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姿态和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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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写作姿态和审美特性文学写作姿态和审美特性 一、打工作家的底层写作与底层生存自 2005 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 “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以来，底层作为描述的对象，由谁来表达，谁来言说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实际上就是关乎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谁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的问题。从作家身份来看，底层文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或已成名的作家来创作的，如曹征路、刘庆邦、王祥夫、陈应松、胡学文等，他们或是大学教授，或是作协系统的作家；而打工文学的作家本身就是打工者，如王十月、戴斌、张伟明、叶耳等。虽然两者都是怀着人道主义关怀精神描述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底层文学的作家并不是底层出身，是站在

2、一个高于底层的位置来观察底层的，因此，不少人对底层文学能否真正言说底层表示怀疑。在部分评论家看来，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表述底层，他们甚至会扭曲底层生活，而只有打工文学这种由身居底层的打工者描写自身生活、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文学应该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是真正从底层发出的声音。因此，可以肯定，打工文学属于底层写作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是出自底层之手。排除初期因纪实性强文学性低而受人诟病的打工文本，而不以任何有色眼光来看现今的打工文本，我们同样会被作家娴熟的叙事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谁也不会否认天堂凹 、无碑 、 献血的文学性。如果以王十月的以让人想一口气读完才是好小说的标准来看，那么他们做到了。打

3、工作家的这种底层写作正是他们的底层生存造就的。与专业作家相比，打工作家身份有其特殊性，其本身就是一个打工者，在底层中生活。张伟明、王十月、安子、林坚等打工作家都是从打工道路上走过来的。如林坚从1982 年来深圳打工前前后后有将近十年，做过工人、服务员、机关干事等；安子、王十月、戴斌等亦是如此，写作是他们打工之余的一种爱好和奢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他们的优势，这种优势即使是专业作家潜入打工者中生活几个月搜集素材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缺乏在场感使专业作家无法触及打工者们灵魂的深处，对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无法与他们感同身受。而打工作家对最基层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对打工仔、

4、打工妹生存的困境及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是最为熟悉的，他们是真正融入社会底层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因此他们写作中的诉求直接来源于他们自身最真实的体验。打工作家由于其生活的在场感使其写作与生活胶着在一起，这种写作状态被称为“在生存中写作”或“底层生存写作”。他们的写作直接取材于自身或周边打工者的境遇。以张伟明、安子、林坚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作家及王十月、戴斌等第二代打工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的笔触所指，均为从乡下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村青年、流水线上的打工妹等挣扎在底层的人物。郭建勋在他的天堂凹后记中所说：“上了我这趟列车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德宝、小四川、福林、雪梅、春妹、李元

5、庆，等等，他们要么是我的乡党亲戚，要么是我的工友同事，要么是我的采访对象，要么我曾从别人的嘴里听过他们的故事。 ”正因为如此，打工作家才能得以近乎白描、近乎摄影的方式去展示这群生活在最底层人的粗粝、鄙俗的生活原态，能切身得体会他们那种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所打造的这座现代化城市对自己的刻薄和遭到排斥的心情。如果没有这种生活在第一线的经历，只能是隔靴搔痒。如从重庆来深打工的打工诗人程鹏，他很多诗歌素材直接取材于自身境遇，如他的冲凉歌 ，寒冬腊月里，冰冷的水浇灌在饱受身心苦痛的身上，从头凉到脚，但诗人却唱着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是无法写出如此真实的诗歌；民工程鹏的工资单中微薄的收入所承载了太多的生活压力

6、，正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当然底层生存也会让打工作家在写作上出现瓶颈，那就是文本流于工厂生活场景的描述，沉溺于自我苦难的控诉，这只会让打工文学停滞不前，成为主流作家眼中的“不入流”作品。可喜的是打工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后来的文本中逐渐地其书写内容从生存层面扩展到人性层面，在城乡之间的游走所带来的漂泊无定、孤独与被拒感、彷徨与无奈感开始取代单一的求生存、求活路的书写，它表明打工文学正在不断向上提升，在精神层面完善自己。如果说早期的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抚慰的方式来舔舐身处底层的痛楚的话，那么，内容扩展后的打工文学则是站在了更高一层的台阶上，带着对人性、人情的思考深入解析当下打工一族的精神世

