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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非又是一个虚妄的神话？莫非又是一个虚妄的神话？关于“21 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的冷竣批判*吴冠军“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从世界各地搜罗神像，玩起了装点私人神龛的游戏，或者是利用一切种类的体验创造一个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神秘的神圣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兜售。这简直就是欺诈或自欺。 ”1马克斯韦伯， 以学术为业 （1919 年）这真是一个“来不及学习”的时代。伴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数不清的新生事物、新生概念有如走马灯一般，在大众传媒的竞相炒作中一跃成为最热门的时尚，然后在人们还没弄懂其具体内涵和意义所指时，又骤然消逝于无影无踪，让人无从寻迹。这也许是“大众文化” （
2、匿名权威）向“分众文化” （没有时尚）过渡时期中的一大特有景观吧2。这不，又一个新的名词正成为高高在上的最新时髦“知识经济”披着神话般的装束，泰然享受着万人的瞻仰。而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博士吴季松先生应时推出的新著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也立即变成各大书店柜头中最畅销的新书，三个月内连印五次，十数万册顷刻脱销。想想也难怪， “知识经济”这个新词就字面上已经是太美好了，不要说国内的一般百姓为之欢呼鼓舞，就连一向最具反思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闻之也由衷地欣然雀跃。当了几千年的“穷秀才” ，解放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精神变物质的“穷过渡”，好不容易改革后终于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想到到头来竟然还是那干“
3、痞子流氓”以及不学无术的歌星影星、足球明星先“灿烂”了起来。不少知识分子被逼下海，抛却仁义礼信而硬去习练一身的“匪气”与“霸气” ，这其中掺和了多少荒唐的无奈感与辛酸之泪。现在总算好了，时代进步了，知识终于可以化为经济了，严肃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终于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了。 “知识经济”这个被称为“21 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的新生概念轻松地催发出潜伏在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柏拉图情结”关于理想国的千年古梦（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精英的地位完全可以与政治精英媲美） ，无疑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耳中来自救世主的仙籁，成为知识分子新世纪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倚靠。然而笔者恰好尚年轻气盛了些，也不属于“不求甚解”学派，总
4、觉得天上不会随便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悬空出世的“知识经济”也不大象是老天因怜见知识分子而灵机一动的新馈赐。那么在我们将其奉为又一个救世主而顶礼膜拜前是否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极富魅力的名词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它的真正内涵又是什么？知识又到底是怎样转化为经济的呢？我想只有先弄清楚其究竟是何方神圣，然后再欢呼雀跃、宣誓效忠也不迟。不要待到又一次烟消云散了无痕时，才发现原来竟又是一套“古今最要命的、最魅惑人的谎话” （尼采语） 。何为知识？到底何为知识？要弄明白知识经济的来龙去脉，似乎这是跳不过去的一环。吴季松先生在其新著中也专门辟出了一节来解答此问，他认为知识就是知道（Know）“6 个 W、1 个 Q
5、” ，即“时间” （When） 、 “地点” （Where） 、 “人物”（Who） 、“内容” （What） 、 “原因” （Why） 、 “方式” （How）以及“数量”（Quantity）3。对这一颇似记叙文写作要素的答案，我总觉得着实有些问题，如果我们学知识的过程就是知道无数个这样的“6 个 W”和“1 个 Q” ，那我想我们的学校更应该被叫做报馆才对。这“6 个 W”和“1 个 Q”合起来充其量只能算构成一条信息，而不是知识。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学识，是不够资格来为“知识”下定义的，但为说明知识与信息二者的区别，特冒昧地将前人的论述加以我的理解记述于此：知识是用科学的方法（即分析、抽象和
6、归纳的方法） ，在特定的、被考察的现实的领域，从无数条杂乱无章的信息中引导出一般的、典型的、普遍的，可持续的成体系的有意义的规律的阐述。信息可以靠告知而获得，而知识只有通过思考才能理解、接受。如果我们的教科书是用来记载由“6 个 W”和“1 个 Q”所组成的那种“知识”的话，那么恐怕老图书馆保存着的重达几十公斤、比人还高的合订的新民晚报将会是最好的现代史教材。汪丁丁先生曾明确地指出， “信息并不是知识 ，信息只是包含可能被知道的知识。当我们说我们拥有某项信息时，我们无非是在说我们已经提取出了那项信息所包含的知识。 ”4在此论断上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信息与知识也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全集与子集的关系
7、，知识并非完全地包容在“信息”概念中。罗素曾经将一个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划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个人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二为通过其他人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三为内省所得的知识。5盖此善言我们不费力地便能将信息与知识的范围界定开：信息这一概念至多只能包容罗素所讲的第二类知识，只有这类知识是通过信息的交互流通来获得的。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的话，似乎还没听说过至今为止的信息学能够将人“顿悟”所得的知识，或称“意识流”瞬间捕捉并破译，再化作为可交流的“信息”吧！由此可见，知识与信息根本是两个完全有着不同范围与不同涵义的概念。将“知识”的概念与“信息”故意混淆和等同起来的做法倒不是吴季松先生的创举，早在八十年
8、代初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畅销书大趋势中向人们描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就曾如此描述即将到来的“新的经济秩序”：“我们不久就会以大量生产汽车的方式大量生产信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将知识生产系统化了，并扩大了我们的脑力。借用一个工业上的比喻，我们不久就会大量生产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是我们经济的驱动力。 ”在以上所引句子中，我们注意到“信息”已成为“知识”的同义词，在行文过程中索性完全地将其等同起来，似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区别，而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还得到了“知识”正在被“大量生产”的印象。奈斯比特迫不及待地试图用“知识价值理论来取代马克思过时的劳动价值理论” ，他预言“
