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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新诗研究论文我国新诗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表现为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的发展态势，既折射出百年新诗的曲折历程，又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大致走向。我们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新的世纪得以延续。【摘要题】思潮与流派【正文】永不休耕的土地里只有一个女人挎着篮子默默播撒种子这是青年诗人蓝蓝近作现实中的诗句。我摘引在这里，觉得这三行诗不仅是蓝蓝的自我抒怀，更可以把它看成是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守望者的集体塑像。无庸讳言，在
2、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诗人已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诗的传统的国度，诗的火种却不会轻易地灭绝。不仅是那些坚持终生写作的老诗人，而且一批批的中青年诗人，依然在诗歌的土地上耕耘着，默默地播撒着诗的种子。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并没有枯萎、凋零，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要对这种态势做一全景式的描绘是比较困难的，这里仅就笔者观感所及，把这种态势概括为三句话：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泛滥，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形
3、成某种“价值中空”。面对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一些人不管现实，不管读者，只管自顾自地跳着自己的孤独的小步舞。还有些人在写作中寻找刺激，游戏人生。这形形色色的观点，均可以归结为对诗的人文理性内涵和诗性内涵的消解。而且直到世纪初，这种消解深度的作法在诗坛上仍有相当的市场。有位诗人在网上宣称诗歌只不过是语言游戏：“尽管会遭到多数人，主要是那些精神和心灵卫士的批驳，我仍固执地将诗歌看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价值目的的游戏。游戏就是游戏，它没有服膺于他物的工具论意义，也就用不着去考虑主体在赞颂/否定、美/丑等二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了。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
4、诗人都赞同这类观点的。实际上，当一些诗人在自顾自地进行其语言狂欢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而且到了世纪初，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柏桦说：“要面对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欢乐、眼泪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请人们写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 。西方亲得太多了，不要亲了，要亲亲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处境认识得还不够。我们自身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自己的祖国？”江一郎说：“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抛弃那种小资的矫情一个诗人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的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 ”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
5、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 ”刘虹说：“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这里引的都是世纪之交最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自白，还没有包括老诗人如郑敏先生等对年轻人的音犹在耳的告诫和呼唤。难道这些声音还不够有力，还不能说明当下青年诗人人文理性的复归和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吗？发生在
6、 2003 年春天的 SARS 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众灾难。SARS 考验着每个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存智慧，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与品德。面对严重的生命威胁和生存困难，是恐慌逃离，还是冷静面对？是积极自救，还是消极求救？是救己，还是救人？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几十年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国人从未经历的严峻考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诗人不仅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ARS 致人死命的方式是病毒侵入患者的肺部，最终导致病人呼吸衰竭而死。当医务人员在紧急时刻为患者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时，极容易感染病毒。在这种情况面前，那些白衣天使没有退避，而是把生的希望带给患者，把死的危
7、险留给自己。面对那些已逝的、高尚的灵魂，我们的诗人坐不住了，他们拿起了笔，不是由于领导的命令，而是出自一位诗人的良知，正如一位青年诗人所说的：“我从没有为一场灾难写下诗行/可当我在拯救灾难的现场/看到那么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击死神的疯狂/用天使的静美/去战胜心灵的恐慌/当一个女人在日记里说/我不想做一个逃兵时/如果我不歌颂不将“奉献”“崇高”和“伟大”/这些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珍贵的词/连同我感动和愧疚的泪水/一起送给我的姐妹/那么人类的良知/将宣布一个诗人的死亡”。在这种感情的激励下，女诗人康桥写出长诗生命的呼吸 ，以史诗般的庄严文字记下了这场特殊的战争，献给在非典时期被 SARS 的风
8、刀霜剑所磨砺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诗人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 SARS 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是刘虹在 SARS 肆虐期间写给抗“非典”英雄钟南山的一首诗：山知道自己重但没有使命重/山知道自己高更知道什么再高/也高不过人的生命！/他还把诚实的自己插进我们衰老的气管里/使我们与世界的呼吸畅快起来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英雄唱赞歌，而是从钟南山的身上悟出了诚信、公开与透明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重要。我不会忘记 2003 年 6 月 22 日在北京海淀购书中心由民间自发举行的“睁开眼睛SARS 以后的中国诗歌”专场朗诵会，此时北京“疫区”的帽子还没摘，世界
