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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媒体发展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德国媒体发展的伦理困境与对策2013-06-17 第第 02 版：当代世界版：当代世界作者：林雅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602不论是德国公私双轨制的广电体系，还是追求分散多元、信息均衡的私营报刊业，或是落实到各联邦州的媒体立法权，无不充分体现了德国大众传媒独立于政党利益与政府权力之外的品格，为德国二战后公民意识的培养壮大，为德国迈入现代民主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目前德国的大众传媒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媒体发展的伦理困境 其一，高度的集约化与垄断化导致媒体自由与客观公正遭受严重挑战。以施普林格集团、斯图加特报业集团、西德意志汇报集团以及杜蒙邠邵贝尔出版集团为首
2、的十大出版集团垄断了德国报业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以鲍尔（Bauer） 、斯普林格（Springer） 、博大（Burda） 、古纳雅尔（Gruner+Jahr）为首的四大出版集团则占据了德国期刊市场 60%的份额。此外，德国的私营广电则主要垄断在贝塔斯曼集团与斯普林格集团手中。这样一种愈演愈烈的媒体垄断显然对媒体的客观、公正、自由等基本原则产生了巨大冲击，打破并改变了德国媒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其二，德国公法广播电视业所面临的经费紧张问题，对其公共性地位产生了威胁。自 2013 年 1 月起，GEZ（德国公法广电收费中心）所推行的强制性广播视听收费，在德国社会引发了诸多不满。其中，来自中小企业
3、的反对声浪最大。许多民众对其独立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公立角色产生了质疑，认为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的交织，甚至可能涉及联邦十六州广播委员会利益均沾的黑幕。此外，民众也对近年来公法广电的节目质量与市场竞争力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将威胁公法广电的独立性与其所奠定的德国广电体系的双轨制。其三，新媒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终端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异军突起，大大改变了德国大众媒体的传播格局。由此所带来的信息全球一体化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基础遭受动摇，建立在传统民族国家架构内的信息自由平等无疑也将陷入困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市场中所出现的享有专门化信息服务的富人与接受同质化信息轰炸的穷人这一新的等级差别。此外，
4、新的传播方式带来的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对德国 1973 年制定并实施的媒体伦理规范 （Pressekondex）产生了一定冲击。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媒体报道、电子化信息渠道的核实、公民记者概念的界定、网络谣言的散播等诸多问题上，传统的媒体伦理难以进行有效规范，亟需制定新的互联网媒体伦理守则，并加大新兴媒体伦理教育的力度，培养公民的新时代媒体素养。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从根本上指向了在全球化与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中，新闻自由原则与媒体伦理之间几乎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冲突。新闻自由赋予媒体从业人员乃至每一个公民自由报道与言说的权利，德国也以新闻记者身份的不受限制为荣。但是，对于报道方式、程序、内容及其社会影响，如何
5、进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就成了一个难题。为了不影响新闻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德国取消了国家对新闻媒体的集中管理，并倾向于媒体业界的自我规范。但是，目下德国呈现出了典型的传媒集团集中化的趋势，理想的自由市场竞争被垄断所替代。这种垄断已经从传统的横向企业融合，发展到了纵向的行业间联合，出现了许多跨媒体领域的巨型传媒集团。这些巨型媒体集团与商业以及政治权力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他们凭借技术上的优势，获取了巨大的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并不断将其触角延伸到原本独立而有效的社会公共领域，由此制造出他们想要生产的事实，传播他们想要生产的价值，甚至凭借其影响力介入国家的政治程序，进而影响到每一个公民
6、。因此，重新考虑伦理问题，尤其是正视媒体伦理问题，是当下德国媒体发展中的迫切问题，同时也是世界媒体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媒体的责任伦理承担 我们知道，伦理在基本规范上是一种具有普遍义务性、具备价值导向的伦理建构。那么，如何才能将媒体规范运用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呢？诚如马克斯鐸韦伯在以政治作为志业中所言，权力必须承负其责任，权力越大，其所承负的责任也就越大；个人在进行行动时，必须要对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有所预见，并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责任是伦理原则落实在实践中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其根本所在。在具体的媒体伦理领域中，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如下几个问题入手对“责任”进行探讨：谁是责任的承担者？应该对什么承担责任？
