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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验主义文学关联超验主义文学关联 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Fuller)和爱默生在文学史上的关系，与伊迪丝华顿和亨利詹姆斯颇具相似性。两者子期伯牙般的友谊不仅成就了一段文学佳话，还让女作家的声名长久地笼罩在男作家之下。在得知福勒遇海难去世后，爱默生曾以屈尊降贵的口吻哀叹道:“我失去了她这个听众她原是我理想的倾听者和批评者。 ”两年之后，为了纪念福勒，他联合钱宁(WilliamHenryChanning)与克拉克(JamesFreemanClarke)编写了玛格丽特福勒奥索利回忆录(MemoirsofMargaretFullerOssoli)。但与其说此书中福勒的“蓝袜子女学者”形象是一个
2、“争取女性权利先驱者”，毋宁说这个形象本身是爱默生等人对 19 世纪传统女性的理想化投射。作为超验主义核心圈子里唯一的女性，作为日冕(TheDial)的主编和19 世纪的妇女(WomanintheNineteenthCentury)的作者，福勒在读者和评论家眼中仅仅只是超验主义思想家们的“听众”。长期以来，福勒被排挤在超验主义研究的边缘也不足为奇。帕林顿在美国思想史(MainCurrentsinAmericanThought)中就尖厉批评福勒“超验主义的智性基础十分薄弱几乎不足以证明其超验主义者的身份”。而 FO马锡森在那本大名鼎鼎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和表达(America
3、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中对福勒几乎不着一墨，避而不谈。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批评界才对福勒真正产生兴趣，这位超验主义重要人物才重返美国 19 世纪文学正典的行列。在对福勒的再认识中，她与爱默生的文学关系是个尤为重要的课题，这不仅因为福勒和爱默生交往密切，还因为他们的文学实践和主张体现了超验主义的思想蜕变和内在矛盾。本文将从福勒备受质疑的超验主义身份开始，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她对爱默生的友谊观有何影响?她和爱默生的女性观有何不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理解这
4、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至关重要。本文将分析日冕杂志的源起和文学主张，然后对爱默生的友谊 、 女性和福勒的19 世纪的女性做互文式细读，以期揭示超验主义文学批评的内部关系，并揭示性别身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超验主义和 19 世纪女性主义对话的得与失。一、 日冕和文学批评的功用爱默生和福勒交往密切，他们对彼此生活、创作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不厌其烦地考证爱默生和福勒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挖出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但是仅停留在史料考据式的生平研究显然还不够。 玛格丽特福勒研究前景(ProspectsfortheStudyofMargaretFuller)一文即指出:“
5、他们的关系中还有很多未被研究和未能定论之处。 ”近年来，福勒/爱默生研究开始出现理论和文化转向。如女性主义会谈:福勒、爱默生和阅读游戏(FeministConversations:Fuller，Emerson，andthePlayofReading，1995)就是通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和活动(Agency)的概念来解读福勒的翻译实践，探讨福勒和爱默生两人的通信、交谈和文学批评是如何对爱默生的女性主义倾向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二人从“门徒关系”定位为更为平等的“精神伙伴关系”。事实上，爱默生早期对福勒有着巨大的影响。自从 1836 年 7 月 2 日第一次见面
6、以来，他们的交往持续了 14 年，直到 1850 年 7 月福勒因为海难去世。福勒曾这样评价爱默生:“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学到了心灵生活的意义”，因为爱默生让她懂得“心灵是属于自己的领地”。19 世纪的女性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超验主义的“自助”和个人主义思想，譬如福勒书中这段著名的语句:“女人所需要的不是像女人一样行动或统治，而是自然而然的成长，充满智慧地去分辨是非，随心所欲地自在生活，上帝在亚当夏娃离开共同的伊甸园时就赋予了她无穷的力量，现在她只需展示出来。 ”正是在爱默生的鼎力支持下，福勒掌管了日冕杂志，成为超验主义最重要的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她的名字也一度成为“超验主义的同义
7、词”。日冕最初的定位并非文学性杂志，而是思想性杂志，是“一本关于精神哲学的杂志”。瑏瑡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爱默生充满激情地宣告，现在思想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新英格兰了，但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却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面。文学批评应该是具有诗意和创新的，因此日冕希望能传递一种“把人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这个更高的层次即自然的高度。瑏瑢显然，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是输入超验主义精神的工具。在同一期发表的现代文学思考(ThoughtsonModernLiterature)中，这样的超验主义诉求得到延续。相对于教化性(道德)文学，想象性文学注定只能是二流的，作者也不过是神圣自然规律的容器。文学批评的重要
8、性不仅在于关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自然启示，更是起到“督导”(oversee)文学本身的功用。因此，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运用超越文学的真理来阅读和评价那些转瞬即逝的作品;换言之，文学批评家应当像超验主义者那样，深谙“超越”书籍教化的智慧。瑏瑣爱默生还宣称，现代文学事实上也正在经历某种哲学转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从对客观事物的关注，转向对“主体”或心灵的关注。以此而论，文学批评的标准就应该是“主体性”(subjectiveness):好的文学应当把读者引向形而上的“自然”，而非作者或作品本身。现代诗歌的另一大哲学特质是“对无限性的感受”(theFeelingofInfinite)。为了诠释
