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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时代的教育精神的探究现时代的教育精神的探究一、以自我保存为本疏离英雄精神是学校教育对时代精神的领会所致，时代精神使疏离具有了正当性和合法性。让我们先分析现时代的精神和教育精神是什么，然后再以之透析英雄精神疏离的缘由。现时代的精神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但一个可以确定的答案是保全自我，或者说是对死亡的恐惧。从古今之争的角度看，现时代的精神明显区别于追求灵魂卓越、实践高贵德性的古代精神。在现时代，保全自我，严格地说，保全肉身，是一项“自然权利”且是“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来源于自然权利的自然法以及基于自然法而生成的成文法和种种制度保障着这一自然权利，使之免受他人的侵犯。倘若生命受到威胁，
2、人们就会用“自然法”去批评他人或国家，甚至会愤怒而诉诸革命。由此，古典时代目的论语境中的“舍生取义”、 “临危不惧”等高贵德行和英雄德行，被现代人认为不合时宜而疏离。肉身的保存而不是灵魂不朽才是现代道德的立足点。这一点，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现时代精神的奠基者霍布斯那里论证得淋漓尽致。霍布斯坚定地向古典时代的高贵德性告别，认为“：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欲望终止的人，和感觉与映像停顿的人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 ”3亦是说，在霍布斯那里，现代人已不再被视为追求善德的理性灵魂，而是被
3、视为只是拥有持续不断的欲望和需求的集合体。而在所有的欲望和需求当中，最顶端、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是自我保存和对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在各种自然的恶中的至恶就是死亡。 ”4由此，自我保存就成了人最为基本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他的自然权利都以之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对此，施特劳斯的评价是贴切的：“如果自然法必须得从自我保全的欲求中推演出来，如果，换句话说，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那么，基本的道德事实就不是一桩义务，而是一项权利；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离弃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义务。义务只在其施行不致危及到我们的自我
4、保全时，才具有约束力。唯有自我保全的权利才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既然基本的、绝对的道德事实是一项权利而非一桩义务，公民社会的职能和界限就一定得以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其自然义务来界定。国家的职能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国家的权力是在自然权利而不是别的道德事实中看到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 ”5在这个意义上，施氏认为，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创造者。现时代的精神规定着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教育亦通过其特有的文化传递和传播功能，将时代精神内化为学生言行的尺规，从而实现对现时代精神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当保全自我的欲求成为一桩基本的道德事实，成为国家和社会界定自身职能与界限的标准时，它必然同时在规定着教育自身的功能和
5、界限，亦即教育必须以学生的“自我保存”为本。如果教育未能尽到保护学生生命的责任，使学生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教育就是“反教育”和“非教育”。需强调指出的是，这对教育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证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存续和稳定都离不开“道德共识”，而道德共识之所以可能，重要的一环在于教育的道德社会化功能将道德共识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的行为规范。这意味着，一个时代中社会教育如果不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公认的道德事实，那么这个时代的社会教育就是“不正当的”，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当保全自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道德事实的时候，教育必须以学生的自我保存为本，保护并教学生保存自己的生命，同时
6、驯化危害他人的激情，反之，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求生怕死是一种自然本能，但人生来就缺乏动物那样的强力和敏感来保存自我和避免危险，所以就需要教育给予必要的保护、传授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消极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就成为必须。另一方面，如霍布斯所看到的，人性中有虚荣自负的追求荣誉的激情，它往往使强者对弱者有恃无恐，威胁到弱者的生命，因此，驯服狂野激情、唤醒自然理性的惩戒教育、法律教育就成为必须。这即是霍布斯建立强力无比的“利维坦”的根本原因。既然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是以人的肉身保存为本，那么尊奉并实践高贵德行的、不畏死的英雄，就不再是现时代教育的目标。相反的，保存自己同
7、时不侵犯他人自我保存权的常人，成为现时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布卢姆在大学校园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和任何人一样，愿意把自己想得更出色一些，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为个人职业和各种关系奔忙。有一种说法是，自我实现能让人生焕发奇光异彩，但他们所能看到的是这种生活并不特别高尚。生存之上已经取代了英雄主义，成为令人钦佩的品质。 ”6把握了现时代的教育精神，就意味着解开了学校为何疏离英雄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推进，权利尤其是最为基本的自我保存的权利，取代了过去为了公共善而牺牲自我的义务，成为一桩为人们公认的道德事实。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过往的基于整体利益的“至高的道
8、德”，意识到不怕死的道德已不合时宜。英雄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担当道德社会化使命的学校，开始疏离英雄的德性，转而承认、保护、珍视学生的自我保存权。 “生命”一词开始频频出现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生命教育的理念逐渐为公众接受。这个时期，有关教育规范频出，其目的就是承认、保障、珍视学生自我保存的权利。199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强调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2003 年，上海市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就首次避开了“见义勇为”字眼。同年，北京市新颁布的中小学生守则删除了“见义勇为”的字眼。2006 年，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明确规定，抢险是应当由专业人员或者成人从事的活动，
