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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产品内垂直分工的出口复杂度解释因素分析摘 要 本文通过计算 261种产品和 161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采用面板 gls、工具变量、gmm 估计多种方法，并从不同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分组国家层面，实证分析了包括产品内垂直分工在内的多种解释因素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产品内垂直分工对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研发、公共服务也是影响复杂度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投资结构会影响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效率，投资在低端加工领域的外商资本对出口复杂度促进作用不够明显，技术人力的规模与流动性还有待拓展，制度与垂直分工交互变量的影响性跟制度相比有所增强；金砖国家的产品内垂直分工合作层次和业务种类对出口复杂度
2、有较大影响。关键词 产品内垂直分工 出口复杂度 gmm 估计 分组国家导言随着全球合作分工网络的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垂直分工模式对一国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带动优势越发明显，一方面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有效实现了差异化的区段增值能力，提高了垂直分工模式下的产品投入要素禀赋收益，另一方面跨国分散生产链条上的分工参与方通过垂直专业化生产，实现了最小成本和效率最大化，拥有了出口结构特定环节的升值空间。一国的产品内垂直分工程度影响着生产要素在各个环节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从而决定了该国的出口复杂度在全球不同层次位置的能力 （hausmann，2007） 。因此研究影响出口复杂度解释因素以及产品内垂直分工对其的作
3、用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一国参与产品内完整链条的研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工序的分工阶段就意味着该国具有较高的出口复杂度，相反，一国擅长广泛从事于产品内原材料供应、加工组装这些低附加值的分工环节，则说明该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准还并不高。不过通过产品内垂直分工这一途径，为参与国不仅带来了产业升级与特定工序环节产值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这种垂直分工专业化形态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是不可估量的，从长久来看这更有利于出口复杂度水准的提高。memedovic（2004）指出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产品内垂直分工网络的合作，实现了产业升级，出口复杂度也迅速迈进了高水平阶段。近几年来针对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
4、xu（2007）通过测算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指数，解释中国的分工与出口地位变动情况，rodrik（2006）认为出口复杂度与人均收入显著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有微弱的正偏相关，与制度不相关。wang 和wei（2007）发现中国实施开发区、高新区的政策有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加工贸易和 fdi不能解释出口复杂度对于城市间的差异。schott（2008）研究得出出口复杂度随人均 gdp和技术的上升而增加，出口复杂度的国家差异性用国家的规模可以更好地解释。但是对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出口复杂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在这方面首次做实证分析的是唐海燕等（2009）基于 40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研究，该研究主题与本文的
5、研究最为接近，但是其研究内容、计量方法、变量的测度方法和数据选取、样本的选择与本文都有很大不同。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设计：首先，本文旨在研究产品内垂直分工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作用，但是又吸纳了一些其他的条件或因素，有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其次，考虑到内生性、共线性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采用面板固定、随机、iv 估计、gmm 估计等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判断，提高了稳健性，之后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分组国家作了相应的出口复杂度解释因素影响情况的对比；再次，对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几个指标的交互变量给出了估计回归结果，解释了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其他条件因素结合在一起是如何影响出口复杂度
6、水平的；最后，本文样本范围选取的是更为广泛的跨国数据，具体涵盖 161个国家， sitc 标准 rev3.0 三位数分类的 261种产品产品详见附录 1。 ，bec 分类标准的若干中间产品，时间跨度为 19982010年。产品内垂直分工、出口复杂度的测算与统计描述产品内垂直分工的衡量办法较多，yeats（2001）用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方法，hummels et al（2001）采用了垂直专业化指数，amiti 和 wei（2004）运用进口中间品占投入品总量的比 率，yamashita（2007）指出衡量产品内垂直分工时，也应包含中间品出口部分。本文综合考虑之后，借鉴了唐海燕等（200
7、9）的算法，使用中间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一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办法由于中间品的进出口贸易额采用 bec标准统计，因此这里一国贸易出口总额也是采用 bec标准下统计，这就保证了计算产品内垂直分工时采用同一个标准。由于产品内垂直分工水平是一个比值，因而与采用 sitc rev3.0三位数分类标准下统计的出口复杂度变量数据，在之后的回归分析中不受影响。 ，但与唐海燕等（2009）的计算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考虑到比值太小会削弱垂直分工的影响权重，比值中并没有包含一国贸易进口额。对于中间品的进出口贸易额数据选取，为了得到可比、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采用按 bec标准划分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基于法国
