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底层性,农民工、文化行动主义与数码视频电影制作》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特色的底层性,农民工、文化行动主义与数码视频电影制作（1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中国特色的底层性中国特色的底层性 ：农民工、文化行动主义与数码视频电影制作：农民工、文化行动主义与数码视频电影制作澳大利亚孙皖宁1（悉尼科技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澳大利亚 悉尼 2052）邱子桐 译摘摘 要要像其它地方的在地媒体行动者一样，许多农民工开始使用数码摄像机 来记录他们在中国城市里的生活和工作。进而，农民工电影人提供了一些与主流 文化相异且批判的视角。在农民工转变成文化行动者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政治与 文化社会化是必要的呢？这种文化行动主义又产生了何种行动主义想象呢？在这 种文化现象的发展中，非政府组织与文化精英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最后，这种 发展将会面临的挑战和可能性是什么？通过两个
2、个案研究，本文试图回答这些宽 泛的问题。这两个个案分别讲述了一位农民工成为行动主义电影人的故事与一个 家政工参与电影项目所带来的渴望与失望。 关关键词键词底层性；农民工；文化行动主义；DV 电影制作Subalt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Migrants, Cultural Activism, and Digital Video Film Making Sun Wanning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7, Australia)Abstract
3、: Like the indigenous media activists elsewhere, rural migrant individuals in China are now using digital DV camera to produce work to document the lives and work of rural migrants in the Chinese city. In doing so, rural migrant filmmakers provide perspectives which may be alternative to, and critic
4、al of, dominant culture. So what kind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ocialisation is necessary in turning a rural migrant into a cultural activist? What kind of activist imaginary has emerged from this kind of cultural activism? What is the role of NGOs and cultural eli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ul
5、tural phenomenon, and, finally, what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y lie ahead for thi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eks to address these broad questions through two extended case studies of activist initiatives: a rural migrants journey of becoming an activist filmmaker, and the aspiration and frustrations
6、 of a domestic worker film project. Key words:subalternity; rural migrants; cultural activism; digital video film making一、前一、前 言言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国内有两亿一千四百万的移民，构成了世界移 动人口数量的四分之一。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农村。就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 中国经济呈现稳定与快速的增长。但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 农民工没法像城市的中产阶级那样发达起来。事实上，尽管农民工数量惊人并对 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但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层
7、面上，农民工却着实成为了 中国社会的底层 1。曾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支柱的工人与农民，如今却被归类为 “弱势群体”的成员。不断升级的社会不公和层级化引起了社会冲突和不满，而1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 2013-12-13 本刊网址本刊网址在线杂志在线杂志http:/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孙皖宁,女,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中国媒体与中国研究教授,其专著包括 Leaving China: Media,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2002)和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
8、cs of Boundaries (2009)，她是 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一书的编者。 译校者简介译校者简介 邱子桐,女，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2013-2016）。2对这种冲突和不满进行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维持稳定的当务之急。大约从 2005 年 开始，“和谐社会”的话语政权(discursive regime)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旋 律”，并构成了社会稳定性维持(stability-maintenance)的协调与
