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地位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地位研究论文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的演变都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兴衰与否同步展开的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也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唐代御史的发展变化时，却会发现历史文献所揭示出的并非仅仅是一条由盛而衰的简单曲线事实上，围绕御史的记载，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两条表现各异的发展曲线一条在官僚制中，呈现出逐渐向上的发展轨迹；另外一条则在社会现实中，所呈现出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它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以下，试对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做一初步探讨一、官僚制中的御史台地位唐人李华天宝十四年(755)撰写的《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记载了从隋末义宁(617)以来至天宝末年(756)，御史大夫出任宰相以及相关的情况，他说：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卷三一六)这一记载表明，隋末唐初以来御史台长官地位显赫，是升迁宰相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央高官之间迁转改任的一个主要职位。
另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御史台长官直接或间接升至宰相的唐前期有 20 人次，后期有 19 人次，据此可知，御史台长官始终是最高决策层的主要候选者之一不仅如此，唐后期中央还调整提高了御台史长官的品阶唐初，御史大夫品阶是从三品，御史中丞是正五品会昌元年(841)武宗即位后，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署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2](卷一八上， 《武宗纪》)这里，中书门下奏请实际上处于宪台之长的御史中丞品阶升为从四品，武宗虽然同意，但是，当年并没有立即实施 《唐会要》记载：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状：“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 ‘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及秘书少监，以国子监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与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望令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奏者。
’……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 ”敕旨依奏[3](卷六○， 《御史台上》)上述史料显示出武宗在会昌元年五月接到中书门下的奏章后，于次年十一月颁布诏令，让群臣对中书门下提出的奏请进行审议，对御史台长官晋升品阶一事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度当年十二月牛僧孺等人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其结果，武宗将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而御史中丞升为正四品下，比原奏请的从四品更提高了一个档次此外，从后期调整兼任御史台长官在朝会时所立班位的过程，也可看到类似的变化如所周知，唐后期中央为了安抚藩镇节帅，一般都委任他们兼任相职或御史大夫及中丞等头衔随着这一做法的普遍实行，后期百官朝谒时的班序出现了问题德宗贞元二年(786)御史中丞窦参曾奏请“诸使兼宪官职，除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余并列在本官之位”此后，元和元年(806)宪宗敕令“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3](卷二五， 《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武宗会昌二年(842)尚书左丞孙简对此提出异议：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颇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据台司重单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其尚书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类官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左丞品秩既高，又处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岂可骤居其上。
[3](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很显然，尚书左丞孙简激烈反对兼任御史大夫、中丞的户部侍郎，朝会时位居左丞之上的理由与其个人的地位受到损害不无关系对于孙简的上述意见， “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结果众臣“皆从简请”[4](卷二○二， 《孙简传》)但是，次年二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等人又上奏：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宠此班位，以峻风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领务重，特为宠异须敕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时，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参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进为正三品，中丞进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为重任，合崇宪职，式协朝章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书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 ”[3](卷五八， 《尚书省诸司中》 “左右丞”条)最后，武宗决定仍沿用宪宗朝旧制这样，朝会时不仅兼任大夫者位居尚书左丞之上，兼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者，也在尚书左丞(正四品上)之上既然兼职者尚能如此，御史中丞在朝会所立班位自然也从唐初的立于五品官之上[3](卷二五， 《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正式改为四品官之上了。
