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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一体化：一个社会选择理论的分析视角城乡一体化：一个社会选择理论的分析视角 作者：谭日辉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358 更新时间：2010-8-6 文章录入：admin 现代意义的社会选择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其标志是 1951 年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运用数学工具严格地证明了 18 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孔多塞提出的“孔多塞悖论”,提出了“社会选择不可能定理”1。其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阿马蒂亚森认为,理性是社会选择的中心主题,并把理性定义为:不仅用于追求一个既定的目标和价值的集合,而且还对其审查,具有反思性
2、的社会选择理论。2 20 世纪 90 年代,科尔曼把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转变为“理性人”,实质就是“社会人”假设,发展了社会选择理论,在经济社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社会选择理论在社会政策中,承认社会成员在偏好、环境资源、条件和机遇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探索采取何种制度安排、政策决策以实现社会选择;同时也考虑到不同层面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党派组织,以及制度、文化、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因素。其根本问题是: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成社会选择;其实质是研究“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性的条件”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是关注民生,让广大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
3、要举措之一。但城乡一体化制度的建设,涉及到城乡居民的不同偏好,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等一系列的制约性条件。因此,本文拟从社会选择理论的立场出发,深入分析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涉及的城乡居民偏好、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文化、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等来探讨如何建设城乡一体化制度。一、社会选择理论下的城乡一体化是追求社会最优社会选择是在群体关系或交往关系中考察人们的选择行为。众所周知,城乡居民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利益偏好、价值信念是不一致的。即使是在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内部其利益偏好、价值信念也是有差别的。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对于任意的两种社会状态 x,y，如果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 i 都有 xRiy(x 不差于
4、y) ,并且、对于某些社会成员 j 有xPjy(x 优于 y) ,那么对于整个社会就有 xPy(x 优 y)。也就是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达到帕累托最优。科尔曼认为,规范的基础是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在特定条件下,规范通过微观至宏观的转变得以实现,规范一旦出现,便可引导个人的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利益4。社会行动者通过相互依存的社会交换行动实现社会选择,不同的行动结构伴随不同的行动系统,不同行动系统中的社会选择会达成系统内的社会最优。按照科尔曼的社会选择理论,条件是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
5、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互利关系等等,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这表明,社会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长期社会交往合作而形成的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5 城乡一体化建设就是要在这种建构中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关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但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早在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其中“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2005 年 6 月 26 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6、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6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
7、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由此可见,我们党和政府站在新的世纪高度,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一种努力。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早就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当前,关注民生,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国人共识。因此,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要促进城乡社会的良性互动,从“社会人”的角度考虑城乡一体化,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将不仅有利于打破城乡分割的壁
8、垒,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最终将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享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最终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二、社会选择理论下的城乡融合,必须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社会选择理论认为,在建设合理的社会制度时,必须考虑制度、文化、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因素。因此,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必须逐步化解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下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一系列差异。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是政策措施的变化;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不仅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也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变。要实现城
9、乡融合,就必须跨越横在城乡一体化面前的一道道难以逾越的“沟”,化解城乡一体化带来的社会风险。在转型期的巨大场域中,城乡融合不仅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对城市发展带来的风险。这正如艾瓦尔德说，“任何事情本身都不是风险,世界上也本无风险。但是在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能成为风险,这有赖于人民如何分析风险,考虑事件。”7 对于风险的关注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危险的、更不安全的时代,而是强调我们要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更关注我们生存的质量和发展的可能。有学者指出,“随着我们的社会在实现生活更健康和更安全上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许多人开始更关心、而不是更不关心风险。”
10、8阿瑟奥肯曾说过“, 社会虽然不能制止老天下雨,但可以生产雨伞”9,借用这句话,社会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不平等与隔离的存在,但可以通过融合的手段来加以改善,而融合的目标是寻求城市间、社会的和经济的融合。而当今的城乡一体化这关键的实践应该是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隔离。对于户籍改革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是这样表述的: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变成城镇居民。10 人们看到,中央决定的关键字眼是“有序”。谓之“有序”者,也就是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充分规划,次第落实。“有序”,更重要的是,农民通过农转非在城镇有稳定的就业和居住条件。没有稳定的就业,没
11、有稳定的居住条件,即使摇身一变成“城市人”,对于农民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全国而言,数千万的农民工,在就业、医疗、养老保障上却基本上与他们无缘。可见,只有按照中央精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条件待遇才能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才能化解城乡一体化后所带来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风险。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指出,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必将给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带来挑战。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必然要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
12、民,而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其一,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形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取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护畅通。11 因此,在构建城乡一体化制度时,就必须遵循社会选择理论的承认社会成员偏好、环境资源、条件和机遇等方面差异的前提,建构合理的制度体系,化解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三、社会选择理论框架下,考虑不同层面的人群,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13、是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社会选择理论注重不同群体的社会层面,那么在建设城乡一体化制度中,尤其要注重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了全面阐释,就是要“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等等,内容详细而丰富。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虽然,城乡一体化凸现出来的农民问题表现有农民土地问题、农民组织问题、农民国民待遇问题、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是农村土地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当前的
14、农村土地制度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对农村土地流转做了根本性规定,为维护农民的积极性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就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就停滞甚至萎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中国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又以城市发展支持农村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等权威人士认为农村改革 30 年以来,有“五条金线”贯穿其中:其一,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农村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内在动力。其二,经济上保障农民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是农村改革始
15、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其三,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活力源泉。其四,根据“三农”的阶段性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渐进式推动改革,是农村发展的基本要求。其五,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关键。但当前,横在城乡一体化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维护社会稳定,首要的就是要维护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因此,必须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民在城市的平等就业权。农村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一系列土地制度的创新,显示农民正在分享更多的土地溢价。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
16、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有序流转,不得损害农民的权益;建立农村金融支持系统,促进农村发展,也就是要使农村发展的要素充分市场化,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发展的活力。因为,对于农民来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土地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大量农民失去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土地。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短缺,只能在城市的次属劳动市场上就业,获得比城市居民低得多的报酬。表面上,他们是城里人,但在他们的内心,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他们是游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尴尬的边缘群体,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他们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样城市的扩张不但没有造就现代化的市民,反而为现代化的进程埋下了不和谐的种子,必将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塞缪尔P亨廷顿说，“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13“理想的政党应该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