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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理学角度看元代复古书风从理学角度看元代复古书风 以赵孟頫为例徐文平【专题名称专题名称】造型艺术造型艺术【专专 题题 号号】J7】J7【复印期号复印期号】2011】2011 年年 0202 期期【原文出处原文出处】新美术新美术(杭州杭州)2010)2010 年年 4 4 期第期第 64647070 页页【英文标题英文标题】On】On thethe RetroRetro CalligraphicCalligraphic StyleStyle inin YuanYuan DynastyDynasty fromfrom thethe PerspectivePerspective ofof LiLi
2、Xue:Xue: TakeTake ZhaoZhao MengfuMengfu asas a a CaseCase 【关关 键键 词词】EEUU1744135EEUU1744135从元大德、延祐年间开始的对晋人书法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书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赵孟頫凭借书坛领袖地位对当时书风的确立和定型无疑具有先导之功。这其中，理学作为元代艺术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一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赵孟頫及以他为首的元代复古书风的精神底蕴。一元朝由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游牧民族所建立，统治者为适应中原地区高度文明的封建社会，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不得不采取汉法，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成熟于宋
3、代的理学作为新儒学，自赵复首传于北方后，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皆得闻以广其传，再经由他们的递相传授，理学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从此，理学的地位日渐上升，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乡邑文士，无不以讲读、精研理学为尚。延祐二年(1315)，朝廷开科取士，理学最终定为国是，列为官学，成为元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其政治与社会影响超过了宋代，波及明清。赵孟頫生长于宋末，二十六岁以后进入元朝，他所生活的从至元到“海内翕然”盛世的大德、延祐年间，正是元代理学大流行之际。尽管作为封建时代的士人，从牙牙学语即读经史，思想上接受儒学传统教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赵孟頫不一般，在他的学术、艺术成长历程中，理学在其
4、身上打下的烙印尤为鲜明：年轻时拜福建名儒敖继公为师，接受理学洗礼，质问疑义，经明行修，打下结实的理学基础。我们从其此时所著的尚书集注一书，可以看出他对理学的热爱与精研。又常和当地儒林逸士相往还，与钱选等被称为“吴兴八俊”。“吴兴八俊”虽以诗、书、画鸣世，但理学见长者不乏其人，如钱选著有论语说、春秋馀论、易说考等书稿，尽管后来因决意归隐全被他自己烧去，但其深厚的理学修养可见一斑。又如牟应龙出身理学世家，学承南宋后期理学家魏了翁，“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以义理相切磨。于诸经皆有成说，惟五经音考盛行于世。”(元史列传第七十七儒学二)赵、牟彼此旨趣相投，不在话下。至元二十一年(1284)，赵孟
5、頫和著名学者戴表元相识在钱塘江畔，“莫逆而相与为友”。戴表元家乡浙东自来陆学独盛，其于陆氏心学，有地方学术与家学之渊源。后从方回学朱熹之学，方回自视为理学家，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期间还受教于宋元之际著名理学家欧阳守道。戴表元兼综各家而服膺朱熹，这对莫逆之交的赵孟頫应该影响匪浅。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孟頫又与同时应诏出仕的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的吴澄相友善，有条件再次接受理学辐射。其他与赵孟頫私交深厚的名士如周密、牟巘、方回、袁桷，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元中期文学、书法大家虞集、杨载、揭傒斯等都是理学名家，持身严正，修养深厚，非常人所能及。理学文化浸润了一个时代也浸润了赵孟頫，由
6、此出发，赵孟頫掀起了书法复古的巨大风潮，成为有元一代书法的最典型的特征，影响极为深远。二元代前期的书法家情况比较复杂，有由辽入元者，如耶律楚材等；有由金入元者，如刘秉忠、郝经、鲜于枢等；有由宋入元者，如赵孟頫、邓文原等。他们皆自小接受理学教育，并与当时理学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或自身就是理学家(如刘秉忠、郝经等)。而著名的元代三大理学家刘因、许衡、吴澄等在书法创作及理论上也都颇有成就。书法家成分的复杂化带来了创作上的多样性。犹如此时南北理学有所冲突、交融一样，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也是处于南北书风交错、冲突、融合的时期，书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此时既有以元初三大书法家赵孟頫、鲜于枢、
7、邓文原为首的江南书法重二王的审美追求，也有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为首的辽、金书坛学习颜、苏、米的遗风，同时南宋末期放纵恣肆书风的亚流虽已走上末路但在士林中仍有不少市场。正如虞集所说：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矣。在赵孟頫等扭转金及南宋末季书法流风之前，这种现象尤为普遍。赵孟頫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秋即其仕元的第三年，他给杭州朋友王子庆(芝)的一
8、封信中写到：自度(渡)南后，士大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啻万万。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悉皆恶书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学古，俗气以渐入，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信笔书去，子庆必不以为过也。此信向后人透露了这么
