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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元化集王元化集呕心沥血字字珠玑呕心沥血字字珠玑 读读王元化集王元化集 缅怀吾师缅怀吾师 作者：吴琦幸作者：吴琦幸王元化集呕心沥血字字珠玑 读王元化集 缅怀吾师 作者：吴琦幸 王元化先生上承汉学，近接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崇尚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他的三次反思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厚度先生在治学之初就受到国学大师熊十力等学者的私相传授，耳提面命，其效率是极高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这两者在王元化先生那里结合得如此完美任其劳，使人受其益；予居其难，使人乐其易11 月 30 日是王元化先生的冥诞日。远隔大洋，我不克前往悼念。学兄们代我献了花圈，我只得静静地在美国读新出版的王元化集十卷本，
2、以此寄托对先生的哀思。去年 7 月，暑假回国，我几乎每天守在华山医院王元化先生的病榻旁边。那时先生病情已不容乐观，生怕他有什么情绪反应，我们都没有告诉他真实情况，但是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一次我扶着他在走廊里散步，他说：“琦幸，你到美国十多年，也只是每年回来那么一两次。我们每年见面不超过几天，以后交谈的机会更少了，这次有空你多来来。 ”先生的话语重心长。由此我推掉一切，几乎每天都到先生那里去，并带了一个录音机，跟先生一边闲聊一边做些记录，都是珍贵的人与事的回忆和学术思想。五个月后，当年年底，我又一次回到上海，还是去华山医院探望他，那时他已经很难再侃侃而谈了。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关注还是一如既往，频频问
3、我，最近美国的次贷危机怎么样了？怎么发生的？我回美国前夕，去医院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却没有像往常那样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只是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向孩子们问好。我心中有点不祥之兆，不知道我原计划今年暑假回国的时候，能否再见到先生。当时我们几个人还在商议，2008 年 11 月 30 日在先生八十九岁生日的时候，要提前为先生做九十岁生日，将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小型的汇报展览，也要在更大的范围为先生庆生。那时心中只是默祷先生可以摆脱病魔，在他那独立反思的道路上留下更多对当今社会文化、政治的思考。现在我读完了这部十卷本的全集，时间倏忽来到了先生的冥诞日。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半年了。抚摩着封面上先生的印和字迹，
4、不觉荡漾起跟先生二十多年交往的往事。 “斯人已去，典范犹存”的感觉油然而起。诚如先生在十卷本的总序中说，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这也是海内外学术界所最为看重、最令思想界叹服的王元化真实剖白自己心路历程的总结，这三次反思的全部成果就结集在十卷本的王元化集中，可以说，这既是先生个人的反思历程，也是中国知识人在个人的独立人格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见解的总结。孤陋寡闻如我辈，在同时代人中是没有见到过的。诚如钱谷融教授在其名作谈王元化一文中所说，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总是
5、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 ”同时，先生为文，却从来不轻易挥翰。这一点颇有点像近代国学大师、先生的湖北同乡黄季刚先生。黄的文章不见得多，但是无论是从材料的占有、资料引用之广度、思考之深度，还是对于现当代政治思想问题的剖析，无不一一探究其来源。正所谓“行文如老吏断狱，反复推敲，不放过一字一义” 。先生的这种寻根究底的做学问方式，上承汉学，近接乾嘉学派朴学传统，崇尚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也为他的三次反思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厚度。这部在他生前(2006 年 11 月 1 日)审定的王元化集就是先生思想学术的第一手且也是最权威的著述。煌煌十卷，既没有浮光掠影的应时之作，也没
6、有浅尝辄止的泛泛而谈，饱含着先生一生的所思所得，可谓呕心沥血，字字珠玑。三次反思，广为人知。当然，因为第三次反思最成熟，最有深度，并且直接用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出版公之于世，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乃至批评，学界故认为第三次反思最为重要。也有的学者认为第二和第三次反思最为重要。但我认为每一次都非常重要，就像阶梯一样，每一次都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升高，而且三次的反思缺一不可。这方面论者尚多，我想从先生在占有材料的扎实和追溯本源的功力上，来探讨先生治学的方法。先生的理论和思想虽然自说是在第三次反思后成熟，但是他的治学方法却早在此前就卓然成家。那是因为先生在治学之初就受到国学大师熊十力、汪公岩等学者的私相传授，耳