9、策动机 制不可获缺的部分。在这个话语政权中，被视为最不稳定因素的农民工长期成为 了再现(representation)的对象。 同时，由于政府缺乏对劳动法的政治意愿及有效实施，劳工权益的非政府机 构(Labour NGOs)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其中很多集中在北京和深圳。在这 些机构中，很多都是以非正式草根机构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大多是由那些希望推 进中国人权的国际捐助者建立的。有关这些在中国运作的非政府机构的规模的官 方数据很难获得，因为有些机构注册为公司，而有些则根本没有注册。尽管如此， 对珠江三角洲的劳工权益非政府机构数量的一个估算是大约“几打”，共有约 200人为50个左右的劳工权益非
10、政府组织工作2。 另外一种估算则认为，在中国 注册的劳工权益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30个到50个之间，并且，平均有3到4个的行 动者为1个组织工作 3。尽管这并不是本文的关注点，但这足以证明政府与非政 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多变。其中的一些机构得到了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些支持并不 仅仅是资金上的，而是包括了从与政府机构的紧密合作比如农民工妇女之家 (Rural Migrant Womens Home)的建立 453到与国家监管的雷达下所运 作的独立机构的合作。为了维护工人权利，这些草根机构积极宣传劳动法知 识，帮助他们索要工资与赔偿，为工人们组织培训和文化娱乐活动。然而，尽管 这些组织有着最好的愿望，但它
11、们的立场并不总是与工人们一致。此外，出于非 政府组织的非官方状态，工人们对它们缺乏广泛的信任 3。 由于社会身份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无数话语上和视觉上的调解构型(mediated configurations)，农民工存在于一个被争夺的、充满焦虑的空间。这些争夺 的力量包括了政府的宣传、充斥于流行文化的那些由市场驱动的都市传说、跨 国艺术巡回中的那些所谓的独立、另类或地下纪录片，以及由非政府组织工作人 员和学术支持者们所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行动主义，更不用说在生产和消费所 构成的政治经济的框架中所产生的对中国农民工的工人阶级身份的想象。换句话 说，政党国家(Party-state)、媒体和资本以及
12、它们各自的角色、行动和活动都 对农民工社会身份的构建产生了作用。出于这个原因，有关农民工的构型和想象 必须被放置在一系列因素的联结中去理解。这些因素包括了文化产品的生产 途径的所有权；媒介产品的市场营销与发行的各种模式；媒体从业人员对其专业 的理解；对媒体和文化内容的管控以及对赞助和资金支持的安排。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的象征系统(symbolic system)尤其如此。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生产方式 不断增长（国家的、市场的、独立的以及很多模糊了区别的生产方式）；消费开 始层级化（高档的品味和感觉与低级趣味相对）；媒体和文化的方式与实践（新 闻、电影、电视剧、影院、摄影和文学等都已经在网络上出现
13、）不断繁殖，而同 时又对难以预测的国家管控与利益驱动有着高度的敏感。换句话说，农民工穿越 了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逐渐“多义和融合”(Polysemic and hybrid)的话语空间 (discursive universe)，在这里，“官方的宣传，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情绪， 以及大众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等声音都争抢着被听到” 6。 也许我的观点会过于简单化(出于本文的版面空间的原因)，我认为把农民工 群体的流行再现(popular representations)考虑进来也许是有用的：虽然中国 的城市人口对农民工群体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在流行再现中，这个 群体大多被描述为城市焦虑、迷恋和
14、害怕的源头。这些再现的一个潜在的话语认 为农民工是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因而他们需要被控制 789。同样，作为促进社 会和谐这一最新方针的一部分，近年来，一项由国家启动的政策开始在新闻与时3事报道中加强对农村主题与实践的媒体报道。作为这个思想方针的一部分，国家 媒体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宣传那些模范农民工的积极正面的故事，赞同他们对中国 现代化进程所作的贡献。然而，尽管国家媒体和文化表现形式欣然肯定农民工对 中国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但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仍将农民工视为在 文明、教育和自我发展进程中的原材料，且这个观点未受大的质疑 10118124。 比如说，素质的话语成为了区
15、别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工的标尺，它不仅仍然主导 着国家媒体的再现，还对两者社会流动的策略提供了建议。另外，“作为一种再 现的政权(regime of representation)，素质是用意识形态的方式运作的。 通过这个再现的政权，主体们认可他们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秩序之中的位置” 13。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多数国营和商业媒体从由政府赞助的刊物中的那些自上而下的教条灌输 7到为农民工所办而非其自办的杂志中的那些道德 教育和方针 14都将流动人口视为一个矛盾的空间。 在农民工对主流文化内容的消费与参与中，他们显现出与城市化、工业化与 现代化等宏大叙事不同的定位。他们的身份建构和对自身经验的理解
16、既是对国家 与流行话语的大框架的一种反应，又是在此大框架之内进行着的建构和理解412 9。并且，移民的经验和及其主体位置 (subject positions)的形态必须被放置在他们对“精英现代主义技术”(elite modernist technologies)不同程度的接 受和认同的情境中进行理解 456。而在这个情境中，农民工扮演了需要发展自身 素质的角色 12。比如说，一项研究显示，对于由农家女(中国妇联主办、福特基 金会资助)以及出版农家女百事通现更名为农家女杂志的编辑者们 所组装起来的农民工主体位置，农民工并不愿认同 11。 农民工大多被想象成国家宣传的目标受众、流行文化产品的热心消费者，以 及低端信息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