8、 cepii机构对中间品的划分，中间品分为半成品与零部件，在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的国家贸易分类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里 bec 的划分标准中，中间品包括的bec代码代码 121指用于工业处理的食品、饮料；22 指未列名工业加工用品；322 指加工用燃料和润滑油，不包括汽油；42 指资本型货品的零部件与饰品，不包括交通运输设备；53 指交通运输设备的零部件与饰品。有 121、22、322、42、53。由于出口复杂度存在属性差异，无论从研发、设计还是产品方面，出口复杂度的水准均难以准确度量，但是一国的产品内垂直 分工强度的效果会体现在其具体的产品，尤其是出口产品的复
9、杂度水平上，一般来说，垂直分工强度水平高的国家，其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水准就越高（lall 等，2005） 。对于出口产品复杂度的衡量，lall 等（2006）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作为权重计算出口技术指数，wang 和 wei（2007）采用出口结构的相似度指数，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作比较，反映与价值链最高水平的距离，该值越高表示出口商品越复杂。本文的出口复杂度衡量办法是这样的，采用 rodrik（2006） 、hausmann 等（2007）的做法，计算步骤如下：prodyj是某一产品的出口复杂度，j 代表产品，c 表示国家或地区，xcj 是 c国 j产品的出口额，xc 是 c国总出口额
10、，xcjxc 指 c国 j产品的出口额所占比重，是 c国的人均 gdp。esic是一国或地区的出口复杂度。本文采用 sitc（rev3.0）的三位码分类标准，该标准下共有 261种产品，利用 un comtrade database提供的 181个国家的出口分类产品贸易额数据，计算了在 19982010年间，261 种产品的产品出口复杂度和 181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复杂度，各国人均 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采用 2000年不变价以美元衡量。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分组情况，本文给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分组国家，有高收入 oecd国家、 “金砖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出口复
11、杂度水平对数值的差异性如图 1所示，高 收入 oecd国家的均值在 2010年达到了将近 8，几乎是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水平的 2倍， “金砖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水平均值由1998年的 4.21上升到 2010年的 5.60，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水平的对数值均值保持在 4.04左右，变化不大。从这种不同发展层次的国际比较中，出口复杂度水平随着时间的变化差异性明显，“金砖国家”的出口复杂度随着分工层次的深化不断提升，最不发达国家则没有明显的进步。就具体国家而言，还有一部分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出现退步甚至恶化，当然不同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受具体国家的条件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探
12、讨。资料来源：由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的 comtrade database数据整理计算得出。另外本文通过对数据测算、整理，得到了 161个国家的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出口复杂度二者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其中出口复杂度为取对数值，图 2中的拟合斜率表明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出口复杂度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出口复杂度的对数值集中分布在 27.8之间，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数值密集分布在 0.152之间，不过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出口复杂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显著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计量分析。影响机制、模型与数据选取由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可知，一国应该出口其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品，相对要素禀赋决定了优势产品的竞争力集合
13、，从而这也体现了其出口复杂度的水准，产品内垂直分工促使各国依赖其优势要素进行专业化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反过来，一国所能生产差异化产品种类的数目也反映了其国内要素的比较优势情况。产品内垂直分工有利于促进技术转移、扩散、溢出效应。在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生产工序中，为了得到高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投入品，利于各个环节按时顺利进行，高级供应商势必会积极主动向低端供应商提供必要的技术，有利于推动产品内分工合作，事实上，低端供应商通过进口和参与分工合作也会产生投入产出效应，在短期内其会以低成本模仿、学习，实现生产率提高和分工技术溢出效应。coe 和 helpman（1995）发现低端加工环节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
14、提升与分工合作伙伴国的研发投入和贸易互惠来往呈正相关关系。固定资本作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模型构成中的两大重要要素之一，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核心投入成份，直接促进了出口商品的复杂度效果。外商投资的引入带来的是竞争效应，引发国内企业竞相接触外国技术积极性，通过参与合作和模仿学习，提高了产业链接效应，wang 和 wei（2007）指出外资企业一般在出口产品复杂度上比本地企业更有优势，外资企业也会间接地对本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作用。 人力构成和研发是知识资本的重要因素，创新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很重视知识和科技的影响，知识资本既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创造得到，也可以由分工合作产生的技术溢出获得。人力资本是知识创新的关键性因素，hausmann 等（2007）认为有效的人力资源可以明显地扩展成本发现和产品发现的范围，对分工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研发则反映了创新的效率，决定了技术的潜力。schott（2008） 发现了一国与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相似度随研发投入的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