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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制度有机互动微观结构揭示惯例是从个人的习惯演进而来的，它是为解决人们之间与混利博弈相关的冲突而形成的。惯例的演进过程存在着三种不同效应，即“局部遵同效应” 、 “整体多元化效应”以及“断续均衡效应” ， 这三种效应可以从“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相关原理中找到依据。当今的中国正在进行着第三次伟大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的那样，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和人们的观念问题，我们 的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传统的、以及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等内在制度所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作为制度“大家属”中重要成员 惯例，利用规范经济
2、学方法和其它较为 科学的研究方法对 它的演化问题进行逻辑一致和全面深入的概括和分析，对于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制度视角下的惯例关于制度，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制度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1P79 这就告诉我们，哲学意义上的制度范畴是一种关系范畴，即调整交往活动主体之间以及社会关系的规则或规范。从哲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制度是与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存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通过人，为了人而由人所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与互动规则。把握制度的本质，更应该从动态角度看，我们认为制度本身严格说来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
3、、在交往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这种约束使得社会秩序才得以形成，文明得以延续。它的形成是人类在长期地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解决问题、应付困境的各种办法，是长年以来人类不断试错的结果。所以，从动态的角度，我们应该把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从习惯习俗惯例习惯法成文法，以及在习俗演进的同时进行着习惯道德伦理成文法这样一个有机互动的逻辑进程。从个人习惯演进为集体的习俗，集体的习俗硬化为社会的惯例，再上升为习惯法，在习俗演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道德的演进，此为内在制度。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揭示它（见图 1） 。内在制度外在制度外在制度有机互动的社会制度微观结构图心理学、社会学、人类
4、学研究表明，人的大多数行为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详细复杂的理性计算的结果，休谟在 人类理智研究 一书中指出，人的理性不能解决因果的推理问题，唯有非理性的习惯原则才是沟通因果两极的桥梁，因此， “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当习惯不断积累并向社会其他成员推广和渗透，就成了社会的习俗。习俗一旦驻存相当一段时间，从而“定型”为一种“显俗” ，这种显俗就是一种惯例。惯例的一个能动作用就是在市场运作中不断提供给有序交往着的当事者一个更确定的信息，有了这种信息，市场的每个参与者均会感到有则可循，有据可依，从而做出理性且符合市场常规的经济决策。作为显俗的惯例一旦形成，它就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比一般习俗有更强的规约性，
5、从而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博弈）有一种近乎于程式化的约束。它会控制个人的意见和个人的行为，渐渐在个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对原则本身的辨别和对它的辩护，并形成某种自律机制，从而影响以至支配一个人的思想品格、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体现这种价值观念的行为方式。甚至可以这样说，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甚至深层次的世界观、价值观事实上总是同一定的惯例联系在一起的。二、惯例演进机制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如此程式化约束的惯例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我们用典型的混利博弈来描述它的演生机制。 混利博弈中双方的利益是部分冲突、部分一致，他们行为的动机是极大化自己的报酬，但不要求极大化对方的损失，他们既有冲突一面，也有合作一面，争路博
6、弈是混利博弈中的典型。在十字路口，迎面两人驾车等待进入拥挤的车流，两个人都急着赶路，当出现一次交通空隙时，两人都须作出决定：立即驶入还是让另一人走而自己等待下一次空隙，即争路和让路两个策略。如果双方都让路，那么两个人都会耽搁；如果两人都争路，驾车向缺口冲去，可能会撞车；如果一个人先走一个人让路，那么先走的将如愿以偿，让路的也能在缺口合拢之前开进去。可用如下矩阵表示：博弈方乙博弈方甲A（让路）B（争路）A（让路）（2，2）（3，4）B（争路）（4，3）（1，1）可以看出，在争路博弈中有两个平衡点，即右上角的（A，B）和左下角的（B ，A）这两个策略组合。如果双方都为实现对自己最有利的平衡点而选择
7、了相应的策略，结果将是双方最不利的（ 1，1） 。所以按照博弈的形式或逻辑分析，争路博弈这样的混利博弈对局是没有解的。当形式分析无效时，在决策实践中，除逻辑以外，我们还要借助于非形式的方式来进行分析，这些非形式的方式有约定、习俗、惯例社会规则等。就争路博弈来说，在非形式的条件下，约定、习俗、惯例社会规则等往往显示一个文化上的鲜明的平衡点，而另一个平衡点则由于文化上的原因被排除了。如驾驶员可能都有默认先来后到的原则，或者女士优先的原则，如果这个博弈重复进行许多次，双方可以心照不宣地同意交替充当先行者和后行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约定、习俗、惯例社会规则是为了解决与混利博弈相关的冲突而形成的
8、。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H.Peyton Young等学者对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原理进行了分析，指出惯例等的演进过程存在着三种不同效应。第一种为“局部遵同效应 ” 。一个社群或地区，一种惯例为人们遵从的时间越长，遵从它的人就越多，从而这种惯例就越稳定，驻存得也就长久。因为从个体群层次看，任何个体的决策都影响到个体群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学习、模仿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种选择。所以这种效应也可被称之为 “从众效应” 。第二种为“整体多元化效应 ” 。照演进博弈论论者看来，如果说在社会或社群中总是存在着某种惯例，那么，也总会存在着一些
