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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尼格尔读尼格尔 泰勒的泰勒的19451945 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有感有感该书回顾分析了西方战后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讨论了伴随其间的城市规划思想的重大转变包括对城市规划从设计到科学的认知转变，以及对城市规划者从技术专家到协调者的认知转变。 该书作者首先从什么是“城市规划理论(town planning theory)”入手，在指出其概念内涵至今仍处于争议之中后，认为其关键是对“城市规划”的本质进行全面或一般性的揭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用以支撑城市规划的重要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应当包括 3 个核心内涵：良好质量的城市环境的构成元素是什
2、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最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城市环境？如果公共部门的城市规划是其中的条件之一，那么它应该怎么办？实际上，该书正是以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认知进展为内在线索，回顾分析了战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并确定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该书包括 4 个部分共 9 个章节，其中前 3 个部分主要以英国为主论述了西方战后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 3 个历史阶段，而第 4 部分则是该书作者在整体层面上的分析和评价。1 早期的战后城市规划理论直至 1960 年代中期是西方战后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同样也是西方城市规划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关于城市规划概念内涵的主流认知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仍然延续了战前甚至直至欧洲文艺
3、复兴时期的物质规划观点，认为城市规划是对物质环境的规划，并因此与社会规划和经济规划区分对应；以设计为核心的观点，实质上是将其视为建筑设计的扩大化；与以上观点相对应，认为城市规划工作应该象建筑师或者工程师那样，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的构架提供具有同等精细程度和终极状态意义的统领规划或详细蓝图等成果。与以上概念内涵认知紧密联系的，则是将城市规划视为技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或者至少认为其本身不带有任何特定政治价值观或评判的观点。同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因此主要集中在城市设计方面，城市规划实践也主要由建筑师主导完成。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主要由规范理论主导，重点关注于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城市环境，以及如
4、何实现相应的城市规划方案两个方面。在价值观方面主要形成了 4 个广为接受的思想原则：认为应以乌托邦综合的方式去规划和发展城市，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物质和设计的城市规划将所有的问题都一揽子解决，并且普遍抱有进步思想，认为应当将历史发展形成的现状城市进行全部或大部分清理，为新的城市发展让路；对未来城市抱有渴望乡村田园景象的反城市美学思想；主张适应现代汽车交通方式的城市分散发展和道路依交通性质分类的原则，以及对城市土地进行简洁明确的功能分区、并以能够自给的乡村般自治社区为基本单元建构树状结构的城市结构观点；建立在“一致认同”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城市规划目标是特定的公共利益，城市规划实践是实现规划目标的技
5、术过程，而规划蓝图则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方式，城市规划理论为此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选址、规模与布局、城乡平衡、以及内部结构的研究等方面。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既与战前 20 世纪前半段的乌托邦理想有着紧密渊源，又与西方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首先，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经济高增长率和高就业率的发展时期，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热衷于对“富裕社会”的讨论，对未来发展的乐观主义充斥社会；其次，在关系城市发展的社会思潮方面，主要表现为保守思想和激进思想的共存特征。一方面，二战的胜利鼓舞了社会的勇气和自信，使人们普遍相信由政府实施更多的干预和规划不仅能够带来战争的胜利，也能够带来和平发展中的胜
6、利，并因此在政治领域内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民主的一致认同”特征；在经济发展领域，保留市场资本主义的同时公共部门实施了更多干预，并因此形成了混合经济的发展格局；在土地领域，国家保持了对土地发展的控制权的同时又允许市场调节的私人土地和房产所有权；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城市工业发展与沉闷生活的厌烦，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田园诗般环境和生活向往的保守思想；此外，在战后乐观主义的主导下，人们普遍相信能够建设更为美好的未来而无须依托传统，并因此广泛接受了激进的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设计思想。然而，自 1950 年代末期之后，早期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就已经开始逐渐受到全面批判和冲击，主要包括，对
7、其缺乏对城市现象多样性和复杂性全面和深入认知的批判、对其假设物质环境能够决定社会生活质量的物质决定论的批判、对规划者自以为了解社会需求并因此以技术标准替代价值判断的批判、对大规模清除城市贫民窟和建设新城过程中的重视物质环境而忽视社会问题的批判、对蓝图规划过于详细以致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变化需要并因此可能不合理地侵犯了一些地区的发展权利的批判等诸多方面，并由此推动了城市规划理论的新发展进程。2 1960 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1960 年代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转变趋势，分别是将城市规划视为系统和理性过程的视角，以及政治过程的视角。系统视角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 G
8、eddes 的“调查分析规划”理论思想，但直至 1960 年代才被大多城市规划者作为革命性思想所接受，并因此显著冲击了此前以物质和设计为核心的思想和理论基础。系统视角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不同土地使用活动通过运输或其它交流中介连接的系统，城市内的不同部分是相互连接和相互依存的，而城市规划实际上就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控制。由此，进行城市规划前必须首先进行系统调查以了解城市是如何运行的；由于系统内的任何部分改变都将影响到其它部分，因此应当对新发展可能对其它地区和活动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evaluate)，这与早期基于设计和美学的规划审查主张显著不同；由于城市系统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城市规划应当
