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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料考证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提纲)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文学史”不是“文学”加“史“ ，也不是“文学”和“史，而是“文学“ 的“史“ 。二者绝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偏正结构，其中心词是“史”。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常识。但现在似乎有很多学术部门的掌权者，包括管理者和专家，都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例如，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名称中，“史”字就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史只能是“文学”的“史“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史研究是史学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文学史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只能遵从史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绝对离不开史料，离不开史料考证。这就决定了文学史研究必须首先注重史料的实证研究。当前文学
2、研究中“学术腐败”严重，鲍肆之臭也非一日之功，撇开政治因素且不提，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轻视、歧视、蔑视史料考证开始的。先贤早就说过：“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 一有的人“思而不学，认为学术就是玩虚的，不必博览群书，可以枵腹为之。他们或以拗口换畅言，或以难解释易晓，或以生造代熟成，或以玄虚弃直白，或只是下功夫于如何从“角度”“观点”甚至“话语”来“创新”。当今的某些出版社和刊物，正是喜欢用这样的东西来充颜面。这些刊物现在也叫抵制“学术腐败“ 的口号，那就好像腐败分子高喊反腐败，挺滑稽的。要纠正当前文学研究中的“学术腐败”，应该而且必须由空返实，从强调史料考证开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3、西。现在，正是因为“学术腐败“ 臭气熏天，史料研究的名声才又香起来了。但要真正恢复史料考证在文学研究中的名声和地位，应该从学术整风开始，从学术刊物整风开始，以发表精通史料的论文为荣，以假大空“理论”为耻。文学研究者要从学会史料考证开始，要进行文学研究的启蒙教育和专业训练。要“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只有崇真黜伪，少一点虚文，多一点实学，文学史研究才有希望。史料考证是老实人做的事，是只有老实人才会做的事，“聪明人其实是干不了的。但是，现今却仍然是“聪明人的世界。如同整个世界正是由老实人支撑着的样，“聪明人“ 其实也只是靠老实人而活着。风水轮流转，“聪明人”往往随之转得很快。明明连最基本的史料考证训练
4、都没有过，连一篇史料考证文章也从来没写过的人，偏偏也要就史料研究问题发表长篇大论，而且“理论性就数他最强。好像锋头永远是这些人的。但一个研究者如果从来没有写2 9 9 过一篇史料考证文章，从来就是发表“宏观论文”的，那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极不正常的。“聪明人”往往还要欺压老实人。老实人只能时刻准备着“吃亏“ 。史料考证是有良心、有胆略、有勇气的人做的事。要敢于指出错处，纠正误传，甚至改变某些已成的“定论”，甚至还必须揭露谎言，举报造假。这就必然会挡了某些人的锋头，扫了某些人的兴致，丢了某些人的面子，破了某些人的“佳话“ ，坏了某些人的“好事“ 。因此，有些人的反映的激烈程度是出乎意料的。
5、但是，因害怕而不敢揭露谎言，不敢举报造假的史料研究者，不能算是真正的史料研究者。史料考证工作者的良心、胆略和勇气，也表现在如何对待自己的考证成果上。如果自己后来发现了问题，或者别人指出了问题，就必须勇敢地承认和纠正。重视史料考证本是我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现代的史料考证工作者，应该而且必须直接继承历史上的“朴学”、“乾嘉学派“的传统。这毋须讳言，且当引以为荣。就怕够不够继承者的资格。先贤曾说：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说和剽窃为大不德。这也是我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现在我认为还须添上几句：轻信伪证为不德。制造伪证为大不德。尤其是那些诬蔑人民革命、美化
6、反动派的伪证制造者为最大不德，死后必当拔舌，入第十八层刀锯地狱。因此，揭露伪证为大功德。应该得到大家的尊敬。史料之树常绿，而理论则往往是灰色的。最有力的，最雄辩的，只是史料和逻辑。只有扎根于坚实的史料，合乎逻辑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者只要掌握了史料和逻辑这两个东西，就什么也不用怕了。看理论文章和史料考证文章都必须独立思考。空谈理论的文章常常是速朽的，即使不看，不会后悔；重要的史料考证文章是必读的，否则你就亏了。看论文要先看它的史料基础，即可觑破它的水平。没水平的就不必看。看史料考证文章可以不必在乎它的论述和结论，即使它的论点是错的，也可用它提供的史料。对史料，要有敬畏之心。在史料面前，人
7、人平等。史料考证犹如法官判案，必须公正、公开，才能服人。史料必须公开。不能垄断史料。不能利用职权隐匿或销毁史料，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3 0 0 应该建立一门“新文学史料学”，既是“新文学“ 的“史料学“ ，也是“新“的“文学史料学”。“新文学史料学“ 与传统的文学史料学是相通的。不懂“旧文学，不懂传统的史料学，绝不可能研究好民国时期的新文学。这方面尴尬的笑话很多。新文学中的“旧文学( 指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文章等) 更值得研究，有关史料也应该发掘。虽然形式是“旧“的，但思想、内容是新的，当然应该属于新文学。有的旧体诗词文章在民国时期公开发表，造成重大影响，但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上居然一句话
8、也不提，是非常荒唐的事。新文学时期的“旧文学”( 指旧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文章等) 史料也必须搜集、研究。已经对“鸳鸯蝴蝶派”的史料有所发掘、研究，但还远远不够。新史料的发掘公布可以大大丰富、深化我们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史的认识。新史料的发现有时可以改变以前不妥的说法和认识，甚至是完全颠覆此前长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权威”的“定论”。这种荒唐的“定论“ 在我看来很多。新史料的发掘公布还可以揭露历史上和今天有些人的蓄意造谣。新史料必须重视，但并非只重视新史料。史料价值本身无关乎“新旧“ 。新发现史料必须与以前就知道的史料相结合，融会贯通。史料研究者必须将老史料“烂熟于心，才能认识新史料的价值。史料研究者的真本事往往是能够运用常见史料、普通书而看出新问题。新史料也有层次的高低性的问题。要特别重视高层次新史料的发掘。当前较重要的是抢救、发掘原始档案、日记、书信、笔记、未刊稿、旧报刊等。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也应该抢救，但那是次一层次的史料。对当年国民党控制下的“文艺运动“ “文艺刊物”等史料，发掘、研究还很不够。必须关注域外新史料。史料的发掘是没有止境的，研究更没有止境。特别注意揭露伪造的“新史料”。还应该注意避免以误正误。辨伪与论真都很重要。要学习辩证法。例如，一般说来孤证不立；然而，孤证也未必不立。有时一个证据就能说明问题。3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