7、界。在这一方面，它与专业作家的所谓“底层写作”是相通的。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必然会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专业作家不可能有的底层深度，而他们的先觉悟并对同类命运进行审视和反思又使其作品具有底层的高度。二、打工作家的身份困境身份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是指包括身份在内的文化认同危机。张宁认为，文化认同的产生在于在异质文化的交往中产生自身危机感,原来自身文化的基本条件不能接受它,所以自身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为了达到某种新的平衡,以此消解内心的焦虑和危机,从而产生文化认同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对自我身份不确定时，就会诱发认同方面的焦虑。打工文学在与精英文学交往中便产生了自身危机感，这来自于初期的打工文学因文本的粗糙被视

8、为不入流文学，被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得不到主流文坛的认同使打工作家在当代文坛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归属，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诱发了打工作家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由此带来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并进而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做一个恰当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对打工文学叙述主体身份界定的不确定性导致打工作家面临着身份困境。而打工作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固定的模糊的概念，就如同当年界定“女性文学”时一样，更多的人纠结于是女性写的作品还是反映女性的作品，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性别歧视，女作家也往往对这个称号不认同。今天的打工作家面临相同的境遇，吕雷就认为“打工作家”是一种标签的滥用，是一种歧视。但问题是打工

9、作家对主流文坛对自己身份的界定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呢？他们是否认同这种界定或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打工小说？理清这点才是最关键的。从打工作家来看，他们对戴在自己顶上的帽子无可奈何。追根溯源，应该要从第一代打工作家谈起，如安子、林坚、张伟明、黄秀萍等写作者大都只受过初高中的教育，文字技巧稍显稚嫩，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最多只能归入纪实文学中，甚至有人认为它不是文学作品。因此，此期的打工作家缺乏与主流作家、评论家对话的实力。这时，要想进入文坛，必须借助一股助力，尽快为自己的文字、身份定位，而“打工作家”这个称号就是最好的定位，因为它既一脚跨进了文坛的门槛，而且又为自己的文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说理

10、。加上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开始从深圳波及全国， “打工作家”的称号基本上得到了文坛的公认。但问题是，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作家慢慢从打工群体中脱身，他们摆脱了打工者的身份，不断地突破文学技巧及通过进修来提升自身文学素养，作品开始在知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如何把这顶打工作家的帽子戴得更舒服稳妥，而是想摘掉这顶帽子，努力向主流文学靠近。如深圳大学教授黄玉蓉所说，在深圳文学圈，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作家的朋友，对“打工文学”这一表述都讳莫如深，好像进了这个圈子，就代表品味不高，或者就表示作家出身低微。深圳宝安打工作家群“31 区”的聚散离合就是典型一例。从个体来说，不少打工作家曾因

11、写打工作品而出名，但并不因台作为自己的一个跳板。一个个打工作家纷纷脱离打工题材的写作，如谢湘南曾以零点的搬运工奠定了在打工文坛上的地位，但之后并不见更多打工作品出现，他对冠于头上的“打工诗人”称号不置可否；周崇贤在腾讯草根名博访谈录中谈到：文学可能让你名利双收，但要做好一无所有的准备。打工文学确实让他名利双收了，周崇贤以米脂妹 、 打工妹咏叹调呈现了他的文笔功力，很快写了“打工妹情爱小说”系列，从一个工厂的打工仔成为现在的佛山文学院院长，但他也久已不再写打工题材作品了，如他所说，离开了打工的第一线，失去了那种“张扬的疼痛感”。但也有一直坚守打工题材写作阵地的作家，如王十月，他坦然地承认自己打工

