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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困境王晓明 走出文学困境和精去年初夏 的一个夜 晚,我和几位朋友为正在编选 中的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史论的目录争论的时候,突然从凌乱的思绪 中跳 出来个范 围更大的疑问你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 的需要,你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作这方面的研究 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们一定还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论者明确地指 出,一九四九年以后三十年 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这招来了不少忿怒的声讨,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不过是率先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人所共有的感觉
2、。这感觉是那样鲜 明,以致后来听说欧洲有汉学家断言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 的“当代文学”,许多人竟没有热情去作认真的反驳。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少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另一种更为严厉 的判断逐渐生长起来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 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缓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 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 的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支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
3、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这里是更始帝的驻地,也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当地“百姓”纷纷 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 了。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 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年间,虽然出现了若干优秀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品流传到今天,但从整体来看,这三十年间的文学成就其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还有人坦率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 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研究 的材料。随着人们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 的了解日渐广泛,那种觉得 中国现代文学相形见细 的看法也日渐扩散。我 自己就正是它的一个热烈的附和者,还 曾举鲁迅 的例子加以
4、阐发。在 中国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后三十年”是如此,“前三十年”也是如此,“新时期”文学又怎样呢在八十年代 中期,曾有人接二连三地预告过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可是,目睹了最近十多年文学艰难挣扎的状况,我想是谁都不会真以为 自己踩到了“黄金时代”的门槛吧,而二十世纪却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在今天,一个真心热爱文学的读者,似乎确实有理 由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都表示失望。大概主要也就是 出于这样的失望,最近十年间,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开始质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格局。从创立“二十世纪
5、中国文学”的概念,到呼吁“重写文学史”,从乒乒乓乓地拆除隔在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藩篱,到干脆主张降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等级,将它归并人“中国文学史研究”,充 当古典文学研究的长队的殿军,这样 的质疑可谓是步步深人。一九九四年在古都西安举行 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它更 化身为“现代 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这样一种温和的判断,扩展成整个研究界 的共识。一个匕经发展成如此规模的研究界,能够这样深人地质疑 自己整个学科的学术合理性,自然是显示了它的内在的活力但是,从我们思绪 中跳出来的那个疑问,却正是在这个质疑的翅膀底下孵化出来的 既然这一段文学历史的文学价值并不
6、丰厚,人们有什么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去了解它,去研究它历史 的淘汰当然是无情 的,中国文学史上有多少个并不算短 的时期,今天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仅仅是一笔带过,甚至连一笔也没有。一百年或者二百年后,这样 的命运会不会也落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头上我确实不敢说就一定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倘若换个角度,不从通常的文学史价值,而从文学与特定的语言现实的关系着眼,你就会发现,正是近代以来汉语变迁 的历史,赋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种特殊 的文学价值。譬如我这样年龄的一代人,从牙牙学语的时候起,就一直浸泡在 白话文更正式 的名称是“现代汉语”的空气里,是呼吸着这样的空气长大成人 的。因此,我们对
7、文学的第一批感觉,就一定是取 自那些用白话文排印的作品。我十岁时读的第一部小说,说来惭愧,是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我正是从它那儿知道了什么叫小说,什么是小说 中的故事和人物。几乎同时,也正是家中老书橱 中那一册薄薄 的朝花夕拾,给了我对于散文的最初的认识。我接触诗歌的时间比较迟,差不多是在三年以后,而我仔细读的第一首诗,正是一首 白话诗,一首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批判”诗。一个人最初会遇上什么样 的文学作品,当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就大多数情形而言,我们这代人大概都是从二十世纪 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获得对文学的最初 印象 的。尽管我接着读 的第二部小说,就是父母放在床头的托尔斯泰 的战争与和平,又
8、很快趴在被窝里读起了三国演义由毛泽东 的诗词引路,我更迷上了唐诗一百首之类的小册子,一口气能背出好多来但是,一直到现在,无论我在欧洲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里走得多远,也无论这路上的景致多么长久地使我迷醉,那最初的语言起点,那由此赋予我 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最初 的体会,仍然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就仿佛戴上了一副眼镜,它永远都会隔在我和我所看到的一切之间。我想,这应该不只是我个人的特殊经验,随着现代汉语愈益广泛地覆盖整个社会 的出版物,充满从幼儿园到研究院的各种教室,不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以后的两代乃至更多代的人,都难免会成为我这样 的戴眼镜者吧。当然,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 中毕竟有比艳阳天好得多