9、在信息社会，价值是由知识提升的”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要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产品（或服务） 。6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信息与知识从来就有着本质涵义上的区别，奈斯比特那些堂皇词藻背后的立论基础恰恰是混乱得很。按照“信息论之父”申农定义的“信息”概念，当一个观察主体面对着被观察的客体的最多的可能状态时，或者，一个接收到的信号包含最大的完全随机的噪声时，客体或信号所包含的信息也就最大。可见，在申农这里的“信息”一词，其只是作为通讯交换的纯数量单位。对于信息学家而言，他关心的是如何在单位时间内传输更加多的信息，而不管传输的是事实、判断，还是肤浅的俗话、深刻的学说。信息的计量与传输
10、的内容根本无关，至理名言同淫词秽语一样都能成为被传输的信息，难道我们还要在学校里开设一节“淫言秽语”课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吗？又如从外太空来的“3-k 微波”明显地是一种结构或信息，但我们目前仍不能破译其涵义，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怎么能说是“知识”呢？知识本是人类的智慧努力的成果与结晶，其和个人意识的创造并与思维的质量密切相关，我也实在不明白它同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汽车有何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是比喻性的。如果知识也能够被批量“制造” 、 “生产”出来，并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那么我想作为顾客的人们应该“购买”谁生产的“知识”呢？是购买“售价便宜”的呢，还是买“售后服务好”的那一种呢？不
11、幸的是，吴季松先生不经思索地从奈斯比特处“批发”来“知识即信息”的立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的结论。也许吴先生自己也有些为其得出的这个古怪的结论而拿捏不准，于是他接着马上写道“从这个概念的形成也可以看出，先是政治家的敏感，后是学者的探索，再是记者的宣传，后是科学家的研究，直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正式采用，经过了 30 多年的时间，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7经过了这么一大段文字的“壮胆” ，吴先生终于肯定地宣布：“知识经济”虽然在分类学上有些问题，但确确实实已经到来了！8似乎我们可以将吴季松笔
12、下的“知识经济”看成是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的“信息经济”概念稍加包装后的“新瓶旧酒” 。不过奈斯比特那空洞无物的“信息经济”尽管迎合了当时不少欲摆脱经济低谷的商界及政治家这些体制既得利益者们的需求，但早已经遭到了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猛烈批判。避而不谈具体问题（譬如就业、福利等） ，而只管用无关痛痒的时髦词句所涂抹出的未来艳丽图景去填充大众头脑的空隙，这种做法的确能够使政治家暂时摆脱许多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所带来的窘境以及使得一些商人们继续大发其财，但是其对于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却是毫无益处，甚至还是极为有害的。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按未来主义者和他们的保守主义门徒的说法，信息
13、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宣告了工业经济寿终正寝，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且不可避免，就像是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但事实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转变是我们的政治领袖和企业巨头精心选择的结果。 ” “按照信息经济过于简单化的公式，我们几乎可以相信，不久我们就可以以塑料软盘为食，行走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 ”9显然，吴季松先生也不甘心自己精心描绘的“知识经济”图景，只是原来奈氏那个大而无当的“信息经济”的翻版。于是，他在定义“知识经济”时，或者说将“知识经济”这一新的时髦词汇移植入中国语境时10，又刻意地添加了迎合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笔谁是知识分子？虽然“知识经济”在大众传媒以及“专家”们卖力地宣传下正大红大紫，但
14、要确切地为其作出准确定义和具体解释却并非易事。吴季松在谈到“知识经济”的由来问题时也不得不东拉西扯，从布热津斯基笔下的“电子技术时代”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 ；从托夫勒的“超工业经济” 、奈斯比特的“信息经济”再到福莱斯特的“高技术经济” ；从他自己提出的“智力经济” （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到前不久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知识经济”的说法，这一大串眼花缭乱的抽象名词的确能够轻易地将非专业读者蒙得晕头转向，只剩下唯唯喏喏的份。然后吴季松在借用奈斯比特描绘“信息经济”的词句上再加上一道神来之笔“简而言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11的论述，以此作为那个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知识经济”的时
15、代的具体内涵所指。看来， “知识经济”一到了中国，马上迅速地本土化，成为了目前我国意识形态主流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述的名副其实的西洋版。如果“知识经济”果如吴季松所言就是我们的治国方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倒也是一桩幸事，至少它算是脱下了神话般的外套，开始现出原形了。12至此，许许多多对“知识经济”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知识分子可以回复平常心态了“知识经济”并非新的救世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立论基础是与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思路一脉相承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 ”因此尽管在这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恐怕离附在“皮”上的一层“毛”的境遇并不很远。事实上，
16、我发现昔日曾经流行过一阵的“专家治国论”倒正在死灰复燃，借着粉墨登场的“知识经济”再次还魂，梅开二度。在时下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社会里，在工业理性精神导向下，一切社会问题都被统统化约为专业技术问题，于是一种寄居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便直上青云，大受欢迎。对于当前社会上日益增多的技术专家们，许纪霖先生曾深有洞见指出那是知识分子被文化工业的商品逻辑以及科技理性的发达而吞噬异化后的产物。 “这些担负着社会重大责任的技术专家，在专业领域堪称权威，但只要越出雷池一步，便会显得惊人的茫然无知。他们沉醉于琐碎的技术或事务处理之中，不关心价值、意义、规范等符号系统的重建，人文气息日益稀薄，超越性思考荡然无存，在理性系统世界里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既定角色而已。 ”13依靠这些剥离个性的“单面人”（马尔库塞语）以完全工具理性化的方式去治理社会，其结果只能造成一种形式合理但实质不合理的局面。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一只“铁的牢笼” ，在此意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