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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答共识网共识网网友问网友问1 1、横玉箫、横玉箫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再复先生您好！我读过您的很多访谈。非常感佩您的勤勉努力，为中国文学批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看您从福建小山村一路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我读到您讲青少年时代饥饿体验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想请问先生，在今天这样一个阶层固化的时代，农村里的穷孩子如果想象您一样踏实做学术，还有出路吗？做学术是不是一定要良好的经济基础做前提？答：我原先也是“农村里的穷孩子”，幸而从初中到大学，都有助学金支持。初三每月 3 元（人民币）；高中每月 5.5 元；大学每月 13 元。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尽管我对“教育”有许多批评，但还是衷心希望
2、我国的教育部门能承继这个支持穷学生读书的好传统，不要把这个传统“改革”掉。你问“出路”的问题，我的回答非常决断，那就是“有”！前提是“踏实用功”，而不是“经济基础”。关于“出路”，价值观不同看法也会不同。有的以“出人头地”为出路，有的以“荣华富贵”为出路。我们当然要扬弃这些世俗的出路观念，而以“诗意栖居”和“精神价值创造”为出路。这个意义上的出路，并不取决于环境，即不取决于生活的外部条件。正像自由，我认为自由的赢得，不能等待外部自由条件的到来（如上帝的恩赐或权力中心的恩赐），而是取决于自己。即自己觉悟到自由才有自由。同样，也只有意识到“出路”就在自己的身上才有“出路”。一切都取决于自己，包括出
3、路。读中学的时候，“安徒生童话”中的一句话给我以极大的启迪（启迪了一辈子），童话说：“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告诉我：关键是你自身（是否天鹅蛋），而不是环境（养鸡场）。中学课本里有鲁迅的故乡，大家都会背诵鲁迅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提醒我们：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可是，我不满足鲁迅所言，自己对鲁迅的话悄悄作了补充。至今我还常对自己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固然可成为路，但即使走的人不多，甚至没有人走过，我也要独自踏出一条路”。这一直是我内心的绝对命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都以“自己踏出一条路”为人生宗旨。许多朋友都说我是“心理的强者
4、”，所谓“强”，就是认定：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包括决定自己的出路与前程。即使处境像庄子那样，只能以编草鞋为生，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落入“地下室”与“西伯利亚”，我也要顽强地阅读、思索和写作。说我是“心理的强者”，不如说我是“信念的强者”。出路就在磐石般的信念中。2 2、百度、百度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告别革命第八版问世感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历史在悲剧中前行。所谓悲剧性，就是历史的前行一定要付出代价，或伦理代价，或道德代价，或文化代价，或感情代价。”就此观点可否举些例子？比如伦理代价?感情代价？就现阶段社会的发展代价体现在哪？房地产？腐败？股市？3 3、穷理正心、穷理正心 # #我
5、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非常同意先生的“吃饭哲学”。对于“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却有些不解。能否举个例子说明改革开放的“悲剧性”在哪里？答：两个问题意思相近，我一起回答。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的“百年之裂变”、“千年之裂变”，这是伟大的壮举。但又带有巨大的悲剧性。悲剧性在哪里？现在的中国，一方面繁荣富强，阔步前行；另一方面则是“贪污”横行，“腐败”横行，“八卦”横行（包括妄言、谎言、谣言等），“赌场”横行（包括彩票、买卖官衔）、“潜规则横行”（丧失做事做人原则）。这“另一方面”，全是悲剧。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带悲剧性。因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得打破“大锅饭”，“让一
