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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就是增加公民的选择自由改革就是增加公民的选择自由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读后记陈敏昭（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我国正处在“一切依靠政府的计划和权力指令向经济人自主决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之中，现在正是关键时期。国人也越来越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严格来说，在经济思想史上， 自由选择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琦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8 年版）一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它是在一个电视片的解说词基础之上扩充而成，并与罗斯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
2、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父子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本书因此而贬值。相反，因为它使得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高深的货币主义理论升华成自由主义诉求走向美国民间，从而直接推动了自七十年代中期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尽管书名及书的开头所宣称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旨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能忘怀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是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
3、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具来的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 ，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对“好人政府”的迷信，认为政府官员是“好人” ，实际是在经济学上造就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对着经济人，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自利的；一个标准对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他利”的。双重标准如果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好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非就“内圣外王”四个字。即一个人只有首先搞好了自身道德修养，然后才有资格作官，也就是孔
4、子讲的“修己以安人” ，或者说先“修身齐家” ，然后再谈“治国平天下” ，都在讲当官者必须要有超过一般人道德才行，但吊诡的是,在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于中国的西方， “双重标准”开始也存在。正如老弗里德曼在另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回忆的，几乎从斯密到布坎南以前的经济学界“一直遵循着双重标准” 。向来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对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责难，认为“问题并不在经济计划的改变,.而甚至是计划的扩大” ，但“我们需要的是（计划者也就是政府官员）正确的道德思想的恢复回复到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统的道德价值观” 。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开始也认为， “政府官员（无
5、论是通过选举的还是任命的）都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 ，因而，经济学家所要作的，只是告诉“那些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政府官员如何去做才最佳”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结束，是由詹姆斯布坎南以及戈登塔洛克两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因而自由选择一书承认对此的分析是循此二人的理路。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政府官员也作为经济人看待，他们也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在“最大化他们的偏好” 。尽管他们不参与市场交易，但他们与民众之间实质上是交易关系：民众以纳税的方式赋予他们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他们则利用自身的资源为民众公共利益服务，他们是民众雇佣来为民众服务的。这一理论被认为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运作方式及政
6、府官员行为的选择。在经济学上，这种理论还终于将私人决策与公共决策两个看似不同的决策过程统一起来了，如同物理学中统一场理论一样。这一理论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老弗里德曼深刻地指出，它告诉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由此，它宣告了“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带来的效应却是十分积极的。一方面，由于将政府官员看成是经济人，政府则不过是由民众花钱雇佣来为民众提供服务的经济人组成，所以，我们首先要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不是高于民众，官员不是高于百姓。相反，官员真正是“公仆”：不是我们某些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形而上”的公仆，而是作为雇主的公众花了钱雇佣过来的仆人，他们
7、理应按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就是由这些仆人组成。因而， 自由选择一书中说，要“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官员也不过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加之民众又通过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交给了政府，因而，始终存在着他们利用政府的名义亦即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增进私人收益的可能，即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就是自由选择书中所言， “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层谋利益” 。正是基于此，书中提出，一方面要尽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利过分膨胀，另一方面要通过权利的分设，以权利制约权利。两方面加总，即限权与分权。现代国家吏治的理论根据就滥觞于此。今天，当新一届中央政府经过所谓的“大部制”改革后开始履新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即便是完全有“好人”组成的政府，也不要把权力看得过于神圣，不要滥权，不要主动行使权力，而是“保守地”执行权利委托人（人大？政协？人民？）的法令，留一片空间给社会和个人，让他们自由地做选择。从古到今，政府始终都是人们的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绝非万能的，它必须是有限制的。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当人们的个人自治和社区自治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政府还是要行使有限的权力。2013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三门峡上阳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