9、对城市演变进行动态监控、分析和干预，并因此应当更具弹性和便于调整，并因此反对终极状态式的蓝图规划；城市规划也不再被认为是设计和物质规划的技术，而更多地涉及到社会和经济的规划要求。系统思想和理论的出现在回应了针对早期阶段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批判同时，又响应了这一时期的计量革命发展。人们希望这一革命能够象对地理学的发展那样，为城市规划的发展带来新希望，而城市规划理论也因此由早期阶段主要以建筑理论为基础转向以区位理论为基础。理性过程视角主要来源于决策理论，又与两个重要时代背景有关：在国家政治追求社会民主的情况下，政府在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多方合作，而技术专家的建议在政府管理经济和实施国家福利
10、等方面也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则与新的科学信念有关，即认为决策过程同样可以应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而 Popper(1963)提出的“假设证伪”是科学发展途径的思想也对这一时期的理性过程视角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理性过程视角将城市规划视为一种专门的方法，用以发现那些实现目标的政策，以及为此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而与城市规划的目标无关，并由此发展形成了包含 5 个主要阶段2的城市规划理性过程理论。该书作者认为，尽管系统理论和理性过程理论有着共同的前提假设并经常不被严格区分，但它们实际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总体上，它们共同将城市规划奠定在科学的假设基础上，并因此显著有别于早期阶段的艺术假设基础；它们都建立在认
11、为规划有益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理解和相应的控制行动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与现代主义和自 18 世纪以来的科学信念，以及战后的乐观主义紧密联系，并因此与早期阶段的城市规划理论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系统理论关注的是规划活动的目标，因此是实质性的规划理论；而理性过程理论关注的是规划活动的过程或程序，因此是程序性的规划理论。由此，前者属于 Faludi 所说的规划中的理论，后者则属于规划的理论。政治过程视角是另一显著转变趋势。战后主流理论观点一直将城市规划本质视为专门技术，但早期阶段的激进现代主义和乌托邦综合方式的城市规划实践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抗议活动，并因此导致对城
12、市规划本质的进一步反思。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实质上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并且也并非总是存在“常识”性的共同认知。城市规划判断在本质上更接近于政治，而不是技术或者科学，因此将城市规划视为以实现特定价值观念为导引的政治活动更为贴切；对城市规划的评估也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与价值判断紧密联系，不仅涉及由谁来评价那些无法量化的指标问题，更涉及如何计算不同人群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分配规划的收益和成本等问题。基于对城市规划本质是政治过程的认知，理论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规划中的政治问题，包括对城市规划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认知，以及相应的理性规划决策等多个方面。Davidoff
13、 和 Reiner 在1960 年代早期就已经将研究的重点引向对规划者角色和责任的讨论，但在指出城市规划者的职业涉及技术和价值观两方面相关事务的同时，仍视其为技术属性。但到 1960 年代后期，Davidoff 对“技术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判，认为城市规划者应当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承担委托人的倡议者，并应特别关注城市规划中所忽视的那些劣势群体的利益。同期，人们也开始发现代议民主的缺陷并要求更为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Arnstein(1969)关于公众参与阶梯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指出，实质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众参与，其与政治的民主进程相关，并且两者都与权力的再分配紧密联系，由此进一步推动
14、了对城市规划活动的政治本质认知。3 19701990 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经过了 1960 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到 1970 年代初期，对于城市规划的本质形成了是兼有政治内涵的系统和理性过程的普遍共同认知，人们也一度认为已经解决了城市规划的根本性问题。然而，这一理论认知很快又受到了新的批判。批判认为，理性规划理论将城市规划视为抽象的概念而不是社会历史现象，并且以为好的规划程序必然带来好的规划内容或者发现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错误的认知；理性规划模式缺乏对规划实际后果的关注，是缺乏实质内容和空洞的，是错误的“由上而下”的规划视角的体现；城市规划理论应当在揭示规划实践的效果和角色方面取得发展。
15、城市规划效果也由此成为 1970 年代后半段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主要争论内容。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研究发现，直至 1970 年代中期仍然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开发主要能动因素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城市演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城市规划是同样根植于这一背景的非自治性活动，对于城市规划实践效果的解释因此必须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由此，不仅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视野，同时也标志着 1970 年代至关重要的城市规划理论新发展。此期间占据显著地位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研究观点认为，政府及其城市规划在本质上都依托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而并非既定市场体系的反对力量
16、。但却因此引发了关于社会经济基础是否决定“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政府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资本生产模式所决定的等激烈争论，导致不同理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1970 年代末期直至 1980 年代初期的所谓因果(cause and effect)研究争论尽管未能在城市规划的角色和效果方面达成共识，但对于城市发展进程是多种影响因素和能动者在不同环境及权重下的共同影响结果的认知方面形成了普遍共识，并因此引导了相当部分的理论研究者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于理性规划理论的另外批判则与城市规划的实施有关。批判认为，理性规划模式忽视了对城市规划和政策是如何实施的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关注，而作为试图通过某些行动改变世界的城市规划，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集中于规划的行动(action)而不是决策方面。然而，也有研究认为，以上批判是对城市规划制订和实施的错误理解和人为分离，因为理性规划理论原本就是针对规划行动的，而城市规划或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也同样是紧密联系而并不容易区分的。尽管如此，这一批判仍然为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行动视野。理论研究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