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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级教师徐珍华特级教师徐珍华谈国学热谈国学热2005 年 5 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这两则文化消息使得“国学”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其中不无媒体炒作的因素，但“国学”、“儒学”的问题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为人文知识分子所关注，曾有过多次讨论。这已经是第三四轮了。这次的“国学热”可以说是去年“弘扬传统”热的继续。年初我曾著文戏称 2004 年是“保护传统年”。因为“那一年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知识界中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都发现了传统的重要，从不同角度提出要保卫传统。例如，以儒家自命的人们发出倡导少儿读经的呼声（这大约也是顺应了
2、无论倡导何事都要从娃娃抓起的思维定式），并与一些时髦学者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儒道救国的小小思潮；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突破了历来以进步、革新为正面价值的藩篱，宣称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灵漂泊，精神虚无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构中国精神。而再文明化获得和重构的中国精神要素自然也离不开古老传统。甚至连带有官方色彩的作家、艺术家与学者也在发表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时，也津津乐道传统文化的东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而现今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仿佛是这些想法的落实，而且大张其名-国
3、学。“国学”的前世今生“国学”这个带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来自日本，“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到清代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 年）。曹聚仁先生还说：“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 19 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日译章师的国学概论，便是支那学概论。” 最早使用“国学”这个词的，据桑兵考证是梁
4、启超,他于 1902 年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与梁氏维新派相对立的革命派章太炎，1905 年在东京办的与其相类似的刊物叫国粹学报，似乎有意识地避开了“国学”这个词。然而，章太炎在日本时期就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们从鲁迅文章中还可以见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骘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革命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据授课的记录稿出版的国学概论也风靡一时。在最初三年（1922-1025）就印了 10 版之多，可以想见当年受欢迎的情景。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
5、之无愧的。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政治国学。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流亡日本、在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就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章太炎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傲。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为谏书之类）。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以一切旧记为不足观”、“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
6、派”（清代中叶复活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们说，章太炎的“政治国学”只是鼓舞国民政治热忱的，并非是把经学运用到现实政治操作中的“国学”。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道路，都是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虽然太炎先生未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虽然仍是著作讲学不辍，但这些活动主要
7、是学术的。章太炎先生曾经一度反对过白话文，但影响不大，最多也就是使得主张白话文的鲁迅不敢上门拜望了。康有为虽然屡有“尊孔”、“读经”的呼吁，但调门很大、回响极小，常常流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启超先生早已随着时代前进了，与乃师分道扬镳了。因此“国学”这个词很快就活跃在中国学人之口了。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新异的思潮涌入。而统治者认为“治理中国之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尚贤堂纪事第六期），虽是美国人李佳白的话，却颇合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死把住权力不放的统治者面对许多新说，还是觉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因此，“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就被这些“阔人”所选中，成
8、为敲开“幸福之门”的敲门砖。一些依附“阔人”的“学人”自然也就起劲地展示其“二丑艺术”。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就是此类，他们或明或暗地向当局贡献条陈，于是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一类的东西出笼了，令人啼笑皆非。“阔人”的帮闲在鲁迅的笔下有点漫画化，但是像现实中遗老孙雄（师郑）写读经救国论，巴结新贵教育总长章士钊；康圣人为“辫帅”张勋草拟治国方案；以及章士钊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与鲁迅笔下的人物相去有多远？他们或许都有过光荣的历史，但他们不珍重自己的过去，外人如何给他们涂脂抹粉？然而时代毕竟变了，“
9、阔人”不仅没有成功，而且他们的演出在当时来看也是一场喜剧或闹剧。这使得帮闲者的处境更为尴尬。“新国学”要找出个五千年文明的脉络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断历史，弃“国学”于不讲呢？我看不是。鲁迅就曾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胡适也倡导整理国故。这些“五四”时期反传统的骁将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然而他们不是以古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更不是把它当作“应帝王术”去推销。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学精神去重新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许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国学系，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等大学还相继建立了国学研究院或国学
10、研究所。此时的国学不仅不与新学或西学对立，而且借助了西方传入的新方法。许多国学家还是饱学的欧美留学生，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典型。这时的国学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国学了。刘半农说：“我们只须一看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作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仓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子、而闹复辟
11、！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敦煌掇琐叙目叙）这样的“新国学”可以分散到文学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政治学等等许许多多的科目之中去，不必非要以“国学”相标榜或自炫。“国学”不能成为现代的主流学派上面简单地说了一下清末民初国学研究的背景及演变。自五十年代以来，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和苏联的影响下的我们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
12、见论语批注）。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这里不说那些乘此机会起哄炒作的求名争利之徒，以及那些像高尔础、四铭一类炫世自售实际上另有所图者，真是有不少真诚的学人认为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是能够济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这种意见实际上是文化万能论。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的话，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看作是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这种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统和价值观念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间，我们的努力目标从经济形态上来说是工商社会，从制度建构上说是法治社会，从人与人关系上来说是契约社会。从自然经济和宗
13、法社会中生发的许多观念是不能适应这个转变目标的。儒家为什么强调“义利之辨”，谴责人们谈利，因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必考虑效率，有饭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会第一要讲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爱有等差，排斥异类，全家、全族以大家长为核心，传统上又是家国同构，国内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这如何与现代的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接轨？而契约关系要求交易双方平等，这在传统社会中就很难实现。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发展的最为详密与完善的，地球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份了。然而就根本价值上来说，它不能促进和适应当前的社会转型。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可能比工商文明更贴近人性和生活
14、，它缓慢的、周而复始的节奏更能给人们的生理与精神带来更多的放松，这些都使它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它将会被更多的人所钟爱，甚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许多人也可能走入这个行列。然而它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机制而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痛心疾首。小学生该不该读弟子规我想到这个问题是源于最近一场争论，即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随之湖北部分学校专门对三字经等经典文本进行了删节，重编后再让学生学习。于是，删还是不删？便成了一个问
15、题。这个问题源于 2007 年启动的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倡导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于是，中小学生诵读蒙学小书蔚成风气。我对这场“读经”热，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曾指出儒家经典是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儒家学说虽然有它超越的一面，但就总体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皇权专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传统经典中、特别是用来教育当时少年儿童的蒙学书籍更是充斥着这种意识形态，让刚刚接触文化、有待于启蒙的儿童诵读这些，害多益少。为什么说“害多”？因为这些典籍中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强调“君父”对于他统治下子民、臣民的绝对权力。如果说原始儒学中孔孟还主张处于上位与下位的不同人群的相对关系，
16、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父慈子孝”等，不赞成单方面的权力或义务。可是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皇权专制日益加强，产生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限制、甚至要消除出于人性的正当欲求，这样，孔孟所倡导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相对性主张也被消减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把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君权越来越强，几乎涵盖了一切。在这种情势下，强调统治者绝对权力的，所谓“君要臣死，臣若不死为不忠；父要子亡，子若不亡为不孝”就出现了。这在通俗文化和蒙学中表现得特别强烈，上面所引就是出自明中叶成书的大唐秦王词话。弟子规是清初李毓秀写的，这本小书就是讲怎么做弟子（儿子、兄弟，总之是在宗法网络中处在下位的人）。作者不讲是非，片面强调服从。比如书中讲到“孝”时有云“亲憎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六句意思是父亲越不喜欢你，你越应该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