6、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开始分化。分化即悲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允许欲望先燃烧起来。“欲望”，乃是人类身内的魔鬼。邓小平的历史功劳，首先是打开中国的“潘多拉魔盒”，把魔鬼（欲望）释放出来，使中国变成一个“有动力”的国家。有动力才有大发展。（先前的“抓革命、促生产”乃是假动力）。“恶”可以成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从历史主义角度上说，释放欲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伦理主义上说，这是打破“平均”，是让“魔鬼”出笼，是给“恶”提供机会。果然，魔鬼一旦出笼，它就按照自己的逻辑进入历史平台。它用金钱抓住所有人的神经，用权力腐蚀所有人的“原则”，用“股票”这种现代鸦片吸引所有人的
7、胃口。（一谈“股票”就兴奋，就亢奋）欲望还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共和国的“价值天宫”，把原来的价值观搅得一片混乱。让人们一说起钱势权势就眉开眼笑，一说起学问真理就愁眉苦脸。尽管我对“魔鬼”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谷俊山、等喝血的生物出现时，还是目瞪口呆。他们如此疯狂，已越过悲剧变成荒诞剧。我们明知“魔鬼”厉害，但又不能不释放它。因为，魔鬼又确实带给你“动力”，带给你“激情”，带给你“发展”。你不发展，就成弱国，就得挨打。告别革命中讲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就讲这些道理，就讲发展肯定要带来“腐败”，而“腐败”又恰恰是历史车轮的“润滑剂”。这种困境便是悲剧性困境。要从困境中走出来，不能去消灭“欲望”
8、，宋儒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是行不通的。只能承认人的欲望权利即承认欲望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让魔鬼（欲望）泛滥横行，那该怎么办？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动破脑筋，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这就是“用欲望制衡欲望”，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文科学公式。除了“制衡”，别无他路。制衡包括政治制衡（三权分立等）、经济制衡（反垄断等）、文化制衡（言论监督等）。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解决“制衡”问题。4 4、杨军、杨军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吃饭哲学很对，老百姓肯定懂，但是吃饱以后怎么过渡到第二阶段？好像不是说只要吃饱了人就自然要自由的，现在人都是犬儒的，有解吗？答：前年（2013
9、年），我和先生共同为友人章小东（原收获杂志主编章靳以之女）的长篇小说吃饭作序。在序文中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并用鲜明的语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活着当然还要追求“意义”，追求“自由”，追求“诗意栖居”（诗意地活着）等等。我们在序中还说，人长了一张嘴，不光是为了“吃饭”，还要“说话”。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最可行的是两项：一是“党内民主”；二是“增加言论自由度”（即多些说话的权利）。5 5、杨一宇、杨一宇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刘老师认为中国和世界都经不起大折腾，可西方国家经过二战的大折腾，很快弥补了裂痕和创伤，携手共进了。可中国不要说和
10、日本，就是本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大折腾后，左右两派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为什么？有文化上的原因吗？还是一股脑地是体制的原因？答：我说的“大折腾”，是指“大革命”，包括近年来“阿拉伯之春”式的大革命。现在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都在经历“大折腾”后的大麻烦。光是折腾后产生的“难民”，就足以让西欧一些发达国家手足无措。更不用说这些折腾国家的国内惨状了。中国的国内问题确实不少，但美国的社会问题就何尝不多？问题永远都会有，甚至成堆，但解决的办法，从宏观上说，还是改革（小折腾）比革命（大折腾）好。所以我不希望中国和世界发生戏剧性的变动（革命战争、世界战争）。我天生厌恶一切血腥的游戏，不管这些戏剧打
11、着什么旗号。西方二战的大折腾，留下“两个阵营”的对峙，至今还布满重新燃烧的危机。乌克兰的火药桶，一点就着。美国的南北战争，至今还有伤痕。中国更是如此，国共两党的大折腾，“文革”两条路线的大折腾，到现在还是“仇恨未了”。“血”的阴影是最难抹掉的，最好是不要流血，我认为，各国领袖的第一使命应是避免战争，避免血腥的戏剧性大变动。各国的民族性确有差别，例如美国这个国家，天真而讲实用主义，它不太记仇，和越南打得死去活来，现在只要有利可图，很快就会言归于好。而中国却老于“世故”，善于记仇，所以一旦大折腾，更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所以我在香港首届两岸论坛上特别提出一种期待，希望 21 世纪的中国，能