7、为何要承担责任？对谁承担责任？为什么一定要承担责任？无疑，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这一问题引发的媒体伦理论争最为激烈。人们总是要问，在信息的生产、传播过程中，究竟谁应该对其承担责任？是单个的媒体从业人员，是媒体监管机构，还是整个的媒介体系结构？从媒体实践来看，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媒体伦理的规范范围，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的从业者，诸如新闻记者以及编辑等等。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其他的媒体组织，比如出版社、传媒公司的管理层，以及时下的网络编辑、电子信息编程人员等等。此外，人们关注更多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媒体机构，却往往忽视了其他那些为信息传播提供载体的机构，诸如电信企业、网络运营商等等。从目下国际化的电子信息传输发展
8、趋势来看，更多的跨国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也应被纳入媒体伦理规范的范围中来。一种国际化的共同责任伦理必须成为媒体伦理这一新兴应用伦理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为了释清媒体产品在生产、传播与使用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共同责任问题，即谁（个人或者组织）应该是媒体行为的责任承担者。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媒体从业人员，其中包括记者、编辑、作者、通讯员、通讯社等等。他们拥有媒体领域的专业知识，因而代表着媒体领域的专业价值与质量标准，诸如真理、谨慎、准确、公平等等。他们必须首先遵从责任伦理的内在规范进行媒体活动，此外还必须借助媒介团体的自律规范来约束其行为。当然，公众的媒体批判与监督是其实现自律性
9、的基础保障。第二个层面是传媒集团的持有者（在德国主要包括公法广电系统与商业私营广电系统的公司） ，以及各大信息、电信传输集团。他们的核心责任在于，必须要通过相应的自律性合作来为媒体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行为提供有效的组织与运作的条件。即打破垄断，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并且公平公正的舆论环境。例如，他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批判项目的开展，更好地促进与媒体从业者及使用者的对话；向公众开放更多的实时投诉热线，以增进对媒体机构的监督；制定更加严格的媒体质量标准，以促进对媒体机构的长效监督；还可以在公司集团层面上增设伦理委员会，媒体监督委托机构等等。第三个层面是媒体的使用者。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承
10、负着社会的共同责任即“作为一个有充分行为能力的公民，他们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理性批判能力，对媒体产品进行有效监督”，从而为构建一个运转良好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贡献力量。这一层面的共同责任极易为人所忽视，大家往往只关注自身作为一个媒体产品消费者的角色，而未曾真正关注自身作为媒体产品监督者的责任。当然，这一理性、独立、审慎而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媒体素质的养成，必须依靠长期不断的媒体伦理教育才能得以实现。除了以上提及的三个与媒体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与组织之外，还有几个团体也对媒体领域的反思和规范负有相应的责任：其一，自律性的行业组织。主要代表就是成立于 1956 年的德国新闻出版委员会，其下辖投诉委员会，并
11、于 1973 年制定并实施了媒体伦理规范 。几十年来，这一规范根据具体的新闻实践，几经修改补充，已然成为了德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伦理规范手册。此外，成立于 1997 年的“媒体伦理网群”（MedienetikNet-werk）聚集了德国媒体的理论工作者（传媒研究的大学教师、应用哲学与伦理学者、新闻家等） ，以及媒体领域的实践工作者（包括媒介协会、独立出版社、公法与商业广电从业人员等） 。它通过每年一次的大会对各种新型媒体伦理问题进行研讨，并推出年度论文集。这一组织为德国媒体伦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这一类自律性质的媒体伦理组织最根本的缺失在于无法行使有效的制裁与惩戒措施。因此，
12、为了加强其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广大公众对其工作投以关注，进而形成富有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其二，相应的法律监管与监督机构亦在媒体伦理规范的落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团体包括联邦宪法法院（行使执中用权的比例原则） 、联邦议会以及各联邦州的媒体管理机构等等。总而言之，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虽则也面临着新时代的媒体伦理问题，但是他们仍旧通过规范与实践领域的不断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媒体伦理体系。虽然日益集约化的垄断媒体集团对于媒体伦理的威胁，以及公众的新闻利益与媒体组织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中断。但是，坚守伦理之普遍规范性、坚守道德准则的取向性、承担属于自己的共同责任，是人类这一生物存在的意义表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价值讨论及其所带来的伦理坚守，人类的媒体活动乃至人类所有的生存活动都将丧失意义。因此，唯有坚持媒体伦理的价值导向，才能建构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媒体生态，进而保证现代公民社会的良性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