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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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论文我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 19 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非历史倾向/历史

2、定位一20 世纪 50 年代末，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在大学教材和有关论述中。当时它的所指有三：一是文学的时段性，指 1949 年以来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政治性，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文学”，又叫“社会主义文学”；三是文学的地域性，仅限于大陆的文学。80 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虽然结构框架与价值判断各有不同，但大都延续着这一视角。事实上，只要不是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而是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和阐述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大陆的文学，而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上述三个文学“板块”从文化、语言、

3、民族的统一性来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当中国文化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做出历史性的回应时，从国人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交叉、起伏，文学的进退、得失，都可看出它们有着那种发自文化之根的相通之处。特别是 1949 年之后，大陆、台湾两地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在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在作家思维模式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上，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异，但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另外，即使从非常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也难以将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板块”完全割裂开来。例如，有不少作家在 19171949 年的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有其历史的一席地位的，不能因为去了台湾就不算中国作家了。如

4、果承认他们是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果当代文学只讲大陆，那么两者的文化同一性就难以说清。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一国文学三个“板块”的格局也不是 1949 年之后才从天而降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延续。人们不会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地域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一块是以重庆、桂林、昆明为重要基地的所谓“国统区文学”；一块是北京、上海、南京、东北三省等“沦陷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外国势力统治区的文学；还有一块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所谓“解放区文学”。1949 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就是“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延续与发展。当年的所谓“国统区文学”，由于国共两党合

5、作的破裂而产生分化，一部分作家加入了“解放区文学”的队伍，一部分作家随国民党入台，形成了新一阶段的“国统区文学”即台湾文学。大陆的“沦陷区”1945 年被收复，1949 年被“解放”，但“沦陷区文学”的某些历史文化特征在港澳文学中得到延续。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就应该承认，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应该摒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与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原则，突破多年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元的狭窄思路，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的视野。如果说这是从横断面、地域间的联系与区别，体现出文学史的历史感的话，那么，从纵向的、时段间

6、的联系与区别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则更是文学史编写不可或缺的一种历史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说，它只是 19 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可以命名 1949 年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然而，在未来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将不可能再这样被命名。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住这一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恩格斯很赞赏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认为这是他的独到之处。这种“历史感”就是认为“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

7、能够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联系中来处理材料。我们在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时，为了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先”与“后”，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应把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放在整个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与评述，并把这种历史感渗透到对作家、作品、思潮的具体评价当中。如前所述，应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的视野。如果说，这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横断面以及各部分的联系中体现出历史感，那么，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于同期的世界文学格局中

8、考察，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有两个理由：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前期，苏俄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文革”后，西方和拉美的现代作家则成了中国作家争相仿效的对象。实际上，不将外国文学的影响纳入视野，是很难说清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起伏和文学创作的流变的。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如果没有一种世界眼光，也很难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准确的价值估量。如果说在各民族相互隔绝的古代，可以孤立地考察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那在地球已被称为“村”的当代，再无视同期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就难免坐井观天，而坐井观天是很容易夜郎自大、孤芳自赏的。二为了真实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

9、历史定位，有一些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研究倾向，我们应该竭力加以避免。第一种倾向是“历史补缺主义”，用流行话语来表述，就是“制造虚假繁荣”。不管出于什么意图，这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一种情况是“好心地”、一厢情愿地要使历史“丰富”起来、 “多元”起来，既不想承认那些在极“左”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之筛筛过之后的文学史的空白、贫乏与单调，便想尽办法，另辟蹊径，多方为历史“补缺”。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意掩盖和美化历史上的缺陷，从而为这种缺陷在当今的延续找到“合理性”。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在“文革”中达到辉煌顶点的“革命样板戏”，本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反现代、非人

