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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53回）、“张翼德 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等等。而通过 人物的口说，或诗赞，或论赞宣扬“义”的更是不胜枚举。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个“义”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因为无论是作者或他笔下所写的人物 都生活在封建社会里，它只能是封建私有制这种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观 念，所以我们在论其“义”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应用 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加以辨证地分析。“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 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篇誓文成了后世结义者仿效的经
3、典之作。有人认为誓言里的“上报国家” 是“忠”，“下安黎庶”为“义”，所以桃园结义的道德内容是“忠”“义”的统 一。但结合作品的全部内容看，其所强调的更是“义”，是一种涵盖了“忠 ”的“义”。因此宣扬“忠义”并不是其主旨，而讴歌“侠义”才是其真正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物的思想、行动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才使人 物往往成为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在三国演义中，正是由于刘备集团 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 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尊刘 贬曹”的思想倾向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意愿，蜀汉集团的人物也就成为了忠 义的化身，作品正是通
4、过对理想人物（悲剧主角）的人格塑造，使“义”达 到了理想的高度。二、“义绝”关羽的悲剧性“义绝”关羽是全书在表现“义”的主旨的核心人物，作者塑造这一英雄性 格的基调是忠义思想。在三国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张飞、赵云、马 超、许褚等勇武超人的豪杰，关羽之所以超于众人之上，而独有深远的影 响，主要在于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忠义的“完人”，特别把他作为“义”的 化身来塑造的。关羽的“义”绝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返顾、比泰山还重， 比生命还贵的“义”。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备、关羽、张飞从 结义到殉义的整个过程。刘蜀集团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集团，而悲剧的 主角 刘、关、张三人都出身于平民
5、阶层，或织席贩履，或卖酒屠猪，或浪迹江 湖，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桃园三结义”包 含了结拜兄弟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知恩 图报，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一种真正的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 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屯土山约三事”其中最 重要的一条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可睹其心志，还有一约是“降汉不降曹”更反映了他的忠中有义，义中有忠 。他和刘备始终维系着“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关系，这也是人民所 向往的忠义观。他在降曹后，受到一次次的考验，曹操为了收买关羽而厚 恩待之，“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
6、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 银”然而都没能让关羽有丝毫动摇，他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忘记 “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曹操赠袍，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并谓之 曰：“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我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 长之旧赐”。又曹操赠赤兔马，关羽谢曰：“吾知此马行千里若知兄 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也难怪曹操听了不禁 愕然而悔，便命张辽去问关羽何以常怀去心，却引出了关羽的一番肺腑之 言：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到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 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 ，公何所以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
7、关羽的这段话肝胆照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连“奸绝”曹操听了也不得不 叹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义士也！”。正因如此，当关羽一知刘备的 消息，便毅然决然封金挂印，斩关杀将，千里独行，来去明白，往奔刘备，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 移其志”，不管在任何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不改变他的初衷，即至死 忠于蜀汉，义于刘备。当他兵败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吴侯派诸葛 瑾来劝降时，关羽义正辞严地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 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在麦城殉难，以自己的热血和生 命铸造了他忠义壮烈的性格，在关羽身上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 移，
8、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精华，它是属于人民 的，曹操在华容道曾说：“将军深明春秋”，就是推崇关羽所发扬的“春秋 大义”。然而，关羽的性格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关羽出身底层，养成了他 的侠义气质，这也正是关羽的悲剧性所在。下邳兵败，张辽劝降时，关羽 当即严词拒绝：“某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但当他听到降曹可以保 全刘备妻小，并可伺机寻兄，不负前盟时，这位视死如归，世称万人敌的 虎将竟低头降了曹操。同样，对于曹操的“厚遇”，关羽表面上虽未动其心 志，然而，市井细民“知恩图报”的义气却深深埋伏于他的心灵中，他为了 报恩而主动请缨，诛颜良，斩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又为了报恩，在