7、提面命。这种近似于旧私塾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先生崇仰的古代书院式教育，其效率是极高的。小学训诂大师黄季刚和先生同为楚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相同的气质：“较真” 。先生对黄季刚先生也崇敬有加，常跟我谈起这位训诂大师的成就。但是先生在他的学术思想生涯中，又不仅仅是限于小学训诂的考证，而是要用小学训诂考证来解决实际问题。他说， “近几年学术界已经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很难想象倘使抛弃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做出的成果，我们在古籍研究方面将会碰到怎么样的障碍。 ”他也看到了很多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因为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的成果而发生的。
8、同时他认为现在又不能完全回到乾嘉学派，而要将考据训诂的成果运用到各个研究领域。他所反复强调的，也就是熊十力的治学格言“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 ，我认为先生治学可称重视传统小学训诂，并将之完美用于解决古代文论研究、思想研究的最佳典范。 我在 1986 年成为先生的第三位博士研究生。我的专业本来是小学训诂、古籍整理，导师为著名的古代文学、文献专家徐震锷教授。未料我刚入学，徐先生就因病仙逝。经过中文系同学、王元化先生当时所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生陆晓光的介绍，我来到王元化先生的家中。他仔细看了我的简历和有关训诂小学的论文，很祥和地告诉我，徐先生的学问非常好，训诂考证这门学问非常重要，如果你要进入我
9、的门下，你不必重新改换专业方向，依旧搞你的训诂之学，这个方向是做学问的基础。当时我研读了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后增订改版为文心雕龙讲疏)，甚为敬佩先生在训释词义方面的严谨精密，每有新意，必有大量同时代文献史料佐证。他自己也告诉我，在做文心雕龙研究之初，其目的就是为文心雕龙做注释。他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对国内学术界“以论带史” ，蔑弃考据训诂乃至形成望文生义的学风不满。故而在著述中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考证，很多阐述的新意往往就是从词义的训诂入手，同时也不是只找出出处辄止。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谈他这本书的体例。他说，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很多发明新意的观点，都是从考释文字开始，训诂明才能大义明。他拈出
10、文心雕龙中的数个重要概念进行诠释，而在正文之后有附释，或专题研讨，或提供理论资料。从搜集资料到考证概念，先生对于文献的广泛征引，将考证训诂用得那样纯熟，那样的精炼老到。观其法与乾嘉学派训诂考证方法上严守实事求是之学的精神一脉相传。不同的是，他的考证从来不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真正做到了把考证用到具体的解决问题中，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这两者在先生那里结合得如此完美。他关于“达巷党人”和“子见南子”的两篇考证文章中，就熟练地运用古代文献，进行非常详尽甚至有点繁琐的考证，以先生考释“子见南子”中的“矢”字，几乎将皇清经解中所有注家的注疏通读，并找来原文推敲，包括版本
11、的异同，文字的错漏等。最后才指出前人在注释中所谓增字解经的问题，此被视为考证训诂之大忌。先生碰到无法解决的文字问题，宁可付之阙如，不下妄语。即使先生撰写有关杜亚泉与中西文化论战以及其他类似反思文章，莫不将此种朴学方法用到极致。根据他的日记中记载，他为此上下寻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以求尽可能广泛地占有资料，在阅读文献中，对于字义、词义的训读诠释，都是在权衡各家的基础上进行的。记得美国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 1984 年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自选中文学术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 ，以相当篇幅的考古资料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我被其中论述的很多新颖观点和引用的材料所吸引，尤其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
12、的萨满意识的问题，我觉得是关于人神关系讲得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论述。到先生家中上课讨论的时候，我专门介绍了这一观点。先生很有兴趣，他马上提到， “文革时期的全体人民陷入一种狂热之中，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崇拜，是否跟这种萨满有着一定的关系？”他让我继续搜集资料，因为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意识有着重大意义。后来我出国了，但是这个问题他始终没有动笔撰写。只是在三星堆出土“神树”后，从考古上分析是鱼和枭两个部落的图腾之后做了一个点评，认为神树的早期信仰和萨满是有密切关系的。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先生资质聪颖，博闻强记，很多古文古释背诵如流。这也是他以朴学精神做学问的结果。我在 2003 年出版一本论文集前，索序于先生，先生当时眼疾严重，但他还是随笔为我写下一段话：“王鸣盛谓余任其劳，使人受其益；予居其难，使人乐其易。傅增湘称张元济校书阅之关开节解，如薙丝棘而履康庄，披云翳而睹晴昊。录前人句祝琦幸文化语言新论出版并与之共勉。 ”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吾人何能得其万一？仅以小文窥管于此。 来源：东方早报转自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