9、这一特质，爱默生以歌德为反例，认为歌德虽然博学勇敢，忠于事实，但缺乏“道德感受”，只“是现实的诗人，而非理想的诗人”。瑏瑤一言以蔽之，爱默生所赞许的诗人应当敢于挣脱日常生活的羁绊，引导读者回归到与自然的神圣关系中去。如果说现代文学思考还仅是在列举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这一批“现代作家”，那么其“姊妹篇”艺术思考(ThoughtonArt)则更为直接地输出了超验主义哲学观。瑏瑥爱默生开章明义地指出，统帅一切艺术的准则就是“宇宙之灵”(theUniversalSoul)，也就是超灵(Oversoul)的代名词。他说，为了造出“有用”或者“美丽”的作品，个人必须遵从创造一切的宇宙之灵的安排。
10、瑏瑦因此，艺术家应该“去个人化”，不受党派、习俗、时代的羁绊。总之，爱默生反复强调的是伟大艺术作品应该把读者引入一种“宗教性”的心灵体验中去。为什么爱默生要急于给日冕贴上哲学和宗教的标签呢?在日冕创办之前，超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还在不断定义和演进的过程中。所谓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虽然定期集会讨论，但在很多人眼中不过是“一群志趣相投者的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哪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瑏瑧随着影响的日益扩大，作为超验主义舵手的爱默生迫切地需要为之正名。事实上，早在创刊前就曾有读者去信询问日冕杂志的未来定位。爱默生在日记里记录道:“我不得不告诉那些年轻人这本杂志的意旨是文学，而非心理学或者宗教。但无论
11、谁都可以从他们的问题和语气看出，波士顿、坎布里奇和周围地区的人们需要的正是一种宗教。 ”(JMNVII，34142)可是福勒却不这样看。她认为日冕的目标与其说是“领导公共意见”，还不如说是“提供一个渠道以便于在我们当中萌发一些自由而宁静的思想”，以及“激发每个人对自身进行更为深邃而崇高的思考，让他们看到一些心灵是如何因为睿智的自我托付而葆有生机。 ”显然，福勒看重的并不是超验主义所代表的宗教和哲学的革新，而是文化、文学层面上的觉醒，是要用“更高尚的观点”同美国新近出现的商业主义和肤浅庸俗的知识展开对决。瑏瑩爱默生和福勒对日冕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差异，源于他们在超验主义运动中的不同诉求。福勒通过举办
12、定期的“会谈”(Conversation)，期待实现的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抱负，她所寻找的是一个能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瑐瑠就日冕这份刊物而言，福勒追求的就是公正地树立新的文学准则，实践高水准杂志的编辑原则。她曾说:“我选稿的标准是言之有物，即使我个人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一本杂志不仅仅需要符合一部分人的喜好”(FL，III，16061)。这样的办刊想法在她为日冕写的第一篇文章略论批评者(AShortEssayonCritics)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在福勒眼中，批评者不仅仅是诗人，他应该同时具备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特征。文学批评的用处并不是为作品“贴上标签”(stamp)，而是“过滤”(sift)出好的作
13、品。也就是说，好的批评家不会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否值得一读，或者应该读出什么，而是“他自己在里面读到了什么”。从文学批评出发，福勒思考着这份杂志的命运。她认为，臣服于党派之争的杂志只会逐渐失去影响力，读者需要的是有新意的思考，对生活诚恳的见解，因为“自然是圣灵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人类文学和艺术则是对它的批评”。瑐瑢可以看出，福勒在本质上是认同超验主义文学观的:文学创作是自然的投射，而自然又是圣灵的外化。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传播超验主义思想而服务，这也是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正因为此，她主编了日冕的前三卷，和爱默生一起将其打造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但同时，福勒又很明确地反对爱默生
14、办杂志的“个人化”标准:“我希望我的品位和喜好比他们的更宽广，而不是更严苛。这是我们的差别之处。 ”瑐瑣1844 年，福勒接受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的职位，离开了波士顿和日冕 ，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和爱默生的这种内部分歧。瑐瑤归根结底，她始终更加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向往更为广阔的读者群。有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 “日冕对福勒是件坏事”，瑐瑥因为编辑工作耗时耗力，还没有薪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三年里，福勒的超验主义文学观得以确立和检验。她在日冕发表的大诉讼:男人与男性;女人与女性(TheGreatLawsuit:ManversusMenWomanversusWomen)是19
15、世纪的女性的雏形之作，她和爱默生的合作深刻影响着她对社会和个人关系(包括友谊和婚姻)的认识。这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讨论的话题。二、超验主义友谊观如何定义爱默生和福勒之间的关系?从第一次见面之后，爱默生就将福勒称为“我亲爱的朋友”。作为朋友，他们在日后的会面和通信中多次讨论友谊的内涵和意义。在1840 年夏天，爱默生终于写成著名的友谊(Friendship)一文。批评家们在考证友谊的内容时，发现爱默生采用了福勒信件中的许多材料，甚至文章本身就是对福勒批评的“辩护状”。瑐瑦当然，爱默生所讨论和实践的友谊并不是超验主义者们友谊的全部，瑐瑧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笔者通过对比福勒和爱默生在友谊观上的一致和分歧
16、，希望能扩展超验主义友谊的内涵，同时也探究爱默生友谊观所无法摆脱的困局。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友谊和爱、自我、道德这些概念是息息相关的。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Buell)把爱默生的友谊观称为“柏拉图式的”，瑐瑨这亦和超验主义的哲学观一致，因为超验主义其实正是“1842 年出现的唯心主义”。瑐瑩将超验主义友谊定义为柏拉图式友谊，这直接表明了它对古希腊友谊精神性的继承。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友谊(Philia)是超越肉体之爱(Eros)、追寻普世之善的一种形式。爱默生则声明他最憎恨用友谊之名描述“时髦和世俗的关系”， “我们应当赋予彼此的日常需要和人生职责以尊严，并用勇气、智慧和和谐来点缀人生”。瑑瑠友谊何为?爱默生很清楚，超验主义大写的“自助”和扎根于社会关系的友谊看似格格不入。他承认自己“反感社会，拥抱孤独”，而友谊则像上帝赐予的珍宝，源自“我”和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