12、作家的身份并一直坚持为打工者立言的立场，虽然基本围绕单一题材进行创作，但由于他对打工题材的深入挖掘，使得作品也就有了深度。他成为了打工作家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他的作品无论是从艺术品质还是文笔技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时的王十月与当年的第一代打工作家作品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获得“新浪散文奖”的郑晓琼拒绝了文职，而坚持在打工第一线写作。为什么打工作家不认同、不愿意接受打工作家的身份？除了评论界对打工作家身份界定模糊之外，更主要的是其所代表的作品不被主流文坛所认同，遭受集体排斥。初期的打工文学由于技巧和文笔的粗糙，自然被排拒于精英文学之外，评论家的不重视更把打工文学推向边缘。他们的书写对象是打工者，

13、一个公认的弱势群体，需要给予人性关注，而打工作家由于文笔上的稚嫩，又被主流文坛时时宣扬“要关注”， “要扶助”，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使打工作家无法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拒绝接受打工作家的称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标签；他们更愿意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来证明自己是凭着真才实干来确认自己在文坛上的位置，从而摘掉“打工”这个前缀。在最近几年中，不少打工作家为了摆脱这个标签，撇开打工题材，不再讲述底层。但是，不管是底层文学还是打工文学，一旦进入文学的领地，就意味着它们本身具有了文学的品质，因此打工作家首先要做的是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冠于头上的头衔，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自我评价和认定，同时要坚定自己

14、的文学立场，利用自身资源，写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自我超越，才会让自己走得更远。三、聚散离合：深圳打工作家群体31 区谈及深圳打工文学，31 区是绕不开的话题。31 区是指深圳宝安区31 区上合村的一个城中村。但它已超出了地理上的概念，一群打工作家的入驻使它声名鹊起，成为了深圳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最初，是王十月在此租房写作，随即不久，叶耳、卫鸦、徐东、韩三省、曾五定、曾楚桥、孙夜、杨文冰、于怀岸等作家也慕名而来。31 区由来于这群打工作家在此成立一个文学工作室的理想。他们刚开始取名为“自由工作室”，但很快改成了“存在工作室”，最后商定为“三十一区”。2005 年，唐冬梅发表的关外斯德

15、哥尔摩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路途经 31 区 ，使“31 区”成为了这群打工作家的代号。从 2004 年至 2008 年短短四年，王十月、曾楚桥、叶耳、于怀岸、徐东等人不少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如王十月的短篇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 关卡 、 示众 、 刺个纹身才安全等，中篇小说国家订单 、长篇小说烦躁不安 、 活物 、 31 区等，曾楚桥的幸福咒 、 观生 ，于怀岸的台风之夜 ，卫鸦的十里长堤 、叶耳的散文等等，其作品在全国的重要文学期刊频频亮相。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城中村因此而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人民文学与特区文学相继为之做了专版。31 区打工作家群于 2004 年始，不断有人加入，也不断有

16、人离开，最终于 2008 年分散。如今的 31 区只剩下叶耳在坚守着，让不少人唏嘘不已，但它的消失虽说无奈却也在意料之中。因为 31 区的这种聚散离合恰恰是打工作家为生存而写作的写作姿态的集中体现。首先，31 区的聚散离合与打工作家的经济困境有关。31 区打工作家群中不少人之前都担任过大鹏湾的编辑，由于大鹏湾只是一个内部刊物，最终于 2004 年解散。而担任其编辑的打工作家一下找不到工作，或者说怠于去工厂工作，从而萌发以文字为生的念头，用自己文学上的才华来谋生，王十月长篇小说烦躁不安中孙天一实际上就是当时无数打工作家的写照。之所以选择以 31 区作为他们的根据地，王十月在一次采访中作出了解释， “一方面宝安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创作氛围好；加上 31 区的房屋租金又相对便宜；一方面大家一边打工，一边搞创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互相帮一帮。此外，大家文学志趣相投，生活经历各异，在一起可以互相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多写出一些好作品”。王十月的表述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