9、人采取非惯例行动的概率。因此，演进博弈论学者发现，在时间跨度相当长的情况下，即使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最初状态，却也不能预测它未来的状态是怎样的。特别是互不沟通的社群之间，即使它们从同一个原初状态（习俗）进行演进，在未来足够长的时期内，很有可能二者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行。第三种称为 “断续均衡效应 ” 。一种业已形成的惯例不会被永远 “锁入”而永久驻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惯例会被由一些随机事件所引致的演进过程而生发出来的新的惯例所取代。例如战争等外在的冲击力打破了局部所遵同的均衡，从而使这个社会或社群导向一种新的习俗与惯例的衍生路径。历史发展的征程告诉我们，以上三种效应的确大量存在，从侧面印
10、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的秩序，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下，社会运动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轨迹和趋势，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五大形态” 。另一方面，人类总体历史进程也并不能否定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并不排斥不同民族在发展秩序上的独特性，也就说就具体的民族历史而言，社会发展并不是严格按照五种社会社会形态的原则演进的，历史选择性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具体的民族中，现实的条件为其提供了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可能性空间” ，特别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
11、多种可能的途征。在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不同博弈方选择能力的对比。三、 “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惯例等内在制度演化机制所产生的三种效应还可以用“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原理加以解释。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问题，是道格拉斯 C诺斯将前人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
12、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 “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突破这种 “锁定”状态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其实，这种现象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P585这梦魇“纠缠”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这种像梦魇一样的传统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制度，其中的惯例等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内在制度的相当一部分是由
13、文化和生活习惯长期积淀而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延续下去，其变迁的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所具有的 “惯性”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因为，一种新的社会规则要为社会普遍认可和遵守，依赖于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长期磨合，依赖于人们长期积累的制度知识，更依赖于社会更深层次上的传统文化、习俗等长期积淀下来的不易改变的因素。在一个社群或地区，一种惯例被人们遵从的时间越长，遵从它的人就越多，它就会越稳定，改变它就越困难。所以上述的“局部遵同效应 ”，亦即“从众效应”能从内在制度变迁的 “路径依赖”原理中找到某些根据。与“路径依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是混沌理论中著名的 “蝴蝶效应” 。制度演进常
14、常依赖于它通过的路径，特别是初始状态，它很可能将演进带入次优和异常的道路。混沌理论也恰恰反应的是，确定性系统的长期行为将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初值的微小差别会在后来的运动中被不断放大，导致运动轨道的显著不同，这也就是备受关注的 “蝴蝶效应”：在北京的一只蝴蝶动了一下翅膀，美国的华盛顿下了一场大暴雨。“蝴蝶效应”在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大量存在。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制度其实是一个典型开放的复杂非线性系统，常常处于混沌状态。根据混沌理论，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稳态系统，涨落相对于整体平均值而言是很小的，所以很快就被整体耗散掉。但是，当涨落发生于处于特定临界值时，涨落就被处于动态的系统所放大，最后，促进系统
15、向新的宏观态或新质跃迁。如果我们将内在制度安排当作初始敏感性条件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参数值的微小变动都会因随机振荡而使系统内在行为出现明显的扰动并发生突然剧烈的质变。开始的规则左右了我们最初所能观察到的细微变化，但是后来的扭曲和转向却使结果与起初的设想相去甚远，这也就导致了上面所谓的第二种“整体多元化效应 ”出现。现实世界中， 只要一个国家的习俗、惯例等稍有差异，同样的外在制度安排将会产生极不相同的结果，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准确预见一个国家的制度走向的确非常困难。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这种 “整体多元化效应 ”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就没有规律可循呢？答案是
16、否定的，混沌理论同时指出：貌似偶然的大量随机现象背后深藏着一种自然演化的必然性，社会制度运动的细节和演化的长期效应尽管是不可预言的，但演化的短期效应是可以可预测的，而且最终结果在更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会再次呈现出特有的确定性规律 世界显示出“有规则的不规则性 ”或“无周期的有序 ” 。这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到具体历史事件,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之间矛盾运动，使得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我们可以把握的规律来。在这里，我们就已经体会到这种混沌理论所散发出来的浓烈的哲学韵味。混沌理论改变了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是人们在科学的整体哲学与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方面的一次重大转变。它同时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科学认识论，开创了认识复杂性问题的新领域 ，加深了人们对决定论和概率论、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认识，尽管社会系统演化的细节是难以预测的，但它又具有某种整体的必然性，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了道路，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混沌理论成为架设在这两大对立描述体系之间的桥梁。 本文章由西安牛皮癣医院 http:/w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