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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 唐艳芳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文化过载的认知原理的基础上,探讨了处理文化过载问题的两种策略,即 “求同”与“存异”,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看法。文章还论述了译者在文化转换中的地位 与作用,指出译者应充分发挥文化传播者的作用,为跨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文化过载; 认知原理; 求同; 存异11 概 述 当代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1990 年,巴斯内特( S. Bassnett )与勒菲弗尔(A. Lefevere) 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 , History ,
2、and Cul t ure) 一书中,首次正式指出了翻泽研究的“文化转向”(cul2tural turn) 。此后,二人 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Const ructing Cul t ures : Essays on L iter2ary Translation) 一书中又指出,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文化互动(cultural interaction) 的研究, 巴氏 (2001 :136) 还出翻译研究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t ranslation turn) 。 无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还是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都表明研究翻译必然涉及文化,而研究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又决不
3、能忽视翻译的作用。对于前者而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 理好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即文化“过载”问题。21 文化过载的认知原理“过载”(overload) 一词借自信息论,原指信息传输过程中由于基本概念模式、基本意识 形态、误导性概念、过时的科学理论以及短期的实用主义态度等原因导致的信息量超过接 收者接收限度的过剩现象( Hjorland 1996 : 53) 。Ingwersen (1996 :83) 转引 Belkin 的观点认 为,信息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促进人类信息生成者与使用者之间所期信息的有效传播” (facilitating the effective com2munica
4、tion of desired information between human generator and human user) 。所谓“有效传播”,即重视信息传输的效应(effectiveness) ,这与信 息概念的焦点问题,即“降低接收者的认知不确定性”( Ingwersen 1996 : 89) 是一致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交际的目标与信息论关注的问题有着某种共通性,因为文化交流的目的是 通过在目的文化中消减信息接收者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来达到的。现实的问题是,由于不同民 族在认知模式(按以上“过载”的定义,应属基本意识形态范畴) 上的差别,导致了跨文化交际 中的文化过载,认知
5、模式的差别愈大则过载愈甚。Ingwersen (1996 :97) 在其认知交际系统中 引进了“问题空间”(problemspace) 这一术语,作为“知识状态”(state of knowl2edge) 与“不确定 状态”( state of uncertainty) 之间的过渡环节,如图 1 所示:该图表明,信息接收者的知识状态与 认知上的问题空间可相互转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接收者认识到自身知识水准(status of knowledge) 上的欠缺,为避免认知方面的不利转化,可能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弥补;但若个体无 力使问题空间得到合理填补,则其认知思维就可能以“不确定状态”告终,造成信息
6、的过载及传 播失败。按照 Ingw2ersen 的说法,消减这种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有两个办法:一是从信息本身 出发,通过信息与周围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即利用恰当的信息恢复系统information ret rieval system) 寻找途径;二是借助接收者知识状态的转换来解决,亦即通过提高接收者的知识水准,越 过问题空间和不确定状态,51 2002 年第 6 期总第 76 期外语研究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2002 , 6Serial 76 直接获得信息。但在跨文化交际中,后一种办法较难把握,因为目的文化接收者的知识水准往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因而难
7、以直接领会源文化的全部信息。而且,由于同样 的原因,跨文化信息接收者的问题空间比同一文化内部信息接收者的问题空间可能更难填补, 因而也更容易导致不确定状态的出现,造成交际过程中的文化信息过载。文化过载的这一认 知交际模式所揭示的问题空间导致不确定状态的过程,与王东风(1997) 所谓的文化缺( cultural default ) 导致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 的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后者主要是以语 言层面的连贯性(coherence) 为切入点,探讨文化缺省对接收者理解话语所必须的语 义连贯( semantic coherence) 和情境连贯( situa2tional
8、 coherence) 造成的影响(王东风,1997 :56)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缺省不仅仅破坏了目的语的连贯性,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 目的文化信息接收者认知系统的阻滞, 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信息过载。这种过载现 象在认知上则表现为文化误读(cultural misreading) 与文化隔膜(cul2tural est rangement) 。事 实上,该两种现象也是文化过载的主要成因和必然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图 2 :可以看到,文化过载同文化误读、文化隔膜互为因果,关系密切;图中交叉阴影部分显 示后两者间并无清晰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较难区分是哪种现象