9、的作品,也还有大量比它更不如 的东西,你在这 当中选择哪一类来酝酿你 的基本的文学经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日后面对 中国古典和外国文学时的感应状态。不用说,这“选择”只是个比喻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人的这种“选择”其实是相当被动 的,出版状况、教育制度、思想文化潮流、官方的文化政策,等等,常常就是这些因素充 当了你的配镜师。而正是从这选择的被动性上,我看到了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一种堪称重大的责任。自五十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教学已逐渐发展为大学文学教育的主干之一到今天,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 的研究也日益占据了文学研究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它们事实上已经构成当代 中国人文学环境的一个
10、非常重要的方面,成为铸造人的基本文学趣味,决定他佩戴什么“眼镜”的重要力量。因此,它们有责任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优秀 的作品推荐给学生和读者,也有责任将这些作品的诗意和魅力,尽可能动人地揭示 出来。它们更有责任用这样的推荐和揭示激发当代中国人 的艺术潜能,帮助他们形成敏锐而开阔的审美能力。可惜 的是,也就从五十年代初以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领域里,我们 的教学、研究和批评常常都没有真正尽到这个责任。有很长一段时间,通行的文学史教材是把一些远比不上艳阳天的作品,供奉在最醒目的位置上,而将譬如沈从文的小说像破布一样塞在角落里。就连对鲁迅也是如此,不是将一件小事抬到吓人 的高度,就是用几根干巴巴
11、的政治教条,将阿正传和孤独者扭扯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倘若一个人长久地陷在这样 的氛围里,他对文学的基本的知觉能力怎么可能不遭受严重的损害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就正是这样的不幸者,我或许终生都难以完全洗去这受损的痕迹。更不幸的是,同样 的后果也开始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暴露 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在今天,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仍然具有重要 的文学意义。无论败坏还是改善这个社会的文学趣味,它都能发挥特别有力的作用。愈是痛切地意识到,过去几十年间,常常是它这作用 的前一方面得到 了充分 的体现,我就格外强烈地希望,它这作用的后一方面,也能在今后逐渐地发挥出来。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在某种特殊
12、 的历史时期,往往会形成特别集中的思想主题,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尤其是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都吸引到 自己的发展方 向上来。另一方面,人文学术也每每正是从对这种思想主题的参与当中,获得新 的创造冲动和生命活力。不用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近二十年来精神生活 的日渐活跃,也似乎为新 的思想主题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无法在这里详细描述这个新 的思想主题,但我想指出它的一个在目前似乎表现得最为触目的方面,那就是对近代以来思想和文化历史 的反省和重述。其实,对历史 的反省一直是“新时期”社会精神生活 的主导潮流,随着它 的步步深人,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
13、,反省的锋芒也愈益集 中。而一旦看清这一个世纪里 中国社会在精神上是越走越窄,你很 自然就会产生一个 冲动,要仔仔细细去重新梳理近代以来思想和文化变迁 的复杂过程。不但是清理那些我们过去熟知的东西,更是发掘那些我们过去忽略了的东西。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发掘者相信,那些被湮没的东西 当中,正有许多是珍贵的思想资源,它们能帮助你看清 自己的过去,重建丧失已久的精神立场。不用说,这样的清理和发掘也日益深人地影 响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研究,我甚至觉得,它已经将我们 的研究推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我 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看法 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和陈独秀这两代人 的持续努力,在一部分文化人 中间,逐渐
14、产生 出一整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 旨,深具乐观主义色彩的思想观念由于中国社会所遭遇 的复杂的历史境遇的刺激,也 由于当时中国文化人的特别的认识能力的制约,到二十年代 中期,这套观念已经明显推挤开其他的思想观念,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位置进人四十年代以后,它更逐渐生长为一个覆盖都市社会的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一个相 当功利化的文化,它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几乎都是针对现实的政治危机提出来 的,而对另一些看上去与这类危机远离 的精神 问题,它却很少有深人的描述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整理日益细密,这个新的文化传统也被删削得日渐整齐,而它
15、越是被删削、被简化,它 的影响反而越扩大,以至到今天,它仍然强有力地制约着大多数文化人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倘若上面这样 的描述大致不错,我就觉得,主要正是这个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化”,和那个既刺激它的产生,又不断强化和简化它的历史环境一起,造成了一百多年来 中国社会在精神上越走越窄的状况。这“窄”是相 当深刻 的,它不但体现在人们对眼前现实 的感知和理解上,也不但体现在人们对历史变迁 的体认和把握上,它更体现在人们对“人”的基本境遇 的理解上,对整个世界和宇宙 的意义的领悟上。你想想,背负着这样一段精神历史 的当代 中国人,怎么可能不两手空空,四顾茫然,陷人深刻的精神危机恰恰是在这样 的危机面
16、前,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显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就创造的规模和影响的程度而言,在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候,文学都堪称是 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 的形式。它当然深受“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白话新文学本身便是这个文化 的产物,至少到八十年代初为止,它也是走了一条日益狭窄的道路。但是,文学家毕竟是社会 中精神最为特别的一类人,即便身处主导性文化的严密限制之中,只要他拥有足够强大的艺术才能,他就终有可能在文学创造 中冲破这种限制,显示 出这个社会的精神的丰富性。中国社会这样大,历史和现实的纠缠又那样复杂,“现代文化”就是再膨胀,也终难一手遮天,总会有一些与它并不相合 的精神因素,以各种方式表达 出来。与二十世纪 中国人的其他精神活动相比,文学大概是这种因素保 留得最多的一个领域吧。鲁迅 的作品自不用说,就是沈从文、老舍、曹禺、萧红、沙汀和李劫人,周作人和张爱玲,他们都能让你看到某种对于人生的特别的感受,某种对于历史的特别的理解。这些感受和理解 当然并不系统,经常都很凌乱,但是,它们却都是你用“现代文化”的框架难以包容的。它们就仿佛在愈益狭窄的文学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