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镜子阶段如同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向我们泄露的我的功能的创造者第十五届精神分析国际大会的报告，苏黎世，1949年 7 月 17 日J.M.拉康著， M.吉布尔注释，霍大同翻译我在我们最后一次在会上引入的镜子阶段的概念已经有十三年了[1] ，自从那个时起它或多或少地在法国小组中被运用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不值得再次唤起大家对它的注意，因为它在精神分析所赋予给我们的经验中向我们揭示我 的功能我们必须指出精神分析家赋予我们的经验是与直接源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整个哲学相对立的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一定能够记得我们所讲过的，由比较心理学的事实所提示的行为[2] ：一个小孩在某一年龄阶段的一个很短的时间中超过黑猩猩的工具性智力，在镜子中认出了自己的映象这一由苛勒（Kohlers）称为情势统觉的顿悟式模仿所命名的认识构成了智力行为的关键期事实上，这一行动并非像在猴类身上所发生的那样它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旦虚幻的映象被获得，它就立即在孩子身上重新唤起了关于映象的一系列动作，孩子游戏般地感觉到了从映象到反射环境所确定的运动关系，感觉到了这一虚幻的情结到他重复的现实所确定运动关系，从这一虚幻的的情结到他自己的身体，到其它人或者到处在他旁边的对象的运动关系。
自从巴尔德温（Baldwin ）以后，人们知道这一事件能够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产生，它的重复性经常吸引了我们对一个处在镜子面前的婴儿所表现出的令人惊诧的场面的注意，这一婴儿还不能够控制他的步伐，仅仅能够站立然而，他在人或者物的帮助下（在法语中我们称为学步的婴儿—— trotte-bébé ） ，在一个狂喜的忙乱中试图超越这一帮助的羁绊，以使将自己悬置在一个或多或水倾斜的姿态上，以便重现映象的那一瞬间，从而固定它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十八个月，它是力比多动力的泄露者它显示了存在于我们关于精神分裂症知识的反思中的人类世界的个体发生结构的意义[3] 将镜子阶段理解为一种分析所赋予给认同的这一术语的意义上的认同是足够的：亦即，当主体承受一个映象之时，在主体身上产生的置换这一时间效应上的映像的命运在理论上是由意向（image）这一古代术语的使用所充分的指出在婴儿仍处于运动无能和对抚育的依赖的状态下，其所表现出的对其镜象的确定性的狂喜，向我们显示了在一个典型的情势下的象征性模式或者突然投入到一个原始形式中的我， 它们都发生在孩子尚未在对他人认同辩证法中客观化，语言尚未将其主体功能普遍化之前[4] 2 此外，这一形式更多地指示着理想我（je ideal）[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在我们所采取的翻译中保留弗洛伊德的理想我（ideal Ich） ，又再给予它解释的理由，增加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保留的东西 ]，如果我们愿意将这一形式作为代表着力比多规格化动能的次级认同的根源而让它进入一种登录的话。
然而，重要之点是，在一个想象路线上的社会规定性出现之前，这一形式确定了自我的机构这一自我机构对于单独的个人而言是从来不会被简约的，而更多的是渐进地与主题的变异重新搭接在一起，并且通过辨证综合的成功使自我作为我必须去解决它与它固有的现实性之间的不协调性正是通过身体的整体形式，主体在幻影中促进了其能力的成熟也正是身体的整体形式赋予主体以格式塔的形式，也就是说身体的整体形式更多的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被构成的外在性[5]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外在性，在其中，身体的整体形式对主体而言是一个身体的雕像，并且出现在一种反对称中，这一反对称与主体所感到的、并被其激活的运动的喧哗相对立尽管主体的运动风格仍然未知，但其完整倾向应被视为类型联结的格式塔，它还包孕了将我与身体形象联结起来的一些对应正是在这一身体形象中，人投射成控制他的幽灵，投射成自动木偶，其制造的世界在一个歧义的关系中趋于完成对于意象而言，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象征性效力的明确交界处[参见列维斯特劳司“象征性效力”， 《宗教历史杂志》1949 年 1-3 月号 ]中看到那些模糊的面容镜像似乎是可视世界的门槛，如果我们相信镜中的配置和出现在幻觉与梦中的自己身体的意象的话。