9、赤壁 之战中义释曹操，正如小说所写：“关羽是一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年 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于是，他竟冒军令 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统一大业于不顾，面对凄惶垂泪的曹操，动了 恻隐之心而放虎归山，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为情为义而动摇忠，而牺牲自 我的悲剧精神。关羽的这些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刘蜀事业的背叛， 是不“忠”，但作者却把它作为重“义”的美德和高尚而纯粹的义举来大加 颂扬和渲染。这种所谓“义”的行为，本来同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原则 是完全对立的，然而，作品却在关羽的悲剧性中把它们统一了起来。对于 读者而言，也往往被作品笼罩的悲剧气氛所感染，而对关羽的这种“背
10、叛” 就觉得情有可宥了。由关羽悲剧性性格所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蜀吴的破裂。关羽把本来可 以结为盟友、共同抗曹的东吴集团视之为鼠辈，不重视执行联吴抗曹的既 定国策，导致吴蜀矛盾的激化，给刘蜀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显然也同 忠义是相矛盾的。然而，在关羽的悲剧性格中，却得到了统一。关羽之死 写得十分悲壮感人，至此他的重“义”品质得到了冶炼和净化，也最终使他 的性格理想化，升华到了可歌可泣的境界。三、忠义诸葛亮的悲剧性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臣对君是绝对“从一而终”的，而且“君君臣臣”的 关系中，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忠贞无二地为刘蜀事业奋斗终生 ，则是三国演义中“义”的又一重要体现。诸葛亮最初居
11、隆中，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但已明察 天下大势。出山后，运筹帷幄，创造了鼎立之势，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才能 。白帝城托孤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又安居平五路， 七擒孟获，更有六出祁山，屡建奇功。他从没有个人的野心，却有统一天 下的壮志。对比之下，司马氏父子真是相形见绌。诸葛亮的“忠”不仅是为 报先帝的“知遇只恩”，主要是忠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但他的“忠”仍然是 以“义”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和忠贞人格，使诸葛亮成为 了历史上“忠臣至公”的典范。然而也正是这种“忠义”，注定了诸葛亮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罗贯中在塑 造这一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
12、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 开始便暗示了诸葛亮出山是一出悲剧。尽管这样，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政 治理想，又自始至终都在肯定和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诸葛亮悲剧性格 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醒得意识到“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睹也” ，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和困境，乃至不可避免的 失败的趋势，他始终把尽忠奉献当作生命的终极目的。为了蜀汉事业，他 抱病南征北伐，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夙兴夜寐，罚二 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不过数升”。临终前还遍观各营，长叹曰：“再 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种悲剧情怀激起了后代多少 人为之同声一哭，“卧龙虽得其主，未得其时
13、，惜哉！”真是“无志决身歼 ，不计利钱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作者大力推崇“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与作者的美学理想和思想倾向是大有关系的。这 种“忠义”观，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封建社会人 民的理想的。四、仁义刘备的悲剧性在三国演义中，就英雄典型而言，较之关羽、诸葛亮，刘备的形象并 非刻画得十分成功，但从“义”上分析，他的悲剧性格的刻画和渲染却是鲜 明的。作者是把这个人物作为包含“忠义”理想的明主和仁君形象来塑造的 。刘备的一生从始至终都把“义”作为个人行动的准则。君主之“义”在于爱 民，在那个战乱频仍，人欲横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封建社会里，能 “爱
14、民”是很难得的，尽管“爱民”的目的在于治民，但也还是人们所欢迎 的。在小说中，刘备以宽仁待民和曹操以残暴害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 备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初作喜安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 感化”，在新野时，老百姓又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当阳撤退时，十几万百姓跟随他渡江，而追兵在即，尽管情势万分危 急，他决不弃民先行，常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若为小利而 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这与董卓所鼓吹的“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刘备“仁德”之主的名声传遍天下，对于他收罗群才 ，创一代基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备当了皇帝之后，刘、关、张三人之间
15、，还保持着“桃园结义”的初衷，所谓“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这对于封建君王而言是极其难得的。而小说中曹操其奸诈、残酷的性格恰 与刘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曹操以“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人 生哲学，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讨 袁术，却因缺粮耍诡计而枉杀了粮官王卮；而曹操称王之后，则大杀功臣 ，如陈琳、杨修等功臣劳士，一个个成了他的刀下之鬼，这是封建帝王常 实行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残酷政策从这些对比描 写中，可以看出小说中“拥刘反曹”的观念，也充分表现了封建时代人民拥 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刘备重义，不仅表现在忠于汉室，“欲申大义于
16、天下”，而且表现在其重个 人义气，重兄弟之义上，后者使“义”的理想化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刘备 把兄弟之义超于国家、社稷之上，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一反常态拒不采 纳一切忠谏，一意孤行。在这里，其兄弟之“义”与恢复汉室的“忠”是相 对立的，但也是符合这位以“义”著称的明君的性格的发展的，否则，刘备 就不能成其为刘备了。“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就是贵在于“义” 。这种高度地美化刘备宁可不做皇帝，不为个人独享富贵而决意赴“义”的 那种悲切执着，坚贞不拔的凛然义气，使他的性格更加净化。作品歌颂刘 、关、张三人为忠义而生而死的一生，正体现了典型人物悲剧性的完整性 ，并且也暗示了蜀汉事业将以悲剧而告结束的必然性。五、结语通过悲剧主角的性格塑造，可见 “义” 在小说中的复杂性。就进步性而言，小说所赞美的与“忠”矛盾甚至对立的“义”，已冲破封建 的等级秩序和尊卑观念，他以感情认同为纽带，发展了“侠以武犯禁”的传统，其中的朦胧的平等色彩，以及对至情的憧憬，又反映出人民群众冲破 旧传统，打破礼教的约束，对新的生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