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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想象与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_现当代文学论文_文学论文_内容提要：内容提要：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关于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社会观念问题曾经有过以“阶级性”为中心和以“人性”为中心的斗争，但从学理上看，都是以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念和一元性的文学想象为特征的理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 “痞子文学”的社会影响开始，出现了文学想象和批评中的身份分裂现象。而从 9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以来，文学想象中所体现的社会观念越来越离开了传统的价值冲突，而演变为不同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因此而为当代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启示了新的研究目标和前景。关键词关键词：文学想象 文化群落 身份冲突一、阶级性与人性一、阶级性与人性自
2、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传统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重点问题。早期的文艺社会学观念受苏联当时的文学观念影响，把文学的政治倾向性或阶级性视为文学最本质的属性。这种观念后来被苏联文学理论界批评为“庸俗社会学”。到了80 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也逐渐接受了苏联学界的这个批判概念，认为这种观念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是对文学“内部规律”的忽视。从整体上回顾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甚至 80 年代初的中国文学理论观念，除了那种简单地把文学等同于政治的阶级论文学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就是“典型”观念。尽管 80 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努力从文学
3、的“内部规律”角度给这个概念更多地赋予审美方面的意义，但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这个概念的起源恩格斯对哈克耐斯城市姑娘的批评中所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看，毫无疑问这本来就是个关于文学形象的历史社会意义的概念。事实上，自 50 年代以来讨论文学形象的“典型性”概念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讨论文学形象的社会属性问题。这个观点走到最极端便是“三突出”，即相信文学应当表现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形象。无论是阶级论还是典型论，都体现了一种一元论的文学想象，即相信成功的或优秀的文学形象必然要体现一种正确的或者说先进的普遍价值观念。传统上与阶级论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学观念是人性论观念，即相信真正伟大的文
4、学形象应当表现的是普遍的人性。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人性论都曾被作为与阶级论对立的错误甚或反动观点而遭到批判。但如此长期持续的批判恰恰也证明了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和生命力。人性论观念虽然与阶级论或“庸俗社会学”观念对立，但并不表明这是一种非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人性论文学观念同样关注文学形象的社会意义。不过这种文学观念所隐含的文学想象是对普遍人性的想象。这种普遍人性意识在苏联 50 年代的“解冻”时期和中国 80 年代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时期有意识地作为阶级论文学观的对立面出现，因而表现得最为鲜明甚至戏剧化。阶级论者认为现代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而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属性
5、最重要的就是或隐或显的阶级属性；因此，文学应当表现的社会性从根本上说就是阶级性。人性论者所持的观点当然正好相反，认为阶级性只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各种特殊形式的背后存在着更普遍也更具有终极意义的共同属性，就是所谓普遍的人性；文学的社会性从最深刻的意义上就是要表现那种普遍的人性。尽管阶级论和人性论近乎势不两立，然而从文学所体现的社会意识而言，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二者的共同点。简单地说，这两种文学观念的背后有一种共同的文艺社会学公设，就是相信文学形象所表现的社会意识应当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显然，由于这两种观念的冲突而形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正是一元论观念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无论对于阶级
6、论也好，人性论也好，都认为文学所表现的社会价值应当是正确的和普遍的，因而从最终意义上讲也是唯一的。在传统的文学观念论争中，无论人们对文学形象的社会意义内涵在认识上有多么大的分歧，对于文学的社会价值的一元性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疑问直到 80 年代后期“痞子文学”出现为止。二、二、“痞子痞子”与身份意象与身份意象在文学观念出现重大变革的 20 世纪 80 年代，经典的文艺社会学理论受到了怀疑和挑战。怀疑和挑战不仅仅来自理论研究中突破教条束缚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文学经验的冲击。80 年代前期，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和意识流冲击传统的文学观念时，人们还可以把这些反传统的文学经验纳入到传统理论
7、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进行评价，判定这些文学所表现的社会意义是进步的、正确的抑或是反动的、错误的。而当王朔那些玩世不恭的“顽主”小说出现时，关于文学的社会意义理论遇到了真正的麻烦。起初当一些批评家把王朔的小说称为“痞子文学”时，是想批判这种文学的消极价值。王朔小说中的那些“顽主”们拿各种政治语汇“开涮”、戏仿和嘲讽正统意识形态所推崇的革命精神或道德理想；而小说的叙述者似乎不但没有对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态度有所批判，反而带着欣赏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痞子文学”在嘲弄了正统意识形态之后，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具有普遍意义或终极追求性质的高尚道德理想。这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是一种价值观念失落的消极现象，所以当他
8、们把王朔的小说称作“痞子文学”的时候，不仅是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是一群“痞子”，而且小说的叙述者或作者也被归入了“痞子”之列。“痞子”是个贬义词，这就是说，这种批评表达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一元论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痞子”即使不算坏人，也肯定是一种在价值观念上应当被否定或改正的角色。如果拿过去几十年中人们所习惯了的的社会价值观念来衡量，这种“痞子”应当算作是一种介乎进步和反动之间而倾向于“落后”的人物；如同过去的文学中常见的那类“中间人物”一样，可以通过批评教育转化为进步，也可以因为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而堕落到反动；总之他们是二元对立框架中的某种游动成分，他们的存在及其道德意义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社会价