这里涉及到个人的特征，他的弱点，或者他的客体的投射，或者是我们所注意到的在异质的精神现实性得以展示的双重显示中镜子的作用[6] 具有有机体的构成效果的一个格式塔能够被一个生物学的实验所证实它与心理的因果关系的观念差异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它完全不能表达后者，它并不是不清楚在雌鸽中的性腺成熟从一个同属的观点来看是必须，尽管，后者的性欲不是非常的重要，但确是足够的；它也并不是不清楚通过镜子反射领域的个体范围的抵达而获得的效果甚至，在谱系中，通过将个体放置到某一阶段，放置到类似的意象的视觉性行为上的方式，一个从孤独的形式到群居形式的转折亦能获得，只要它充分地被其种类所固有的特性的风格的运动所激活这是登录在类似形态的认同序列中的事实，亦是作为构成性的和色情起源的美的意义问题所笼罩的事实就它们提出有机体空间的意义问题而言，我们对被理解为变形认同的模仿的事实并非只有很小的兴趣心理学的概念似乎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但一些可笑的努力则企图将它们简约为适应控制的法则我们仅仅指出加约（Roger—— Caillois ）思想 [年轻的思想在这里形成的是社会学的最新的反放逐令]在这一问题上的敏锐观察在传统的神经衰弱的术语之下，他根据变形实现的3 结果而将变异的模仿归于空间的强迫。
我们自己在偏执狂般地构成人类知识的社会辩证法中，宣示了使这一人类知识比愿望力量领域中关于动物的知识的更为独立的原因，及在超现实的不满足所揭示的这一“现实性小量”中决定着人类知识的原因这些思考促进我们在空间的骗取中认识镜子阶段在人身上上显露的效果和它的自然现实性的有机的不充分性的效果，如果我们当真赋予自然这一术语以一个意义的话对于我们而言，镜子阶段的作用构成了意象功能的特殊例子，后者使有机体它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或者使从内部世界到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然而，这一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身上，通过有机体内部的某种开裂，通过有不适应的征兆和初生头几个月的运动失调而泄露出的原始的不协调性而被改变锥体系统，比如，母体组织的体液暂留系统，的解剖末完成的客观概念证实了我们所表达的依据人类诞生的一种特别的真实的早熟的资料而有的观点[7] 这一资料在胚胎化的术语下被胚胎学家所认识，以便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高级组织的优越性，特别地确定神经病外科手术引导我们将其理解为器官内镜子的这一皮层的优越性这一发展如同一个投射出个体形成历史的时间的辩证法：镜子阶段是从不充分到预期的急速发展的内在冲动的戏剧，是落入空间认同圈套的图谋着幻想的戏剧。
这些幻想将身体的破碎形像与我们称为它的整体的矫形形式连接在一起，将身体的破碎形像与由异化同一性所确定的保护机制连接在一起这些幻想还将通过它的固化的结构标明整个精神的发展同样，从内部世界到外部环境的循环的断裂产生于自我胶合的无穷尽的且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让人们在我们的理论参考系统中接纳的术语所指示的破碎的身体经常在梦中出现，尤其是分析的运动触及到个人的进攻性的分裂的某一层面时似乎是在为了内在的迫害而武装起来的分离的肢体和这些引起肢体被外视的形式下，幻想者热姆 · 博斯才永远地被绘画固定在近代人类的想像力增长的十五世纪中然而，这一形式在器官的水平上，在规定着幻觉的解剖学的脆弱的范围内是可以触摸到的同时，它还表现在分裂的痉挛的或者癔症的症状中相应的， 我的构成梦幻般地被一个保护营垒所象征这一营垒处在被沙石与沼泽所充斥的外部环境之中，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斗争的领域主体因此就陷入到傲慢的寻觅中，并远离了内部的城堡 这两种相互斗争的形式（在同一剧本中经常是被并置的）以令人惊异的方式象征着它我同样地，在精神的水平上，我们发现了其隐喻自动的突然涌现的防御工事的结构它们作为主体症状的结果指示着倒错的、隔离的、重复的、废除的、移置的强迫症的机制。