9、几个消息：1、说明元初北方流行具有刚烈色彩的颜真卿书法，但在赵孟頫看来是“俗”。2、为“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提倡自小便习二王楷法，以回归二王为指向。3、“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从理学角度观察，上述三点既体现了理学家所强调的“体用”关系，又具有浓郁的儒家道德教化内涵。其中第三点与元代理学倡导者郝经的书论不谋而合：故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道之所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问学，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本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学古之人其问学，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这才是学古的本质所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赵孟頫所再三强调的：
10、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竦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所惜溺意东土，放情山水，功名事业，止是而已。抑以晋室之气数有在也？晋之政事无足言者，而右军之书，千古不磨。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在赵孟頫眼里，王羲之是“骨鲠”、“恺直”的，是“不屑屑细行”的，是“无所畏避”、“悉不阿党”的，这些精神是在“议论人物”、“与当道讽谏”、“上疏争论”中表现
11、出来的。“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笔法锋芒中映现着书家人格心灵。赵孟頫用理学的眼光和思维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更为本质的东西，这种东西即是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与道德的关怀。他的学古，表达或追求的是一些吸引人性的中心价值。这是他大力推崇二王并为儒林及为儒林所影响的书法界所认同的基础与核心。郝经就说过类似的话：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邈不可及，为古今第一。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
12、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权谓“心正则笔正”，虽一时讽谏，亦书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颇僻侧媚，纵其书工，其中心蕴蓄者亦不能掩，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也。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先叔祖谓：二王，书之经也；颜、坡，书之传也；其余则诸子百家耳。“盖皆以人品为本，书法即其心法也。”郝经书论直可视为赵孟頫书论的母版。当然他们皆承唐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谓书法即心法”(柳公权)之说。但问题是郝经认为颜真卿忠节鸣世书亦工，“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北方书坛名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皆善颜真卿书法，为何赵孟
13、頫又认为学颜就“俗”了呢？赵孟頫的解释是：“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原来是“慕名而不求实”，不知“颜书是书家大变”的缘故，所以造成了“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的局面。臃肿多肉则乏力、不清新、不典雅、不遒劲、不简淡、不闲静，总之不雅观，不符合儒家所规定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的美之实质。而二王书法却“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邈不可及，为古今第一”，自然被理学家推为“书之经也”。故此赵孟頫开出的药方是“自小便习二王楷法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这里一方面强调了书法的入门
14、学习问题：元初书坛凋敝，自南宋末年以来学北宋苏、黄、米书法者皆“学其奇怪”，全无大家风范；学唐颜真卿书法者则“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唐、宋之书皆无可救药，因此赵孟頫针对时弊，提出将学习二王法书的重点放在法度上，这是十分明智的。此举及时、有力地勒住了奔自南宋末期、“意造无法”失去控制的书法之野马，将当时缺乏法度羁束而不断滑向虚无深渊的书法逐渐拉归到本体之内，“使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功莫大焉。另一方面，赵孟頫强调了学习书法一定要名实相符、体用一致，将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形态和道德理想的人格追求真正落到实处。三赵孟頫的“复古”思想是全面而深刻的，它贯穿于赵氏的所有艺术审美观之中：其“作诗文皆从李、杜
15、、韩、柳中来，顿扫旧时之气习”；画要“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取其“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世俗审美观；书法“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前述南宋以来本朝书家以意为法的风气而言的。“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千古无人继羲献，世间笔冢为谁高”，(11)赵孟頫怀着改变书风流弊的强烈愿望和明确的目的，号召继承和发扬晋代的书法传统，找回那久已丢失的二王法度。他以自己对二王体系书法技法的精研和孜孜以求，为世人树立了典范。赵汸云：“汸往岁游吴兴，登松雪斋，闻文敏公门下士言，公初学书时，智永千文
16、临习背写尽五百纸，兰亭序亦然。”(12)宋濂亦云：“赵魏公留心于字学甚勤，羲献帖凡临数百过，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岂无其故哉？”(13)如此刻苦尽心的锤炼技法，与“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的“奴隶小夫，乳臭之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君子固欲深造也，岂能一蹴而遽造于深也哉？”(吴澄自得斋记)理学大师吴澄的话成了赵孟頫进行严格技法训练的最好注脚，说明掌握魏晋笔法的途径只有认真、踏实地临习古人法帖，此外别无他途。吴澄又云：“天下之理非可以急迫而求也，天下之事非可以苟且而趋也。用功用力之久，待其自然有得而后可。”(14)“用功用力之久，待其自然有得”，赵孟頫书法复古走的就是理学家所提倡的践履笃实、深造自得的路。它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涵泳的过程。它是自然的获取而非刻意的安排。赵孟頫说：文章所以明理也，自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也。后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夸诩以为富，剽疾以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