另外，据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前期御史中丞升迁中央三省官的 29 人中，担任尚书省侍郎(正四品)的 14人，占 48％，后期同样升迁者有 24 人，担任侍郎者 18 人，占 75％[5]()可见，唐后期御史中丞不仅品阶有所提高，而且在改任中央侍郎方面比较前期有了明显的增加御史台长官在中央高官迁转改任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从普通御史在官僚迁转过程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唐代官吏有清浊之分，在选授官吏时严格规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6](卷二， 《吏部尚书侍郎》)即“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2](卷四二， 《职官一》)在清流之中又分为清望官和清官所谓清望官主要是指三品以上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侍郎等重要职务御史台官僚中，除去御史大夫属于清望官之外，其余均在清官之列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唐代关于“清望”一词的意义，并非仅此一端例如，在上引史料记载中还有“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则否”其注曰：“谓监察御史、左右拾遗、大理评事、畿县丞、簿、尉，三任十考以上，有隔品授者”[6](卷二， 《吏部尚书侍郎》)可见，这里所谓“都畿清望”与前述“清望”的概念与官品都不尽相同。
关于其中的缘故，史书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是，很显然给这些卑品职官冠以“清望”之美誉的做法，表现出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御史一职的份量由此也可看出另外，在唐代的清官中还有一部分官员被称之为“清要”之官 《旧唐书》记载：(李)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 ”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 ”[2](卷一八五上， 《良吏李素立传》)这条史料表明，由于职务性质的不同，在同级职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尽相同通过这些记载，监察御史与侍御史等职务在仕途迁转上所占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御史台职务在唐代一直被士人所看好，即便是唐后期也是如此，史书记载：宣宗读《元和实录》 ，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 ”上曰：“速与好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7](卷七， 《补遗》)白居易在“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中也说：“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满岁而授，犹曰美迁 ”[8](卷四四)此外，御史职务在后期作为褒奖授予他官的记载更属屡见不鲜。
如白居易所记：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才而展效者，可以授焉……故以宪职，第而宠之[8](卷五一，《中书制诰四》 “张讽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这种以御史官“用申褒奖，以劝忠勤”[8](卷五二， 《中书制诰五》 “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的做法在后期尤为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好官”、 “美迁”、 “显秩”等观念的使用，都可明显感觉到唐后期的御史职务在官场中仍然是一块士人向往的“肥缺”二、唐后期现实中的御史台地位检索唐后期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常常发现一些与上述情形不尽相同的信息首先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后期郎官兼任御史的现象极为普遍唐人常兖在“授崔宽侍御史知杂事制”中写道：敕朝散大夫守尚书考功郎中……崔宽，南台自两丞之亚，以久于其职者，参领群务近制，或选尚书郎累更执宪，著称一时，多以本秩行御史曹事，以宽介直方洁，秉彝守中，学可辩政，文皆达理……可兼侍御史知杂事如故[9](卷三九四， 《中书制诰》)上文所说的“近制”，应该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的制度，崔宽任命侍御史的时间在代宗大历年间那么，为什么当时要以郎官“累更执宪”？杜牧曾明确指出：“……御史府其属三十人，例以中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
”[10](卷一七， 《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杂事制》)对此，宋人王应麟撰《玉海》中也有如下记载：(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后为大司空，宜升正三品大夫秩崇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升正四品，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任[11](卷一二一， 《唐御史台》)上述史料共同表明，后期无论是御史还是其长官都要借助郎官、丞郎来提高其社会威望其实，郎官兼任御史并非后期才有，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宇文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的记载[2](卷一○五， 《宇文融传》)但当时还没有以员外郎来“重风宪”的必要，反之，是以“风宪”的职务来抬高括户使宇文融的声望那么，为什么后期要用郎官或丞郎来提高御史的威望呢？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郎官、丞郎是深受士人青睐的职务特别是郎官的人选多来自知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史书云“尚书天下之本，郎官皆为清秩，非科名文学之士，罕与其选”[10](卷一七， 《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显然，后期以郎官出任御史是为了藉此提高御史的社会威望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祭李中丞文》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例：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贽(质)，奉议郎行殿中侍御史冯邈，承奉郎守监察御史韩泰，宣德郎行监察御史范传正，文林郎守监察御史刘禹锡，承务郎监察御史柳宗元，承务郎监察御史李程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赠刑部侍郎李公之灵。
[12](卷四○)其中“(王)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2](卷一六四， 《王播传》) “(穆)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2](卷一五五， 《穆宁传》)韩泰贞元十一年进士及第[13](卷一四)， “词学优长，才器端实”[14](卷三九， 《举韩泰自代状》)范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2](卷一八五下， 《良吏下》) “李程字表臣，陇西人……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2](卷一六七， 《牵程传》)刘禹锡、柳宗元二人更是一代名流，史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2](卷一六○， 《史臣曰》)可见，上述诸人除去冯邈史有阙文，不得其详外，其余均为科举及第，并且都是以词学著称于世的名人其次，对于后期的丞郎，史书有如下记载：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 ”[15](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