12、成为“没有内战、没有革命、没有饥饿”的世纪。中国“牢记仇恨”、“势不两立”的弱点，除了制度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6 6、声光影、声光影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我想请教刘老师的是，历史进程往往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社会到了一定的阶段，例如晚清那样的时期，是要像康梁那样改良还是像孙文那样革命？一旦到了晚清那样的积重难返，像康梁那样改良恐无良效，而如孙文那样的革命，就成了大折腾。按照告别革命的思路，刘老师认为，当前我们这个社会，能通过小的折腾或者改良，避免质变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吗？答：告别革命（暴力革命），避免暴力革命，只是我们的一种希望，一种期待，一种甘地、托尔斯泰式的愿望。但是，托
13、尔斯泰表达了“非暴力”、“勿以恶抗恶”的愿望之后，即他去世之后的几年里（1917 年）就发生了十月革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像晚清那样破烂的时侯，人们是不会理睬我们的“告别革命”理念的。但我认为，我国的当下社会不是晚清，它虽有不少社会问题，但还是可以通过改良（小折腾）来解决。邓小平改革的时候，也曾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但他还是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我和先生一样，对于中国的未来还是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寄希望于改革，不轻言“绝望”，也不愿意看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戏剧性大变动。7 7、BrianBrian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我个人觉得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困难，经济达成共识比较容
14、易，而政治搞不好就会无序，低效，经济我们搞了 30 多年已经令人瞩目，但政治最终还是在人，人的价值观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请问刘老师，您赞同只要顶层设计好，即使地方自治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展不够，也能做好政治改革吗？答：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容易，先生说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难，大概是指“实施”经济改革可能更复杂、更麻烦。凡是大改革，都有“发动”、“实施”、“调节”等几个阶段。李先生说的应是“实施”阶段。我国的政治改革尚未“发动”，一旦发动，实施起来的确并不太难。倒如一旦宣布解开党禁，明天可能就会有一千个政党注册；一旦宣布解开“报禁”，明天也可能有一千家报刊注册。政治改革困难之处在于“发
15、动”。这当然很费“思量”。“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可行吗？多党制可行吗？一旦想通，颁布即可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下决心也很难，甚至比下“经济改革”的决心还难。我倒是比较赞成政治改革不一定要等待“顶层设计好”，也可以考虑先在基层发展一些自生长、自组织的能力，包括公民社会、私立学校、局部直选等等。总之，政治改革在一个大国里进行，重要的是多做试验，不要迷信一声政令便会通盘改观。而经济改革，真的是麻烦复杂极了。每一项改革都关系到每一个个人的前程，每一个家庭的饭碗，每一个乡村与工厂的兴衰。当然，我在这里只能是“纸上谈兵”，并无确实方案。8 8、朱天恩、朱天恩 # #我要问学者我要问学者# #“革命”的哲学
16、意义是什么？答：关于“革命”的哲学意义，我以前讲过两次。一次是使用“易经”的语言。按照郑玄（郑康成）的阐释，易经包括“三易”，即“简易、变易、不易”。易即变化。革命的哲学意义便是“变易”。但它不是“简易”，即不是从简到繁的渐进与量变，而是“突进”、“跃进”、“质变”、“裂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喜欢讲“大跃进”，喜欢讲“飞跃”、“质变”，其实都是讲革命哲学。而改良则讲“量变”，讲“演变”，讲“渐进”，讲“一点一滴的累积”。“告别革命”包括告别“大跃进”、“大变动”等激进高调。在革命思潮覆盖下，我们过去只讲“变易”，不讲“不易”，这也是片面的。其实，天地万物之中，有些是永恒不易的真理，那些基本的人生诉求就不可变更。例如易经所讲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我和先生所讲的“吃饭哲学”，都是不易之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种族，都不能改变这些基本道理。即使革命，也是要让人活，不是要让人死。（这是鲁迅说过的话）。除了使用易经的语言，我还用自己的意象语言作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