然而，要在这些仅有的主观材料上建立什么是困难的尽管我们很少以通过语言技术而让我们把握这些主观资料的经验条件使它们获得自由，但我们理论上的努力仍然面临着投射到绝对主4 体的不可想象的状态中的指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建立在客观资料汇合处之上的假设中寻找一个象征的还原办法的导引图它在自我防御中建立了一个符合由安娜· 佛洛伊德小姐在其伟大著作的第一部分所表达的意愿的遗传序列它确定了（反对经常出现的一个偏见）癔症压抑和其回复、回复到一个比强迫性倒错与隔离事件更为古老的阶段，后者又先于标志着从镜像我到社会我转变的偏执妄想的精神错乱在镜子阶段得以完成的这一时刻，通过对同类意象的认同，通过原始嫉妒的戏剧（这是由沙尔罗特 · 比梅尔 [Charlott buhler] 学派在童年期转变性的事实中所揭示出来的）而开始了将我与被社会化的情势之间的联结起来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一通过他人的愿望而使整个人类的知识被倾覆的时刻，通过他人的竞争而在一个抽象的等价性中构造了他对象，通过我而造就了这一机构对于这一机构而言，本能的每一个冲动都是危险的，它对应着一个自然的成熟这一成熟的规格化，从那时起，在人类身上，依赖着一个文化上的代言者，比如在俄底蒲斯情结所遇到性对象。
通过它，理论得以指出：在这一时刻的固有的力比多投注的原始自恋的术语，在它的创造者那里，在我们的概念显露之下，揭示了语义学的潜在的最为深层的情感然而，它也揭示这一力比多与性力比多之间的动力性对立人们还提出了破坏性，甚至死亡本能以便解释自恋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之间的明显关系，自恋力比多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攻性之间的明显关系，他人曾经提供了最为慷慨的帮助这里人们所触及到的是存在的消极面，它的现实性被存在与虚无的当代哲学所强烈地肯定然而，糟糕的是，这一哲学仅仅在意识的自负的限度内抓住了这一存在的消极面的现实性，为被登记在它的前提中，在自我的构成性无知的状况下，意识的自负控制着它所信赖的自主的幻觉为了吸取专门分析经验那里借来的东西，趣味游戏在确保一个存在的精神分析的意愿中达到了顶点在不再被他人所认识的社会的历史进程之初，在面对社会联系的集中营形式时，并且在因其突然的涌现而强化了的个人的焦虑中，存在主义根据主体所处绝境而作出了自己的辩护：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下才显得那样真实的自由；表达了超越任何情势的意识的软弱无力的干预要求：性关系的观淫——施淫的理想化；仅仅在自杀中才实现了对通过黑格尔主义的谋杀而获得满足的他人的意识的人格[9]。
我们的整个经验都与上述观念相对立，因此我们的经验改变我们的看法，使我们将自我想像为知觉——意识系统的中心，将自我想像为是通过与认识的辩证法根本对立的科学主义的偏见得5 以表达的“现实原则”所组织起来的，是不知的功能在全部的由安娜· 佛洛伊德小姐充分强调的结构中规定了自我的特征：因为如果否认 （Verneinung）代表着自我的明显形式潜在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则仍保持着自我的影响，以至于这些影响将不能够被它我在其中得以显示的必然性水平上的某种反思所揭示同样， 我的构成形式所固有的这种惰性应这样被理解在这些我的构成形式中，人们能够找到神经症的最为广泛的定义：例如，通过情势而有的主体的骗取给予了精神错乱，寄住于精神病院中的人和用其声音与狂怒震动了大地的人的最为一般的定义对我们而言，精神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属于灵魂的激清的操练当我们计算其对那些完整的共同体的威胁的大小时，这些如同精神分析平衡的倾覆的痛苦给予我们以城市激情震动的指数在当代人类学顽强的探索的从自然到文化的这一连接点上，只有精神分析才认识了爱总是必须再解开或者切断开的想像束缚的（情）结对于这样一种工作而言，利它主义的情感对于看透作为博爱行为，理想主义和教育的行为，甚至改革者行为的基础的攻击性的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在我们保留的从主体到主体求助中，精神分析能够伴随患者一直抵达“你是如此”般的欣喜若狂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患者的极度痛苦的命运的秘密被揭示出来然而，引导实践者走向一个真正的旅行开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