10、化、贫困化和一元化变异的标志，随着“文革”的结束与现代性文化思想的重新起步，它被否定是很自然的事。但是，20 多年后的今天，由于产生“样板戏”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土壤并没有完全清除，它又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美称，重新被有些人大加赞扬。还有那些在极“左”思潮笼罩下以“革命的政治内容”风行一时的作品，也同样以“红色经典”的名义再次被正面地肯定。所谓“红色经典”，是一个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抽掉文学艺术的全人类共通的价值，以“革命”和“政治”取代艺术，使某些只具有短暂的政治实用意义的作品再次进入经典的历史序列中。经典就是经典，如果硬要给经典着“色”，那么，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鲁迅各是什么颜色

11、的呢？这种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的论调是其来有自的，其渊源就是 20 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狂热而偏激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其近因则是 1966 年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两股思潮都是反对文化的全人类性、反对文学的现代性、反对以“人”为本的文学的。所谓“红色经典”论的提出，还有一个更近的原因，就是进入 90 年代之后一股、否定思想解放的暗流。在这一暗流中，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成果被否定。在这样的片面话语中， “五四”启蒙精神、 “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文革”之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一起被否定。第二种倾向，借用马克思的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

12、历史混合主义”。通俗的说法，就是把历史“搅成一锅粥”。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学这 50 年，可以发现，不论是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还是作家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状态，都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差异，既有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也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反现代性的倾向；到 80 年代末，又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被引进；在 90 年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倾向交叉并存，形成比较复杂的局面；但是，历史的“链条”及其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顺序是清楚的。 “历史混合主义”则切断了历史的“链条”，并将其各个“环节”的逻辑顺序完全打乱了。在这方面，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宣扬者表现尤为突出。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有其先进性的，它

13、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端，它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体现着当代人的新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观念。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过典型的工业文明时期，目前正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状态混合交杂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到了中国就变了味，提倡者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恰恰扮演着盲目反现代化的角色，他们与中国一切反对现代意识的倾向建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很少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真正学理意义上的批判性梳理，结果只能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拙劣“效颦”，以致把中国一些前现代、反现代的东西，当成了后现代的“宝贝”，从而把历史搅成了不分是非、善恶、进退、积极与消极、开放与封闭的“混合主义”的一锅粥。

14、于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被颠倒或倾斜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说“文革”文学有现代性的文化内涵，甚至说“文革”中独霸文坛的“革命样板戏”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元素。 “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主义语境下形成的怪胎，是对“五四”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其中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说它属于后现代主义，就把历史之河的清水给搅浑了。除此之外，“历史混合主义”还抹杀 50 多年大陆文学几个阶段的差异性，把功过是非“扯平”，以此重新肯定那些已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有一种说法，叫做“没有十七年文学 ，没有文革文学

15、，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纯粹从历史过程的时间递进来讲，同样也可以提出诸如“没有秦始皇时代哪里有中国的今天”一类的设问，这样的设问就是伪问题。第二，这一说法并不是为了找到某种将各个阶段“十七年”、 “文革”和“新时期”联系起来的一以贯之的历史线索，而是用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手法，抽掉不同阶段历史文化内涵的差异性，直接否定“十七年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在混淆先进与落后的前提下，重新肯定不该肯定的东西，从而也就顺带着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东西。在他们看来， 芙蓉镇批判、否定“文革”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方法同“十

16、七年文学”、 “文革文学”一脉相承，歌颂“文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一样的，一个笼统抽象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的提法，就抹杀了文学上的任何起码的“历史感”。他们还通过寻章摘句式的分析，把“十七年”、 “文革”、 “新时期”的文学混为一谈：红岩中的“受难英雄”成岗有诗曰：“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而北岛的“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与此一样，也是“受难英雄”的形象，甚至“文革”中红卫兵的那种“献身精神”与“拯救意识”，也与这种形象完全一致。殊不知，北岛的诗还有下面这样的话：“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两者显然是不能扯在一起的。更为荒唐的是，有的论者居然用“政治道德化”这根绳子将巴金的随想录对“文革”的反思与“文革”中“斗私批修”、 “触及灵魂”那种对人的奴役拴在了一起。前者表现着人的觉醒，后者充满着人的蒙昧；前者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后者是前现代、反现代意识的一种存在方式。显然，完全无视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