9、 导致了文化过载的产生(或文化过载表现为哪种形式) 。举例来说:我国东部某市有一家“龙 东”大酒店,店招取“龙在东方”之意,因“龙”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象征,有很高的文化地位“, 东”则由于我国特定的地理位置(东临大洋) 以及由此形成的气候特点(东风带来降水,成为春 天与希望的象征) 而被赋予了文化意韵,在四个方位中也最为中国人所喜爱。这一名称满足 中国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应是成功的。然而也正由于这两个字浓 缩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信息过载。其英译名“Long Dong”不但丢弃了原 名的文化形象,使英语读者失去了一次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直接造成了文化隔膜
10、,而且还因 为语言上的巧合(“dong”在美国俚语中意为男性生殖器) 而导致后者认知上的误读。所以,文 化误读与文化隔膜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彼此相连,难以分割,同时又与文化过载现象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是翻译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因素。31 求同与存异相反相成的文化移译策 略如上所述,文化误读与文化隔膜既是文化过载的结果,又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解决 文化过载的问题,首先必须消除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障碍。具体策略方面,译界在近年来 的争鸣中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为归化(domestication) , 亦即“求同”; 其二为异化 (foreignization) ,亦即“存异”。前者指翻
11、译过程中以目的语文化代替源语文化,在目的语读者 心目中求得通顺和“喜闻乐见”的效果(许崇信 1994 :391) ;后者则是力图向目的语输入源语文 化,刻意让读者接触并最终接受源语的文化形象和表现手法。归化的翻译思想始于十七世纪 的英国(郭建中 2000a :51) ,在西方译坛曾经并且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翻译家和译论家,包 括远的如德莱顿(J . Dryden) 和泰特勒(A. F. Tytler) 、近的像楚科夫斯基( K. I. Chukovsky) 和奈达( E. A. Nida)等人,都持这种通顺的翻译观。比如楚科夫斯基就认为,译文应通顺、流 畅、地道,避免带有外国腔,避免模仿、
12、套用原作语言结构,使译文佶屈聱牙(廖七一 2000 :15) 。长期以来这种尽力迎合目的语读者喜好的做法使得“通顺”的翻译观在译界根深蒂固。在 我国,归化的主张和翻译实践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以文学翻译为例,自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百年间,除五四运动前后兴盛的“欧化”译风外,基本上以归化为主(孙致礼 2002)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处在跨文化交流初始阶段的目的语受众 ,客观上很 难冲破自身单一文化的樊篱,因而主观上就会不自觉地坚持文化“本体论”思想,曲意求同,对 所有泊来品一概拒之门外(关世杰 1995 :95) 。无可否认,归化的翻译策略在早期的跨文化交
13、际活动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向目的语输入了全新的内容,开阔了目的语读者的视野,为 文化间的进一步交流创造了契机,也为异化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提供了准备条件。但是,随着文 化间交流的深入,归化的做法必然会显出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因为读者的知识面扩大以后, 就会产生直接了解异域文化内涵的兴趣和需求,而“求同”的翻译恰恰阻碍了这种文化间的直 接交流,它弃源语文化于不顾,客观上反而会造成“对原文语义的截流”(司显柱 2000 :75) ,导致文化过载的产生。相比较而言,“存异”的处理方法就更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异化 的翻译思想兴起于十九世纪初的德国,以施莱尔马赫( F. Schleier2mac
14、her) 为其倡导者,认为 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郭建中 2000a :51) 。事实上,类似的翻译观早在我国古代 佛经翻译者的言论中就有所体现,如唐代翻译家玄奘在其“五不翻”原则中有一条“无此故”,指 出梵文里的“阎浮”树为中夏所无,故不能译(马祖毅 1998 :66)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译者 对源语语言和文化的尊重。鲁迅是五四时期提倡欧化译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翻译的过 程就是向目的语输入异域文化的过程“, 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张经浩 1996 :5) 鲁迅和瞿秋白等人的异化思想和翻译实践在当时的白话文运动中,无疑对规范汉语 语言和丰富汉语文化起到了先驱
15、者的作用。许崇信教授(1994 :391) 也指出,翻译时对外来文 化的处理应如镜子般反映原型,以此代彼的做法,最终只会妨碍交流;他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 是对异域历 史和民族感情的一种尊重,归根结底也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读者的尊重。美国解构主义翻 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韦努蒂(L. Venuti) 提出“抵抗”(resistancy) 式的翻译策略,其目的不是在 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些差异(郭建中 2000b :186) 。这是对 传统的通顺翻译观(按韦努蒂的说法,是文化殖民主义翻译观) 的挑战。而究其实,韦氏所反 对的就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他要“抵抗”的,也正是目的语文化
16、的种族中心主义。求同与存异孰 优孰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对比说明: 1) Mr. Chairman ,to be frank with you ,I think itis high time that the protagonists on this question in the Committee should ,not call a spade a silver spoon. We cannot be fed with such a spoon any longer ,having lived with this question for so many years in this committee. (联合国翻译论文 集) 译文 A :主席先生,我想要坦诚地告诉你,现在是本委员会主持这一问题讨论的领导人不要再 不据实而言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来本委员会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听命于他人 了。 译文 B :主席先生,坦
