至“废除汉字”， “把线装书全部丢到茅坑里去”，7另一部分左翼高知（像 陈独秀和青年郭沫若） ，也是“反封”，而不“反帝”的；他们把中国所有的旧东西，旧制度（包括后来红卫兵所 打的“四旧”） ，都可以“辫子”和“小脚”为代表而概括之；都是旧时代，旧社会的“封建残余”。被他们恨得牙根 痒痒的。陈独秀和吴虞等一伙，甚至主张“反贞操”和“仇孝”（与孝为仇） 。8总之， “反传统”则是当时新派人士 的共同信念和次文化。甚至连最温和的胡适也不得不说，他底“整
13、理国故”的主张，为的是“找鬼打鬼”9 新诗人只接受横的移植 在这一极端偏激的反传统思想之下诞生的“新诗”（原名白话诗） ，因而也就是个极端反传统的产品，它的 生命之源，和原始的胎教，就只有取自外来文化，言必称雪莱，雨果的“横的移植”；而没有什么平上去入， 李杜郑黄，遗传自母文化的“纵的承继”了。在这种对传统“全盘否定”的先天和后天的条件的限制之下，新诗 的发育和成长，难免就要走入畸形了。第一，新诗人中的格律派，就命中注定非失败不可了。 需知，我们最早一代的启蒙诗人，像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朱光潜、刘大白、刘半农、宗白华、 徐志摩和闻一多，就没有一人反对新诗是可以押韵的。10但是写“押韵诗
14、”，就得有或多或少的“格律”。因此在 新旧两体，和中西两源中，都有极深厚的训练，和极卓越表现的闻一多，徐志摩，宗白华等青年诗人就主张， 新诗必需有他自己的新格律，他们也就认真的寻找起格律来，并亲自加以实验。徐、闻二人的态度尤其坚决， 因此也就无形地组成了新诗发展史上以他二人为首的第一个“格律派”。不幸的由于上述先天和后天的限制， 这个格津派，除搞出些为他人作笑柄的“麻将牌”和“豆腐乾”之外，可说是彻底的失败了。连闻一多自己后来 也大做其无韵诗，并鼓励他的学生们去大做其“看不懂，念不出”的朦胧诗来。我那位最可爱可敬的亡友，朦 胧诗人艾山（林振述） ，就是闻一多的得意门生。11 格律派彻底失败的原
15、因 格律派为何彻底失败呢？世纪末再回头一看，正如历史家回看康梁变法一样，其失败实在是命中注定的。 试着古今世界的比较文学中，若论诗歌的“格律”，那一家西方的蟹行诗学，能和三千年绵延不断，依次成长， 清空一气，最有原始性的中国诗学相比呢？（不管是论数量，或是论质量）我们从最早的四言诗诗经 ， 发展到五言诗（古乐府） ，为增加一个字，就商量了八百年。再看古诗从曹氏父子进化到沈、宋、李、杜的 七言律诗，又是密鼓紧锣的议论了四百年。其后再从整齐划一的“豆腐乾”， “麻将牌”（律诗） ，发展出从“一字3句”到“十五字句”的“长短句”（五代词，宋词） ，一来又是三百年。总计自隋唐五代以来， （旧）诗词变成
16、了中 国诗学里的“定型”，又是千儿八百年了，其中参加讨论，设计和辩难的诗人，学士，天才和苦力，真何止数 千人（下节再作较详细的补充和讨论） 。这个唐宋模式的格律定型（“格”是诗词文字上的排列组合；“律”则在 文字的排列组合的“规律”之外，还包括“声律”和“韵律”） ，本是一种全民族的智慧结晶，也为全民族所喜爱， 包括今日能读通中国文字的所有的新诗人在内，可说是没一个例外。眼看世纪末的现象，我们今日更可断定， 这种诗词回潮，在21世纪之初，可能还会有个更大的回光反照呢。 但是在20世纪的年初，大家都会写几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 “诗词”却是个最反动的“封建残余”，变 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由一个留学归来，中西之学俱粹，而意气风发的胡适，在首都的北京大学， 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旧诗词就变成烂遗老的破鞋了。鞋上细菌乱爬，新人物谁也不想，也不敢去碰它一下 了。 因此，以徐志摩、闻一多为首的，第一代新诗人中的“格律派”，他们虽然都是深植于传统诗学中的优秀 的诗人和功力深厚的学者，格于当时文学革命风潮中底反传统的偏激风气，他们要为新诗寻找格律就绝不敢， 也决不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