9、卫生组织尚未解除北京旅游禁令。因此，这个非常时期的朗诵会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在这个时候参加这样一种公众活动，也正是在灾难面前，显示一个中国诗人的立场与胸襟。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来了，不仅有牛汉、屠岸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而且包括“非非”诗人、 “莽汉”诗人、 “知识分子写作”诗人、 “口语写作”诗人，乃至不同流派的、艺术观相左、平时很难坐在一起的诗人，全都汇聚一堂，现场朗诵了在 SARS 期间的新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这场朗诵会的总题目“睁开眼睛”，简单的四个字表现了诗人的立场：关注生存，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这也正是对新世纪诗人良知的呼唤。重建诗的良知，是指诗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
10、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欲达到这点，就要如青年诗人叶舟所说：“必须在诗中埋入一颗良心。这颗良心是由敬畏、正义、道德、神祗和高洁的自然构成。它是经典和伟大诗歌的第一前提，也是一个纯粹诗人唯一痛苦而优美的姿势。 ”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要求诗人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不仅是体味着个人的苦难，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青年诗人牛庆国的故乡在甘肃会宁，这地方曾被左宗棠称之为“苦甲天下”。他出生的小村叫杏儿岔，顾名思义，杏树、杏花是小村的独特景观。这是他笔下的杏花杏花我们的村花春天你若站在高处像喊崖娃娃那样喊一声杏花鲜艳的女子就会一下子开遍家家户户沟沟岔岔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
11、情人当翻山越岭的唢呐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丢开花儿叫杏儿了酸酸甜甜的日子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杏花你还好吗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我真怕嗑出一口的苦来这首诗，表层写的是杏花，实际写的是西部少女的命运。由盛开的粉红的杏花写到苦杏核，暗示了西部少女的一生。苦杏核之苦，正是西部少女命运之苦。他对西部妇女的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显示了一种深厚的悲悯情怀。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诗歌既然是由诗人来写的，以人为表现对象，自然要以人性为基础。离开了人性的诗，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五四”以来的优秀诗篇，总是以展示美好人性为指归的。进入新时期以来，诗人们开始
12、了自觉的人性的寻求，尤其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呼唤。不过在朦胧诗人的呼唤与宣告中，仍能明显地感觉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 80 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生代诗人，乃至延伸到 90 年代的诗歌写作，政治主题逐渐淡化，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书写自己、展示自己，欲望化的人性写作在诗坛弥漫开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世纪初的今天。这期间，在网络上和民间写作中出现的“下半身写作”与“垃圾运动”，标榜”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以及“崇低”、 “解构”、 “另类”、 “贱民思想”在其作品中，欲望化的身体得到全面释放，诗歌中充满本能冲动、放纵乃至疯狂状态。这种基于本能、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与其说是人性的彻底
13、解放，不如说是这些诗人在追求放纵的快感。从这些诗人的审美初衷上看，他们也许是在以癫狂式的肉身来抗拒现存的社会价值秩序，挑战庸俗的现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他们的写作不仅达不到对抗庸俗的现实的目的，反而与庸俗的现实同流合污，他们的行为已与诗人的称号渐行渐远。这种低俗欲望的宣泄，受到许多年轻诗人的抵制，实际上在世纪初的诗坛并没有多少市场。相形之下，那些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坚持灵性书写的诗人在这样一种混沌杂乱的背景下面貌却逐步清晰起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让我们读一下卢卫平的在命运的暮
14、色中：在命运的暮色中/一个盲人在仰望天空/一个聋子在问盲人看见了什么/盲人说看见了星星聋子沿着盲人的方向望去/有星闪烁/聋子问你是怎么看见的/盲人说坚持仰望/就有不灭的星在内心闪耀你听见星星在说什么/盲人问聋子/聋子说星星正和我们的患难兄弟/哑巴在交谈/哑巴的手语告诉我/星星将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坦途这是一首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的诗。盲人和聋子，他们尽管肉体的感官有缺陷，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心灵感官感应这个世界，这种特殊的感应能力是基于信仰与大爱：他们坚持仰望，坚持倾听，最终都获得了心灵的补偿。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
15、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这种灵性书写往往在精神上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让生命超越短暂的现实枷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面对在庄稼地里松土时发现的一小节骨头，青年诗人白连春写道：“突然我觉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颗久远年代的灵魂/这颗灵魂的拥有者已成为我脚下的泥土，我看见/他从时间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这是组诗逆光劳作的开头。这里“光”即是时间， “逆光”就是诗人的思绪迅速流动，穿过“时间隧道”，把历史与现在衔接起来。于是通常意义下的“劳作”也就获得了全新的命名。 “劳作”不只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联接历史与未来的一种庄严的行为“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他喘息的声音以及/阳
16、光下他额上闪烁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始终走着同一条路，就是最后成为/泥土的路。我相信几十年以后同样会有一个和我/一样松土的人，在庄稼地里发现我的一小节/骨头。 ”在这里，历史、现在与未来，古人、今人与后人完全打通了。诗人透过一小节骨头，对历史、对前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并发出时间是无尽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浩叹，一种宗教的救赎感油然而生。在近作天使中，白连春坦然宣称：“我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天使，虽然/折断了翅膀，也忘记了飞翔，但是正好，这人间/就是我的全部理想，我有脚，可以走和跑/我有手，可以工作和抚摸，我还有嘴，可以说话/喝水，吃饭，也可以亲吻，这一切，足够了/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需求，如果硬说有，我只要/你知道我的爱恋和感谢，能够呼吸你呼吸过的/空气，我高兴，能够走你走过的路，我高兴/如果可能，我还愿意坐你坐过的板凳/我还愿意握你的手，记住你的模样和名字/因为越来越，我相信，和我/一样，你也是健康和善良的/也是一个下凡的天使”。读这样的诗，不难感受其中充溢的博大的人类之爱与深厚的终极关怀。白连春在“中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