9、值观念的二元对立结构。比如王朔的动物凶猛、橡皮人、许爷、玩儿的就是心跳之类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就可以被当作这样一类或者可以变好或者可以变坏的小流氓或“痞子”。但这种极端的形象并不能说明什么。这种文学现象真正复杂之处在于，更多的形象其实无法进行这样简单的归纳。特别是当顽主、大撒把、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没完没了等从早期的“痞子文学”派生出的一批电影和电视获得了大量观众后，这种形象的社会属性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叙述者还是喜欢这类作品的观众，都不再可以简单地统统当作小流氓“痞子”而纳入到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去。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前期，正统意识形态的和反正统意
10、识形态的批评家们都对“痞子文学”戏拟和嘲讽道德理想的文化态度嗤之以鼻，这使得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分析这种文学时遇到了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痞子文学”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化归属经验。换句话说，“痞子”不是传统意识形态结构中的“落后分子”或游动于进步和反动之间的中间成分，而是正在形成中的一种亚文化群落他们既不认同“进步”也不认同“落后”或“反动”，而是在对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结构的戏拟和嘲讽中表达了与传统价值秩序疏离的另外一类特殊的文化身份。起初当人们称这种身份为“痞子”的时候，还只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把他们当作一种社会文化中的离散现象。然而随后的文学论争却表明，这不是“正派
11、人”和游荡街头的个别小痞子之间的冲突，而是具有不同文化身份自觉的人群之间产生的冲突。文学形象中表现的这种身份差异在批评中的显现是一个略为滞后的现象。90 年代前期，一部分文人曾经发起过一场对王朔们进行精神讨伐的十字军之征，这就是以“二张”（张承志、张炜）与“二王”（王蒙、王朔）的观念对峙为发端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是以预设的二元对立价值立场为前提的：正方的立场是坚持“人文精神”、以终极关怀和崇高的道德理想“抵抗投降”；他们设定的反方立场当然是“投降”者，即以商业利益取代社会进步理想的“媚俗”文学。然而这次讨论的实际状况却显示出，这场十字军之战的阵线远比人们预设的“崇高”与“庸俗”二元对
12、立结构要复杂得多。作为坚持“人文精神”的一方，对于什么是“人文精神”的理解不仅言人人殊，有的甚至是大相径庭：与宗教精神对立的世俗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的情感需要、与物欲对立的终极关怀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心雕龙中“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的圣人之道而“庸俗”一党同样也是五花八门，实际上王朔和王蒙二人就在价值观念和创作旨趣方面都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被纳入这个阵营的其他人了。从这时起，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面临着分裂和重组。大约从 90 年代前期开始，一些文化研究学者逐渐注意到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不再能够简单地用二元对立的模式解释，于是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提出了三元文化格局的观点，即认为当今中国
13、的文化格局是由主流文化（也被称作主导文化或正统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种文化力量构成的。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学者通常都以人文知识分子(也就是文化精英)自命,所以他们在他们看来，文学的社会使命仍然是介入二元对立的价值冲突，不过现在是两个维度上出现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是激进主义的精英意识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文化精英的人文精神与大众的商业化趣味之间的对立。事实上，前一种对立主要是 80 年代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形势；后一种对立则是自“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的许多人文学者所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这种三元文化格局的社会描述仍然带着很大的想象成分。从文化批判和文学批评的立场来看，
14、这个三元格局的中心是精英文化。如果说在 80 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的确形成了一种既不听命于正统意识形态、又不混同于普通民众，以先驱和启蒙者自任的精英文化意识；那么到了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文化精英的概念在阐释中国社会文化现状时是否还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就很可疑了。实际上在“文化精英”这个概念下面已经包含进越来越多的文化身份差异：人文知识分子与行政型知识分子、技术型知识分子等形成了很不相同的群落；即使是人文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等等不同的学术观点演变成的政治、文化立场也在制造着不同的身份意识；进入 21世纪后这种分化就更加突出了。这种情况下再谈论某种统一的精英
15、文化显然已失去了确指。而作为“人文精神”讨论中与文化精英对立的 “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则更为复杂。自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口号以来，文学与大众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自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谈论的“大众文化”却是个含义朦胧的概念。讲话中所说的“大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指的是以工人、（尤其是）农民为主体的普通老百姓，而且特别强调了这种处于文化“普及”层次的“大众”与主导意识形态在文化身份上的一体性。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大众”指的是所受到的文化教育较少但思想意识健康、服从意识形态引导的民众。而在 90 年代的文
16、化批评热潮中，许多学者所谈论的“大众”和“大众文化”，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影响下形成的观念，指的是受当代商品经济和大众传媒影响甚至操控的文化现象，表现为普遍地追逐偶像和流行时尚、非理性的盲从倾向和他人引导性格等特点。这种“大众”有一点近乎群氓的意思。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传入中国后，他的关于拉伯雷和狂欢节文化的理论中又使中国学者注意到了另一种大众文化观念，这就是与正统文化相悖离、往往以嘲谑反讽的方式对正统文化进行颠覆破坏的“民间文化”。这种巴赫金式的“民间文化”所指称的大众则像是一群充满生命活力和破坏性的小丑。如果认为这几种相去甚远的“大众”观念表现的是同一种社会文化身份，显然是太不可思议了。从“精英”、“大众”这些概念的暧昧混乱的含义中可以看出，用传统的简化的二元对立结构来分析今天的文学的社会意义是越来越不合适了。事实上，从王朔的小说、电视剧到冯小刚的电影，其中表达的社会观念不仅不再是传统的正确/错误、先进/落后之类二元对立模式，而且也无法用三元结构来解释。有些批评家曾注意到这些作品有一种“反智”倾向，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