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日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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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中的日本字汉语中的日本字当中国人初次接触日语时，会发现日语中有很多的汉语词，并因此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但是，如果告诉你汉语中有许多的日语词时，你会作何感想呢。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 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 名” （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 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 ，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

2、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 ，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 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 70是从日本输入 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 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 ，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

3、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 语” ，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 书的“黄金十年” 一文中，便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 （按：指严复的翻译）的 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 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 汇，大都是此时

4、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 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 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 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 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 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

5、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 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 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 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 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 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

6、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 译过程的追问。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20 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 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 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 说出一个大概。二、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

7、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 ，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 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 “电话”是日本人 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 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 。在一段时期内， “电话”和“德律风”两 种叫法通用。但后来， “德律风

8、”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 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 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 ，不如电话之切。 ”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 Club 的音译。这几 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 ，在中国 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

9、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 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 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 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 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 类抽象名词，因日语

10、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 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 ，用“自 然”译“nature” ，用“文学”释“literaure”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 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 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

11、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 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 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 、 “治国平天 下” ，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 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 、 “万一” 、 “意外”这几种意思。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

12、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 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 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 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 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 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 ”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 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 ，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三、

13、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 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 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 7 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 世纪的马可波罗，16 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 作，翻译

14、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 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 1814 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 1817 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 页，于 1823 年出齐。传教士 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 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 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

15、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 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 、 “理论” 、 “银行” 、 “保险” 、 “批 评” 、 “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 是不正确的。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 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 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 、 “社会”等。日本

16、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 、 “society 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 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 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 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 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 “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 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 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 ，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 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第三种方式，是新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