9、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需要指出的，在今天，制度化的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存在，实际消解了英雄精神中的不畏死的价值。进言之，在一个科技主宰的时代中，自我保存与免于对死的恐惧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人员如专业消防员、专业医生等可以用专业的技术来应对过往需要依靠血气和勇敢来面对的“危险”，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消解了高贵的英雄德性，使其变得无关紧要。不可否认，在英雄时代已逝的今天，仍存在诸多的英雄壮举，毕竟在某些时刻和场合，专业人员不可能出现。但此类壮举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仅仅是英雄个人的自愿选择，而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践履的“公共德行”。强制性地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不畏死的英雄
10、，是有违常理的！所以，作为负有公共教化义务的学校，是不可能去强力灌输英雄精神的，否则就犯了将个体道德等同于社会道德的错误。可以确认的是，由时代精神所造就的以自我保存权为核心的道德事实有着积极的一面。一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生命存在被普遍重视，需要付出很高代价、只有少数人才可作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不再被视为个人的“自然的义务或责任”，而是被视为个人可承担也可不承担的“超义务”或“超责任”。用罗尔斯的话说：“当慈善的行为是一种给他人带来较多的善的行为时，当慈善行为是在对行为者造成可以由他的准确确定的利益来估价的相当大的损失或危险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时，这个行为就是分外的。在对行为者来说牺牲和危险并不是很大的
11、情况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真正善的行为，尤其是一个使他免于巨大危险而损伤的行为，是一个由互助原则所要求的自然义务。 ”7二是，破除整体至上主义，避免牺牲式的道德对普通生命的侵害。阿伦特有言“：从罗伯斯比尔到列宁和斯大林的专政理论都假定，整体利益必定会自发地，甚至持久地与公民的特殊利益相敌对。人们常常被革命者异乎寻常的无私所打动，这种无私不能混同于理想主义或者英雄主义。从罗伯斯比尔鼓吹一种借自卢梭的美德以来，美德实际上就与无私画上了等号。正是这种等同，可以说为革命者烙上了抹不去的记忆，也使他们由衷地相信，衡量一项政策的价值标准是它与一切特殊利益相对抗的程度，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则在于他的举动在
12、多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利益和意志。 ”8三是，具体到对孩子的教育来说，相对于具有自保能力的成人，孩子的生命、性情应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格外珍视，保护他们的生命是教育不容推却的义务和责任，即使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教师作出牺牲。这意味着教育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孩子的身心得以健康、自由地生长，同时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在孩子尚不具备实践理性的时候就向他灌输高尚的牺牲式的道德理想，是对孩子生命生长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即使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强调勇敢教育的哲人那里，早期对孩子生命的保护也是相当重要的。二、卓越的丧失当保全自我成为现时代的精神特质，当英雄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被现时代
13、的教育疏离时，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摆在了现代人的面前：人被物化了，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或德性。用自己的感官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以保全自我，是动物界中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当然，动物总是要死的，但存活于世的动物总是竭力地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自我了断。人，毫无疑问，存在于自然界或感知世界中，同其他动物一样，趋利避害，保全肉身，但人又存在于自由界或理性世界中，过一种超越肉身保存的卓越生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当然摆脱不了肉身必死的命运，但他并不“畏死”，相反，他渴求有尊严的“好死”。古典时代，苏格拉底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在宇宙目的论的框架中，人是超越于动物性的理性灵魂，而且用生命实践证明了理性的高贵
14、和身体的次要。在柏拉图的克里同篇里，被判死罪的苏格拉底极佳地体现了人的超越肉身保存的卓越本性。克里同来到监狱里，以“别人会怎么看”劝苏格拉底逃命，苏格拉底回答说：“为什么我要去在意大家的意见呢？”重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意见背后的人口有多少。 “但公众能杀了我们呢。 ”这又怎样呢？不是“生命”，而是“好的生命”，才有价值。克里同又劝“：逃了反正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真正宝贵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苏格拉底回应道9 。在斐多篇中，临刑的苏格拉底没有因为身体将逝而悲叹、恐惧，而是淡然地勇敢地跟学生们讨论“灵魂不朽”的哲学命题，全然不顾灵魂不朽的命题如果最终不能成立给其死亡带来的巨大打击。即使在喝完鸩酒
15、，身体即将丧失知觉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嘱托克里同：“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 ”10在近代，黑格尔虽然不再信奉古典政治哲人所言的灵魂观念，转而强调欲望，但他在精神现象学中也谈到了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就是人拥有超自然意义上的自由，并且，这自由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人的本质。为了实现自由，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以命相搏。当然“，黑格尔肯定不会否认，人有他动物的一面或者有一种限定的或既定的本性：他必须吃饭和睡觉。但他显然也能够以一种完全逆反其本能的方式表现自己，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更高级或更强烈的本能，而是纯粹为了逆反。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纯粹的名誉而拼死战斗这种自愿在黑格尔对
16、历史的描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通过甘冒生命的危险，人可以证明他能够逆反他最强烈而且最基本的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正如科耶夫所指出的，人的人性欲望一定要战胜他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性欲望。 ”11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黑格尔对超越动物性的自由的强调集中体现于对“最初之人”的论述上，是辩证法的起点而非终点，但黑格尔在正义的哲学中也非常清楚地指出“：人性中骄傲的感觉是人的一种需要，历史终结时的和平和繁荣并未能满足这种需要。 ”所以，他认为“在历史终结时还会存在战争”11 。总之，超越动物性的自我保存，过一种卓越的生活，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抹杀这种区别，将人性动物化，意味着人的消失。不过，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哲学联手，共视召唤人们追求卓越的古典世界为黑暗和蒙昧的世界，进而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将人从黑暗蒙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领入以肉身保存为本的自然世界和感觉世界中。 “进一步说，人一旦从黑暗蒙昧的王国的阴影中走出来，在科学的阳光下审视自己，他就会明白自己生来属于运动物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